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暴亂不止,皇帝火速提拔一人,此人提三條建議開創盛世
石琚是金國天眷二年(1139年)的狀元,他精通經史,更精於辭章,毛翰揮灑間,錦繡五彩傾倒眾人。在古代,這樣的人一般會直接被選入翰林院、掌詞章,為皇帝起草文件,做皇帝的貼身秘書。可是,也許是皇帝不在乎他的文采,石琚沒能入翰林,而是走出宮廷,走向遙遠的縣城,擔任知縣。這對狀元公顯然有點兒不公平。
但他知道自己被任命為弘政(今屬遼寧錦州)縣令後,沒有怨言,匹馬嘚嘚,去了關外。然後,他被調回到中原,做了邢台縣令。上司邢台太守是個貪官,他只要金子、銀子,其他什麼尊嚴、良心都扔到九霄雲外。
有這樣的上司,下屬也照樣學樣。這位太守的下屬各縣,每個官員都會榨取民財,個個掘地三尺,得了銀子,都拿去巴結太守,導致這些縣城的百姓苦不堪言。唯有石琚不為所動,一毛錢都沒有搜刮過,更沒有賄賂過太守。
太守想,等著吧,看我給你穿小鞋。所幸的是,太守還沒來得及給石琚穿小鞋,就因貪污事發被抓起來了。他下屬的那些縣令也因行賄而紛紛落馬,陪著太守入獄。唯獨石琚因為為官清廉,改任秀容(今山西忻州)縣令。
石琚不僅文筆好,人格也和文筆一樣,一枝獨秀。在這場攸關仕途的人格大考上,他拔得頭籌。
石琚的清廉如一輪月高懸於政壇,熠熠生輝,讓金國上下交口稱讚,不久就被提拔了。於是,他蹇驢一匹,布衣一襲,進入了朝廷。
是時,金國亂得如同一鍋粥。金熙宗與海陵王的宮廷內鬥無日無之,以致宗室大臣流血遍地,人人難以自安。石琚見此,也徒喚奈何,默默無言。
大亂之世,必會有人出面進行大治。金世宗適時出現了。他的妻子當初為了不讓暴君海陵王玷污而跳水自盡,金世宗也算是亂世的親歷者,充分領略到暴政給人們帶來的無限痛苦。因此,他上台伊始,就開始大力治理國家,為民除弊。他在位近三十年,被史家譽為「小堯舜」,連敵對國南宋的大儒朱熹也不得不誇獎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堯舜也由他」。
金世宗的年號為大定,他在位時期被稱為「大定之治」。大定之治固然是金世宗一手締造的,更離不開一群大臣的輔佐,而石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顆耀眼的明星。
金世宗久聞石琚的大名,登基第二年就提拔石琚為左諫議大夫。這是一個專門負責對皇帝提意見的職位,不是德高行潔者,不是皇帝特別信任的官員,難得此位。何況,石琚是漢人,而當時是金人完顏氏的王朝。由此可見石琚在金世宗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石琚沒有辜負金世宗的信任。他目睹了金國多年來的亂政,對朝政早有想法,上任伊始就提起那支曾奪取過文章魁首的巨筆,龍飛鳳舞,寫了一道奏章,給皇帝提起意見:「正綱紀,明賞罰。近忠直,遠奸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
第一條建議非常重要。當時的金國歷經幾次宮廷政變,金熙宗被海陵王弒殺,海陵王又被部將射殺,朝野亂糟糟的,你方唱罷我登場。若無紀律、不明賞罰,以此下去,金世宗別說治國,性命也堪憂,很可能哪天一不小心也被下屬給滅了。第二條建議也正中時弊:海陵王在位時期,正是由於奸臣在側,才國事日非。
這兩條解決好,國家才可安定,才能走上正常軌道。至於第三條建議,則是為皇帝以後的行為套上韁繩,避免皇帝事業成功就翹起尾巴,變得奢侈驕傲起來。
金世宗看後大加讚賞,捋著鬍鬚接受了建議,把這三條建議當成了大定年間的施政總綱。
善抓事者,提綱挈領,一語中的。就這方面而言,石琚堪稱金國的治國良醫,不用望問聞切,一個單方就能藥到病除。從此,大定之治開始穩步運行。
石琚親手制定了制度,裁定了章程,又自任督察,堅決督促實施。為確保第三條建議能實行到位,他還自告奮勇,擔當起皇帝的監察官,監督起金世宗來。
當時,一處叫天長觀的宮殿失火,被夷為平地。金世宗立馬下詔,讓主管官員修繕。主管官員接到任務就屁顛屁顛地準備大獻殷勤,擴大地勢。要擴大地勢,就必須讓百姓搬遷,就要耗費金銀,干擾百姓生活不說,還要費30萬貫巨款。石琚當時已經升任宰相,聽到消息,他立刻放下公事,趕到現場,要求停工。
蔚州知州為了巴結皇帝,私自決定役使百姓采地蕈,也就是一種蘑菇,準備上貢,千百人整日不停地在地里挖蘑菇。石琚知道後,下發文件,馬上阻止。事後,他又將這事直接上奏金世宗,認為這就是所謂的「不急之需」,今後不能如此。金世宗聽後很慚愧,要求以後再有類似事情,地方官一定得上奏,在宮廷商討,大臣們都覺得行,才可以辦。石琚還因此表揚金世宗說:「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金世宗很謙虛地接受了表揚。
這些制度,正是因為自上而下、監視得力、手段過硬,做到了令行禁止,才得以實施。後世史官評價,金世宗自己勤儉節約,以教育士子庶民,故而大定近三十年都是太平的。而金世宗「躬自儉約」的品質顯然是和石琚的監督分不開的。
上層不擾民,百姓才能安於田園,樂於農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當時,群臣都各司其職,上下相安,百姓家家倉廩充實,刑部每年判決的死刑犯不過17人、20人—這種情況可以和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相提並論了。
