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廬江太守範式碑》（疑為蔡邕所書）

《漢廬江太守範式碑》（疑為蔡邕所書）

《漢廬江太守範式碑》簡稱《範式碑》。隸書，三國·魏青龍三年(235)正月立。僅存上截，12行，行6～15字，在山東濟寧。碑主範式，字巨卿，山陽(故治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金鄉(今山東金鄉縣)人。累官荊州刺史，遷廬江(三國魏時治在今安徽霍丘縣西五十五里)太守。此碑宋時已見金石著錄，南宋洪适《隸釋》載有碑之全文，可知那時尚比較完整。現只存殘石兩塊。

《漢廬江太守範式碑》是曹魏著名碑刻之一，原石的宋拓本，碑文字體與漢末成熟期的隸書一脈相承，結體嚴整，用筆方勁，不減漢隸古樸淳厚之風。

《漢廬江太守範式碑》為魏明帝青龍三年 (235)立，原在山東任城，後移濟寧州學。宋代以後碑斷，沒入土中。碑額篆書「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碑文隸書，依宋《隸釋》載，碑文19行，行33字，碑陰題名 4列，1、2列各存10行,3列存11行，4列存6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夏，膠州崔墨雲得碑額於龍門坊水口，已斷裂，李東琪、黃易刻跋於額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李東琪獲原碑殘石於濟寧學宮戟門下，黃易、李克正又刻跋於碑陰，石今存山東省濟寧鐵塔寺。

顧南原《隸辨》引洪适《隸釋》評云：「此碑雖不及延康、黃初四刻(指魏《大饗碑》、《上尊號碑》、《受禪表》及《孔羨碑》)，在魏他碑中為可取耳。」這個評價是比較中肯的。唐李嗣真《後書品》云：「蔡公諸體，唯《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這段話引起後世不少爭論，主要集中在兩點：碑的書寫者問題；對此碑的藝術評價問題。自趙明誠《金石錄》以降，許多人認為李嗣真曾斷定《範式碑》為蔡邕所書，進而以蔡邕死於東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其實，建碑時(235)，已距蔡邕之死四十三年，實不可能。李嗣真的所謂「蔡公諸體」，系指受蔡邕書法熏陶的諸家碑刻。翁方綱在辨明該說是對李嗣真的誤解後又說：「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為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書者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又說：「率更(指歐陽詢)書法之秘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唐之接續者，未易語也。……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皆化為性情，恐褚河南(褚遂良)對史陵雲『此法更不可以教人者』，正不外是也。」而與翁氏見解相左者，當首推清初的顧南原。他在《隸辨》中肯定了前述洪适論點，而認為李嗣真獨椎《范巨卿》，及其「風華艷麗，冠絕擊今」之評，為「藻鑒之謬」。今皆錄之，以為識者鑒析。

《增補校碑隨筆》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黃小松舊藏宋拓本，拓墨精善較重出土後拓本約二百於字。」隸法勁健淳樸，結體在《衡方碑》、《韓仁碑》之間，素有「中朗遺矩」之稱。《漢隸字源》亦以為蔡邕書，李嗣真《書品》稱：「蔡公諸體惟《范氏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稱。」而《隸釋》則痛詆之，以為藻鑒之謬，並考定青龍三年立，非邕所書。初拓墨本無李東琪、黃易等人題記。

集評：

唐 李嗣真：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甚矣。（《書後品》）

清翁方綱：是碑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為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書者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兩漢金石記》）

清 康有為：至於隸法，體氣益多：華艷則有《尹宙》、《樊敏》、《範式》。（《廣藝舟雙楫》）

碑文（殘缺）:

君諱式，字巨□□□□□□□功存有夏，實曰御龍；□胙商周，世昭其隆。

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弘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實為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玄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弘道耽藝，恢韜墳籍，探賾研機，罔深不入；苦乃立德隆禮，樹節寶真；忠諒足以弼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懿，聲充宇甸。

接華彥於汝墳，潤枯斃於荊漢，超管鮑之遐蹤，信靈評乎炳煥，是以□化泉流，芳□鴻奮；耀仁闡於權輿，濟俗侔乎皇訓；群公偉焉，弓旌盈路。再讓考□□□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飛肅於鷹揚，典荊□□軌□，帝□其勛，遷廬江太守。擬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治，彌□弘略，惠訓亡倦，□□協□□□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書以寧□□□□□□□□□其猶充洽外內，實昭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終□□□□□□常山相暨子泛孫而胤嗣罔繼。粵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薛□□□□□□□感靈?單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

