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復旦教授鍾揚倒在了尋找種子的路上，他曾在這部紀錄片里說：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最新 09-26

今天凌晨，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教授在鄂爾多斯遭遇車禍，不幸離世。

鍾揚教授簡歷

197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1984年畢業於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獲無線電電子學工學學士

留學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獲生物系統科學博士

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歷任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2)、研究員(1996)、副所長(1997)

1992-1998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學合作研究4年

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上海生物信息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北京大學理論生物學中心教授、西藏大學教授等

兼任中國生物物理學會生物信息學與理論生物物理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植物學會系統與進化植物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劃特聘教授（西藏大學），曾獲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是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曾任西藏大學校長助理

十幾年間

鍾揚教授帶領學生

走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

收集可能上百年後

對人類有用的植物種子

曾經有一部微電影《播種未來》

紀錄了鍾揚教授的艱辛科研之路

鍾揚教授說：

不是傑出者才做夢，

而是善夢者才傑出！

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這位偉大「善夢者」的一生

從復旦到「世界最高學府」

從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科學院植物所研究開始，鍾揚就和「有靈萬物」結下不解之緣。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到從武漢再到復旦大學工作，學術中心圍繞生物多樣性展開。

在西藏漫長的科考道路上，他漸漸意識到，這裡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從2010年開始，鍾揚自願申請了第六批、第七批援藏，他想尋找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盤點、收集植物種子就是考驗科學家的耐心和毅力。光樣本一項，一年就至少要收集 600 個，而且每一個樣本都要收集 5000 顆種子，不同的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於 50 公里。簡單估算，十三年間，他已走了超過四十萬公里的路程。僅2016一年，他坐了157次飛機，38天凌晨才抵達機場航站樓。

正是在這樣的堅毅之下，他為世界上離太陽最近的大學西藏大學，申請到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引入了具備國外學習和研究工作經歷的資深導師，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地區基金)4 項，在國際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近 10 篇。學科梯隊也兩次獲教育部創新團隊支持。

這些年，他培養出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為西藏大學培養的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如今已成為了教授。他為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幫助西藏建立起的科研「地方隊」。

「我從復旦大學到西藏大學以後，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招生量在逐年地減少。因為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我一般在西藏培養學生。

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畢業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我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是他們不一定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種子，或者像這樣高勞動強度的、低回報的工作真的有那麼大幫助。但是在西藏，我培養的藏族博士，他們畢業以後，至少這五個裡面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都在西藏工作。」

在西藏大學的經歷，被鍾揚笑稱為「在世界最高學府當老師。」

西藏的晝夜溫差最大可以達到40攝氏度，但是在鍾揚看來，高原再高，晝夜溫差再大，艱難險阻都無法妨礙他為教育理想之峰的攀越，因為有毅力，就有了向前的動力。

為了採樣，每年至少走三萬公里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盤點、收集植物種子就是考驗科學家的耐心和毅力。光樣本一項，一年就至少要收集 600 個，而且每一個樣本都要收集 5000 顆種子，不同的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於 50 公里。簡單估算，十三年間，鍾教授帶著學生已走了超過四十萬公里的路程。

上山下水，採種子的路上經常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狀況：過敏，跌打損傷，高原反應...高原反應有十幾種，鍾教授說，在過去的十三年間，自己每一年都會碰上那麼一兩種。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高原反應，我們就怕了是吧？科學研究嘛，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

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地里，鍾揚和他的團隊發現了一片香柏林。在復旦大學藥學院，這些香柏被提取出抗癌成分，並得到國際權威認證。

還有一段難忘的回憶，多年前，他和學生扎西在做科研調查，臨近傍晚，遇到幾個陌生人，因為車沒油開不動，扎西毫不猶豫地下車幫忙，鍾揚用隨身攜帶的吸氧管依照虹吸原理，分享了寶貴的採樣車裡的汽油。扎西當時說的話令鍾揚終生難忘：「如果不給油，那他們今晚就可能死在這個地方了」。

所謂的極端環境，就是西藏晝夜橫跨40度的溫差，高原植物尚且難以忍受，何況是從平原來的人？但為了理想，鍾揚和他的同伴們堅持了下來，「當我們所有援藏的人在一起聊心事，你會感受到由衷的激情和不做假的真心」。

如今已年過半百的他寄語年輕人，珍惜35、45、55這幾個不同的年齡段。35歲看到了社會百態，45歲打好事業的牢固基底，55歲開始體悟對人對事的從容不迫。如今，他還每兩周一次到中小學為學生們上批判性思維課，並定期為自然博物館公益講堂授課。

鍾揚在「一席」的講座現場

「人生沒有絕對，不必等到臨終才來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個年齡段該乾的事都幹了，就能不負你的人生」，這種「適時而為」是他深刻的體悟。「珍惜自己的崗位和狀態，是走向更高更遠前程的重要因素。珍惜現有的環境和當下的體驗，不把自我發展寄託於別人，不論終點落於何處，都能有精彩的收穫。」

在西藏的十三年，鍾揚主要做了三件事：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它們可以儲存上百年；培養出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為西藏大學培養的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如今已成為了教授；為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幫助西藏建立起的科研「地方隊」。

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雖然長年在青藏高原工作，但鍾揚還是心繫上海，他說，要為上海乾一件大事。

作為一名植物學家，鍾揚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上海的海濱「光禿禿」的呢？鍾揚說，儘管位於東海之濱，上海很少被人以「海濱城市」來描繪，「因為上海的海邊，沒有美麗的沙灘，也沒有茂密的紅樹林。」

紅樹是最適合海濱生長的植物，在高鹽分環境中，含有豐富單寧酸的紅樹可以吸收鹽分，並在受到氧化時發紅。紅樹林則是世界上最富多樣性、生產力最高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它不僅為海洋動物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還是各種海鳥覓食棲息、生產繁殖的場所。世界上凡有紅樹林這一濕地系統的地區，往往都是人類最宜居之地。

鍾揚決定試一試，他開始著手申報紅樹林項目，不過，剛開始並沒有得到有關部門支持，連不少業內專家也懷疑：上海的天氣條件，紅樹林能種活嗎？

鍾揚並不放棄這個執念。他在科研論文中查到，上海曾有過紅樹林，二十幾萬年前的化石就是證據。在中科院時，他還了解到原產於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的鳳眼蓮引種到中國並廣泛傳播的過程。植物對環境有強適應性，鍾揚相信，紅樹林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濕地，鍾揚教授在附近培植了十畝紅樹樹苗

從2005年開始，鍾揚和團隊就在臨港的一塊鹽鹼灘涂地上嘗試種植紅樹。其間，紅樹林項目遭遇過無數否定和不可抗的天災。鍾揚的紅樹林試驗田剛剛經營第一年，就遭遇滅頂之災。鍾揚沒有放棄。第二年，新種的紅樹全部活了下來。更驚喜的是，第一年他們以為凍死的紅樹，竟然又「復活」了。鍾揚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人和樹都要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