石琚治國雖然是按法規行事,但他也能靈活多變,不死守條文。他提出的「正綱紀,明賞罰」是針對國家蠹蟲、貪污腐敗者而言的,至於百姓,他則能根據情況,本著愛護民眾的原則,法外施恩。
金國有一項法令,禁止百姓捕捉狐、兔等野生動物。違反這條法令的人很多,很多被判了徒刑,監獄人滿為患。保護野生動物的出發點是好的,符合環保理念,可對犯罪者處以刑罰則未免太重了。石琚馬上找到金世宗,進言道,為了抓捕野生動物而被關押數年對百姓影響太大,不如改為杖刑,然後釋放。
金世宗聽了,也覺得原來的法令過重了,而杖刑的處罰既不過重,又能起到禁止狩獵的結果,很實用,於是點頭同意。因為石琚的諫言,一次被放出監獄的竟有上千人。
一個時代要政治清明、風氣日新,必須有一批清廉能幹之官。石琚知道這個道理,因此,他經常為國薦才。
金世宗時,女真貴族高居上位,整日渾渾噩噩,喝酒聽歌,不理朝政,朝野大有萬馬齊喑之勢。金世宗急得幾乎腦袋上都起了火癤子,問石琚:古代有很多地位不高但能憂國憂民、直言無忌的臣民,現在怎麼沒了呢?石琚反問,怎麼會沒有呢?幾天後,他就向金世宗連連推舉了很多有才能之士,讓朝堂風氣煥然一新。
多年後,石琚退休回家了,金世宗多次在用人時長嘆:「唯石琚最為知人。」又連連誇獎,唯有石琚為相之時,才往往能舉賢任能。這話雖有過譽之嫌,但石琚舉薦的官員的確都是大定之治的柱石。
難得的是,他舉薦人才,更愛惜人才、保護人才。一位大臣為人正直,多次和金世宗當朝頂牛,金世宗很生氣,將他貶到邊關當節度使,連續數年都不召他回京。石琚娓娓勸告,說此人忠心為國,勇於任事,是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金世宗聽了,深以為然,把此人從南京留守的職位上直接任命為尚書右丞,讓其入朝輔政。
作為漢人大臣,石琚最令人矚目的政績是迎來了金國的盛世,這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對皇帝行為的監管。
在古代,國君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用筆記錄下來,這叫《起居注》。而且,寫完的《起居注》會交付史館,不讓皇帝看,而是直接流傳後代。皇帝們很怵這招,都怕自己的惡名流布後世,就兢兢業業起來。因此,這也成了對皇帝無形中的監督。
但金人沒設《起居注》。他們來自白山黑水的原始部落,還不懂這個。也因為這樣,海陵王在位期間就為所欲為,甚至好色成性得連同族姐妹也不放過,史書談起他就厭惡地形容:「欲為君則弒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欲奪人妻則使之殺其夫。」海陵王敢這樣做,就是因為沒有監督機制:沒人監督,自己就是老大,就能肆意妄為。
到了金世宗時期,依然是這樣。後來有了史官,金世宗也不讓跟著,揮著手讓史官離自己遠一點兒。石琚知道後,特意告誡金世宗:「史官的存在就是要讓國君有所敬畏。」他還引經據典,用周代古禮的要求來奉勸金世宗,一定要接受史官的監督。最終,金世宗勉強接受了進諫,讓史官跟著自己,記錄自己的一言一行。石琚費盡周折,終於將最高權力部分地關入了籠子。
石琚在27歲時進入官場,到68歲時揮揮衣袖退休,回到了故鄉,出仕時間達四十多年,其中19年是在金世宗之世,這也是他人生最為輝煌的歲月。在這19年中,他不避漢人身份,以一介書生之身擔任金國復興之任,掌台閣、定製度、整風紀、諫皇帝、用人才,金國隨之進入盛世。
當時的金國統治著中原,幾乎是今天大半個中國的版圖。石琚這樣做,其實也等於間接拯救了中原百姓,讓他們不至於繼續在亂世暴政中掙扎求生。後世史官讚歎,石琚為相之時,「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
石琚退休時,金世宗十分不舍,拉著他的手多次挽留:「朕知道卿年老了,請勉強為朕在朝中多留幾年吧。」他還許諾:「朕一定不敢獨斷專行,每件事都會問一下卿等的意見,可以做就去做,不可以做就立刻停止。」然而石琚已年屆古稀,最終還是退休了。金世宗十分記掛,擔心他的身體,有人去石琚的家鄉唐縣(今屬河北保定)任職時,金世宗一定會反覆叮囑:「很久不見石琚了,不知他的精力比往日如何?你到任後,一定要替朕去探望他啊。」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71歲的石琚去世。他的畫像被掛在皇宮中供人瞻仰,這是比中狀元遊街更高也更難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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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顯斌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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