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謠言如何催生一場歷史性的革命

都知道，武昌起義的參與者不全是革命黨人，湖北新軍才是這段偉大歷史的締造者。當時正值保路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湖北新軍內部謠言四起，而政府的處決行為讓這種新軍的恐懼達到了巔峰，他們意識到，等著被捕被殺不如扛起槍鬧革命。所以，事實上，是不切實際的謠言催生了武昌起義。

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眾過了一個冷冷清清的中秋節。此前，武漢三鎮風傳革命黨人即將舉事，像13-14世紀的漢人那樣，秘密聯合起來準備「中秋節殺韃子」。

省城市面蕭條。「食品漲價，銀元兌價上漲，七十五兩銀子換一百銀元，有時關平銀一百兩換一百四十六元左右。豬肉這幾天以內就要漲到三百文制錢一斤了。」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在10月5日寫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件中說。

製造炸藥的人

此時，正逢四川「保路運動」風起雲湧。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內閣」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全國各地商辦鐵路將逐步收歸國有。六月，湖北省諮議局召開千人大會，反對清朝政府的鐵路國有。激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書：「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有國存，存路救國」。年初才創刊的《大江報》亦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呼喚「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甲午戰爭以後，十幾年來社會精英對新中國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看起來不可避免。

這年7月20日，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將湖北陸軍十六協三十一標、三十二標開往四川，鎮壓四川保路風潮。如此，武漢守備空虛，人們藉著慶賀中秋，傳播著城內將要發生大變，謠言越傳愈盛。對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裝打扮，或者剪掉辮子之人，人們投之以懷疑的目光。

《漢口中西報》稱，擔驚受怕的武漢市民們害怕自己僅有的一些家產毀於戰火，紛紛把傢具器物搬遷到了鄉間。

政府亦如臨大敵。湖廣總督瑞澂命令從閏六月（7月26日）開始，武漢刀店須取得營業執照，還需同行具保。刀店售賣的刀具要刻明牌號。凡是購買五把刀以上的顧客，須登記姓名住址。瑞澂還命令各兵營提前一天慶賀中秋節，以防止士兵們在預定的起義日期離開營地。

此時，武漢有二十多個革命團體，其中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湖北新軍中積極發展會員，一萬七千多名新軍中，竟有三分之一成為革命黨人或革命同情者。「孫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們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時間，士兵們膽怯了，他們渴望起義反抗滿清，但不願明確承諾在確定的時間參加革命。我們多次舉行秘密會議，最後認為去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的惟一辦法是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參加就會被炸死。」一年後，成為湖北軍政府總監察的革命黨人劉公回憶說。這兩個激進的革命團體，在武昌開了多家旅社，作為聯絡點，在漢口租了密室，製造舉事所需的炸藥和旗幟。

中秋節總算過去了，革命黨人並未如傳言般舉事，儘管新的傳言說革命黨人還是要在十幾天後起事，但武漢總算是喘了口氣。

突然，一顆炸彈在城內爆炸了，武昌城內的空氣再度繃緊，猶如拉滿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點左右，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弄堂里，伴隨著巨大的爆炸聲，突然冒出滾滾濃煙。據日本三菱商社漢口支店的職員內田顧一在當天日記里記載，鄰居看到三個中國人正在點火，燃燒一些箱子。此前關於革命黨舉事的傳言，使得鄰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飛報警察局。於是革命黨的地下工廠被發現了。

這起爆炸事件可謂非常偶然，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劉公的弟弟劉同從外面進到屋裡，在一邊觀看共進會領導人孫武配置炸藥，邊看邊抽煙，無意中落下一點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孫武的臉部燒傷。據學者朱純超、蔡樹暉在《寶善里機關炸彈史實考》一文中考證，爆炸現場唯有孫武一人受傷，而當時炸藥威力頗大，牆壁燒毀，連隔壁的房子也劇烈震動，為何劉同卻沒有受傷？共進會秘書長謝石欽也在場，他事後回憶，孫武用瓷匙和炸藥，由於用力過大，激發火花，引致爆炸。孫武在手稿里也說是自己調葯過急引發轟燃。

「剪辮者死」

孫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開設的同仁醫院救治，俄國租界巡捕逮捕了劉同等三人。最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黨起義宣言、告示、旗幟、印信和地方革命黨人名冊。

革命黨面臨著一個抉擇。孫武等人猜想名冊被租界巡捕搜去後，一定馬上交給政府，政府很可能會按照繳獲的花名冊捉拿革命黨人。上了名單的革命黨人約有二百多人。而文學社的領袖蔣翊武恰好於此日回到武昌。他帶來同盟會黃興的建議，將起義推遲到十一月。但那顆爆炸了的炸彈讓大部分革命黨人極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點，蔣翊武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發布起義命令，派人分送各新軍標營，定在午夜12點，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革命黨人一齊舉事。不過，送信的革命黨人到達南湖炮隊的時候，士兵們早已就寢，信號炮從未發出。 　　此時，一則內容為「清政府正在捕殺革命黨人」的謠言，已經在新軍中流傳。事實上，從現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證明，瑞澂選擇了一種較低調的處理。警察並未按照花名冊大規模搜捕革命黨，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團的集會地點。蔣翊武和其他人剛開過會的武昌機關部也不能倖免，劉復基等三人被捕。

