為什麼白居易在日本被捧得最高

壹讀精選

白居易是一代文豪，不過在唐代文學史上，他的地位還是不能超過李白與杜甫，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還是以負面形象出現。

然而在日本，白居易的地位卻是首屈一指，遠非李、杜所能比擬。在平安朝，「文集」一詞，甚至可以作為《白氏文集》的專有名詞來使用；現今已普遍對古人直呼其名，而日本人卻還稱白居易為「白樂天」，稱字不稱名，在洛陽白居易墓，日文的獻碑甚至比中文的都多，碑文竟將白居易譽為「日本文化的恩人」。

白居易為什麼在日本有這麼高的地位？

很多人都說，這是因為白居易的詩語言簡單，日本人容易讀懂。然而這樣的回答，卻顯得有些太瞧不起日本人的漢文水平了：日本人能將典故繁多的《文選》用得得心應手，怎麼可能只因簡單易懂就尊白居易為第一？

箇中原因，在於一系列歷史的巧合。

接下來你將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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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選」中白居易的幾個巧合。

● 李、杜詩經典化遲滯，不夠流行。

● 白居易幫日本人建立了審美好尚。

幾個巧合

白居易的文集最早傳入日本是在公元838年，據《日本文德天皇實錄》記載，當時的日本太宰少貳藤原岳守「撿校大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悅。授從五位上」①。這一年是唐文宗開成三年，白居易時年67歲，住在洛陽。

白居易生前，其文集能夠流行於日本，這在印刷術尚未普及、文學傳播十分不便的中唐，非同尋常。相較之下，早他六七十年的李、杜，其文集傳入日本卻比白居易的晚了一百多年。②

洛陽白居易墓日本人所立紀念碑。

當時被引入日本的，為什麼會是白居易的文集？

日本處於平安時代，致力於引進唐朝文化，他們派遣唐使，到大唐搜集中國第一流的著作，又利用商船夾帶吸收中國典籍，遣唐使和商人遂成為文化傳播的使者。

遣唐使雖然是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但到了大唐，要面臨因為「外國人」身份而帶來的諸多不便，對中國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他們很難通過細緻閱讀文本來給出判斷，而只能依其流行程度而定；商人更不會關心深層的文學價值，唯以流行度為進貨準則。

就流行度而言，九世紀中國的流行文壇，是屬於白居易的。

早在元和十年（815年），44歲的白居易就在《與元九書》中談到了自己作品的流行：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

會昌六年（846）唐宣宗為白居易作悼詩稱：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對日本人來說，譽滿天下的白居易，自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故而引進他的詩作迫在眉睫，且不滿足於那些零星的單篇作品和單行小集，而是追求全集。838年所派遣唐使，肩負的重任之一就是搜集白居易的全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白氏文集古抄殘卷》。

巧的是，白居易是中國詩人中少有的重視整理文集之人，會昌五年（845年），他為文集作序云：

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朗，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③

故而，他的全集並不難搜尋，《白氏文集》很快被抄寫到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到晚唐和北宋，正當日本人對白居易作品不斷吸收和消化之時，中國文壇卻出現變局，嚴肅文學嚴厲批判流行文學，杜牧譏白居易云：

「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

而蘇軾更為簡潔，一句「元輕白俗」，令白居易的地位降格。

更巧的是，由於894年平安朝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建議廢除遣唐使，838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後一屆，此後日本不像以前那麼大規模成系統地吸收中國文化，白居易的作品好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島，避免了中國文壇思想變遷帶來的衝擊，一直保留著9世紀上半期的鼎盛地位。

李、杜不顯

作為白居易的前輩，中國詩壇並佇的雙峰——李、杜為什麼沒有在日本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文集的流傳。

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樣注重結集，且晚年偏偏趕上安史之亂，戰亂對文學傳播的影響巨大，寶應元年（762），李陽冰為李白作《草堂集序》云：

「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大曆中（766～）樊晃為杜甫集作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所知。」

文集傳播受阻，大為延遲了李、杜詩的經典化。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恐怕也難與白居易相敵。杜甫生前名聲不顯，而生前名聲顯赫的李白，其作品被經典化也有一個很長的過程。今人選唐詩，李白的詩幾乎必選。而在唐人那兒卻沒這麼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詩人作品的《國秀集》（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篋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沒有李白的詩。

直至白居易時代，李、杜都還未被經典化。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正是白居易書判拔萃科登第的後一年），日僧空海隨遣唐使入唐，遍搜唐人文集，歸國撰有《文鏡秘府論》，這部反映了9世紀初唐人文學觀的著作，竟仍沒給李、杜留有特別的位置。

李、杜詩的經典化，肇始於元稹、白居易的大力提倡，直到北宋才宣告完成。在白居易時代，李、杜還需借白居易擴大影響，其影響力顯然不能與後者同日而語，甚至到晚唐五代，《舊唐書》關於李、杜、白的傳記里，李、杜只是《文苑傳》中的匆匆過客，白居易才被視為詩人中的翹楚：

「若品調律度，揚確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④」

所以，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時代之前就把李、杜當做第一流的詩人引入，並非其眼光獨特，而是受限於文集之流傳。況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即便中國也還沒開始以李、杜為尊，日本人更不可能領先中國人的理解，提前賦予李、杜崇高地位。

審美好尚

有人認為，崇尚「物哀」、情感細膩的日本人和白居易閑適傷感詩極為貼合，所以日本人特別喜愛白居易。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不然，論者顛倒了二者發生影響的時間邏輯。

譬如，表現「物哀」的代表作當首推《源氏物語》，而該書作者紫式部卻是白居易的忠實讀者，其中隨處可見白居易詩的化用。

再往前，「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倡導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然而「國風」又是怎樣的風格呢？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為榮」。⑤

到了近代，作家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詞中，曾用「雪月花」來概括日本文學的傳統美。而這濃縮了日本人獨特審美情調的「雪月花」，也正是出自白居易的《寄殷協律》：「琴詩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

於是，與其說日本人獨特的審美好尚令其更容易接受白居易的詩歌，不如說他們的審美好尚正是在白居易的幫助之下建立起來的。

日本電影《源氏物語 千年の謎》劇照，劇中人所讀為《白氏文集》。

日本人為何會與白居易有著如此高的契合度？

白居易集傳入日本，正值平安朝中期。天皇權勢衰微，外戚藤原家掌權。律令制度漸漸失效，貴族們地位的升降完全取決於與藤原家的親疏。對貴族來說，政治理想不復存在，進取心大為減弱，宴飲行樂成為日常。加之當時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頻發，正契合了佛教所宣揚的「末法降臨」，貴族們厭世情緒高漲，焦躁不安。

這一時期的日本貴族社會，簡直是白居易生活的中晚唐時代的一面鏡子。

白居易晚年，朝中牛李黨爭愈演愈烈；又歷甘露事變，宦官權勢通天；更不用說朝堂之外的藩鎮林立，大唐漸漸病入膏肓，士人們卻無可奈何。面對這種棘手的社會形勢，傳統的儒家思想無用武之地。優遊於儒佛之間的白居易選擇「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盪，城東有春園。

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這種思想，雖無益於民、無補於世，但能夠慰藉焦躁的貴族們的內心，與白居易面臨著類似困局的貴族們，在中國第一流詩人的感召之下，得到了一條可走之路，自然望風而靡。

注釋

①黑板勝美編，《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弘文館1977版，第21頁

②渡邊優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接受情況》，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頁

③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 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第3916頁

④[後晉]劉昫等，《舊唐書·白居易傳》，中華書局2000版，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⑤那波本白氏文集後序，轉引自武田信昭《淺談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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