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最新 09-25

文 | 陳留（作家、學者）

2016年春，我客居北京四十餘天，期間參與了一個書法公益項目的策劃，對於中國書法的舉揚與沒落做過一番系統的鑽研。這幾篇文章，便是寫於那時候。就書法審美而言，我的骨子裡是守持傳統的，絲毫不能接受所謂的「現代書法」，更不能接受一竅不通的「江湖書法」。我認為，要學好書法，必須從傳統入手，學好傳統，是寫一手好字的必經之路。從本期開始，我將藉助「九德最好」這一公眾平台，陸續推出這幾篇文章，聊聊中國書法與文化，歡迎大家指正批評。

中國書法史中記載了很多關於書法教育的史實，如顏惟貞「幼與兄同依舅氏殷仲容，蒙教筆法」；衛瓘「采張芝取父書參之」；王羲之「五六歲學父書」；歐陽通「少孤，母徐教以父書」；虞世南的外甥陸柬之「少學舅氏書，多作行字，臨寫逼真」；陸彥遠「傳父書，書法以傳張旭」；米友仁「其文詞書畫深得家法」；趙孟頫之子趙雍「真行草得乃父家法」。從這些文獻中，不難看到一個共象：家學對一個人成為書法家影響巨大。

順著這個邏輯再去探究，就會發現更為有趣的事情：歷代書法家中有很多人都是世代傳承，比如東漢的蔡邕、蔡琰父女；曹魏的衛覬、衛瓘、衛恆祖孫三代；東晉到南朝的琅琊王氏：王導、王洽、王羲之、王獻之、王僧虔、王磁、王志、智永等；唐代的歐陽詢、歐陽通父子，陸柬之、陸彥遠父子，顏惟貞、顏真卿父子；宋代的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米芾、米友仁父子；元代的趙孟堅、趙孟頫、趙雍兄弟父子；明代的文徵明、文彭父子，對於書法的繼承，他們或是父女兄弟關係，或是父子祖孫數代傳承。為什麼會形成如此獨特的文化景觀？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書法教育在家庭內部的延續和承傳。

再以晚清名臣曾國藩為例，他似乎將書法擺到了更為特殊的位置。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寫道：「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常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蓄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由此，曾國藩甚至不厭其煩地談論了書法學習中執筆的方法、攻習書體要專精、師法取徑等問題，如「爾所臨隸書《孔廟碑》，筆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無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為之，間架必大進」等，都顯示出他對後輩書法教育的高度重視。

曾國藩行楷七言聯

古人為何在家庭教育中如此看重書法？因為「寫字是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的一個重要而又基本的行為，須臾不可離」，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書法有重要的人格塑造和社會教化等功能，故而長輩對晚輩的書法教育非常關注。在古代，書法水平常常被看做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神採風度，或者一個家庭、家族文化蘊涵的標誌，對弟子的書法教育的重視，顯示出長輩承續家族文脈的努力。因此，在個人才能培養和家庭、家族文化建設這兩方面，書法一般很受重視。」

另一方面，古人也意識到，在家庭教育中重視書法傳承，還會給子嗣後輩帶來切實的好處。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早年學書時，曾遇到一位智叟，柳向其請教學書的法門，智叟告訴其一個廿字秘訣：「寫盡八缸水，硯染澇池黑。博取百家長，始得龍鳳飛。」前兩句意思是說要學好書法，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後兩句是說學好了書法，就可以攀龍附鳳，飛黃騰達了。

柳公權《紫絲靸帖》局部

智叟所說的「始得龍鳳飛」並不是一個虛幻的夢想，而是有所依據的。史書記載，唐代科舉制度中很早就設立了書科，由吏部以書定選，分辨優劣，同時在翰林院還設立了侍書學士、國子監設立書學博士，最終促成了全社會「人競學書」的風氣。這或許是促使柳公權想將書法學好的根本原因。到了宋代，由官方主導的以書取人、書法教育制度更加完善，並詳細規定了國中士子習書的內容：「學生習篆者，蟲魚、古今大小二篆，習隸者習羲、獻、歐、虞、顏、柳真行;習草者習章草、張芝;兼習諸家者聽。諸書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筆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為上；或方而有圓，或圓而有方，或瘠而不怯，或肥而不濁，若得一體者為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瘠，仿古人得其筆畫而不得其均齊，可觀者為下。」到了明清兩代，伴隨著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逐漸形成了台閣體、翰苑體，人相學書除了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外，還直接關係到讀書人的錦繡前程。《清稗類鈔》中曾有這樣一則故事：「光緒中葉，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能速。殿試日，已薄暮矣，猶有一行半未畢，目力不復辨。正惶急間，適監場某貝勒至，悅其字體婉美，竟旁立，然吸煙所燃之紙煤照之。屢盡，屢易其紙煤，且屢安慰之，謂：『姑徐徐，勿亟也。』迨竣事而紙煤亦罄矣。殿撰感恩知己，臚唱後，以座師禮謁之。」

因為字寫得好備受賞識，並非只有上述「某修撰」一例，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人以寫出一手好字而飛黃騰達，據《北齊書·張景仁傳》記載，張景仁出身貧寒之家，其妻子也是平常人家，在講究門第姻親的時代風俗中，張景仁沒有任何優勢，但卻「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因此被選為「內書生」（內書生，官名，主要在宮廷內負責文書抄寫工作），此後一路亨通，官至「開府、侍中、封王」，「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最終進入貴族行列。史書評價其「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如果說字寫得好成就了柳公權這樣的大書法家，以及「某修撰」、張景仁這樣的「能吏」，則書法的意義還是狹隘了一些，因為他們代表的是精英階層，而民間社會的情況又是怎樣呢？以王羲之的《十七帖》為例，它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日常小簡、信札、便條」，記述的內容也是「家庭瑣事，戚友碎語」（錢鍾書語），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直觀地看出，遠在東晉那個時代，書法已經被「平常化」了，而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王羲之《喪亂貼》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