對劉復基、彭楚藩和楊洪勝三個革命黨人的處理很能說明瑞澂的心態：他不想擴大事態。儘管指揮巡防營的首領滿人鐵忠主張全面清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但當其他新軍軍官建議毀掉花名冊，避免激發更大的衝突時，瑞澂採納了這個建議。這天晚上，瑞澂和鐵忠，武昌知府雙壽在督署連夜會審被捕的三位革命黨人。經過簡短的嚴刑逼供，黎明時他們就被處決。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順藤摸瓜，進而將革命黨人趕盡殺絕，應該繼續審問，套取更多的黨人口供。

10月10日在大風之中迎來了黎明。前一天發生的事並沒有泄密，外國的通訊社和報刊記者都沒有到現場採訪。然而，市面上和軍中已經盛傳，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這個謠言，因為被處決的三位革命黨都剪掉辮子而顯得頗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標排長張廷輔也沒有長辮（他的家便是武昌機關部），這更增加了謠言的真實性。

「捕殺漢兵」

在大風中飛播的謠言，刺激著新軍中剪去髮辮的漢族士兵。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在這年年初的剪辮風潮中剪掉了腦袋後面的那個象徵物。儘管瑞澂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機關部，關閉城門，取消士兵請假制度，以避免革命黨人互通聲氣，但是10日凌晨的處決行為，加深了在變亂時刻的恐怖氣氛。政府將繼續殺人，恐怕已經成了一種共識。一種可能遭遇大規模報復的恐懼情緒在新軍中蔓延，甚至謠傳說官員們正在編製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並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

10日這天，瑞澂電奏朝廷，武昌已經不動聲色地拿獲了「革匪」三十二人，成功地把一場禍亂消弭於無形。他的報告獲得了北京的表彰。毫無疑問，瑞澂對自己的報告也拿不準，武昌、漢口並不安謐。但出於帝國官員一貫的報喜不報憂的心態，他還是彙報說此案破獲尚早，地方並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預料到時局的發展已經不可收拾。前一天《漢口中西報》「本省紀聞」中呼籲：「此時必要之計，應在息謠言以鎮人心，免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瑞澂和革命黨人打的是一場攻心戰。

事實上，在辛亥年，人心是個關鍵詞。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產，已經到了絕峭之境──激發了中國傳統的「天命」預言。天命可是中國人精神成分中都攜帶的命運定律，它有一種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喚起人們的激情，忘記恐懼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腦袋」的事情。

此時，革命黨也在一片混亂之中，孫武在醫院養傷，蔣翊武為躲避搜捕逃竄，劉公藏匿漢口。文學社約定午後以吹出操號為信，武裝發難；孰料，當局偵知之後命令各營不準發號。舉事計劃再次流產。

一天之內，革命黨人兩次舉事計劃失敗，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會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經陷入了一種謠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還是無罪，漢族士兵都害怕自己會在大清洗中丟掉性命，意識到投入叛亂比丟掉性命更合算。

於是，一則謠言經過奇妙曲解簡化之後，進入新軍士兵們的大腦，然後演化為行動。黃昏時刻，當工程第八營一個排長查哨時，發現有兩人攜帶武器，雙方發生了爭執，當他指責那兩人要「造反」時，造反真的發生了。企圖彈壓的軍官都被擊斃或打傷，此時，共進會員熊秉坤放槍為號，集合部隊，前去佔領楚望台軍械庫。嘩變的官兵們紛紛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隊二十九標和三十標、城北的二十一協混成協工程營和輜重營響應起事，湧入城內。

這天，立憲派人士張謇正好到湖北籌辦大維紗廠。這位著名的實業家和新成立的「憲友會」（會員有梁啟超、孫洪伊、譚延闓、湯化龍等人）是舊精英、新紳士。他們希望擴大政府民眾支持的基礎。「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讓他們感到被清廷出賣了。張謇公開說，這個國家正在土崩瓦解。

談完生意的張謇乘船東下。長天盡於低野，濁流滾滾，激起一江浪頭，船行江中，猶如枯葉在空中飛舞，只見遠處武昌城內火光衝天。

黎明時分，革命軍攻入督署，瑞澂從後牆挖洞逃走，在張彪護送下逃到軍艦上。革命軍宣告武昌光復。上午，革命黨人尋到了黎元洪，擁他到楚望台，然後至諮議局，成立湖北軍政府。有人認為：「黎元洪的被選定，不僅僅是革命隊伍內部繼續分裂的產物，它也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參加起義的士兵，並不全部是革命黨人。有許多是在十月十日謠言四起的氣氛中捲入兵變的。因為，參加兵變，似乎是最安全、最機靈可行的一著。這些兵士，對革命領袖並無忠誠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認識的軍官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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