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為君雖輝名載籍，光?前列，而靈墳亡□，儀問靡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百世，其辭曰：於昭上德，實唐之胤。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祗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奮。穢彼夸毗，寶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敷化濟殖，群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胤胙亡紀。爰輯訓典，詢爾髦士。

育茲赫□，以永遐祉。

詒厥孫謀，耀於萬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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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西晉時期的隸書

隸書經過東漢時期發展到高峰後，到三國魏晉以後就逐步起變化。這時期的楷、行、草書已日漸成熟，特別是行、草書，在實用中已逐步代替隸書。如草書，東漢光和（公元178－184）時人趙壹在《非草書》中說草書「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無損於治。」說明社會對草書態度認為毫無社會價值。可是到了西晉，衛恆在他的《四體書勢》一文中已完全不一樣了，他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只經過百餘年，社會對草書的態度和草書的價值已大變，草書已成「應時諭指」、「兼功並用」的書體了。又如楷書，到三國曹魏時的鐘繇已寫出《宣示表》那樣的楷書了。所以隸體的日漸衰落就是自然的了，是字體隨著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從書體本身發展看，東漢時已達「每碑各出一奇」的高度，不可能長久地保持這種盛況，總是要轉化發展。隸字作為文字的社會功能方面，東漢以後已基本或者說已逐漸完成它的歷史作用，已被楷、行、草體所代替，雖然它是逐漸的過程。但是隸書作為一種字體還存在，作為書法藝術的一種書體還有它的魅力，還要長期繼續下去。

在學習隸書中經常會遇到「八分書」的說法，究竟什麼是八分書，歷史上有多種說法。衛恆在《四體書勢》說：「隸書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又說： 「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又唐代張懷《書斷》引王愔的話說：「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這兩段話的意思是，隸書是篆書之簡捷寫法，王次仲把隸書寫成規範化，在靈帝時多能書者，寫的最好是師宜官，他的弟子梁鵠和梁的弟子毛弘寫八分書。所謂八分書是隸書的一種寫法，少波勢。在篆書隸化的過程中，如秦時始皇陵刑徒磚中的「里」字等，由於刻磚難刻波勢，只能刻出無波勢的直畫，極像後來的楷書，王次仲等就採用民間這類新俗體加以整理，「字方八分，言有楷法。」啟功先生在《古字體論稿》中論及八分書時說：「其筆畫更輕便，例如漢碑中字橫畫下筆處下垂的頓勢，所謂『蠶頭』，收筆處上仰的捺腳樣子，所謂『燕尾』都沒有了。這種新俗體盛行以後，為了區別『蠶頭燕尾』的原隸體，故取名八分書，即八成古體或雅體的意思。」這種沒有波磔的隸書的發展，就逐步變成如鍾繇《宣示表》那樣的新俗體楷書了。

這時期的隸書，初期沿習漢隸，有很明顯的波磔筆的隸書，後來變成如楊守敬所說的折刀頭的寫法，以至出現後來如《谷朗碑》那樣近似楷書的隸書。如《受禪碑》、《公卿上尊號奏》，兩碑立於三國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傳為鍾繇和梁鵠書，但無確據。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尊號》、《受禪》分屬鍾（繇）、衛（覬）。」此兩刻書風相近，結體方正，筆畫勁利。楊守敬在《書學邇言》中說：「《上尊號》、《受禪表》下筆如折刀頭，風骨凌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學八分書者，從之入手，絕少流弊。」胡小石也在《書藝略論》中說：「二刻書體，皆肅括方嚴，骨氣洞達，波挑俯徹，如翚斯飛，出入分明，有 『八角垂芒』之妙」。學此兩刻無軟骨之弊（見圖174、175）。《孔羨碑》，黃初元年（公元200）立，在山東曲阜碑林。康有為說：「昔人評其書有『龍震虎威，氣雄力厚，魏刻之冠。』」其書與《上尊號》一致，古質遒勁，氣勢雄強，筆畫呈折刀頭，質樸厚重（見圖176）。《黃初殘石》，黃初五年（公元224）立。在陝西郃陽縣。

與《上尊號》等書風屬另一種，純美秀麗，《金石補錄》評論說：其書「高妙醇樸，書體酷似《酸棗令》，他碑未及也。」書風娟美純樸（見圖177）。《曹真殘碑》，立碑年月已泐。曹真死於太和五年（公元231）三月，立碑當離此不久。現藏故官博物院。楊守敬評其書說：「分法與《王基碑》同」結體寬博，筆法強勁中飄逸，有較強裝飾味（見圖178）。《範式碑》，三國魏青龍三年（公元235）立，在山東濟寧。翁方綱評其書法說：「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樸，而頓挫節制，神彩煥發，實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見圖179）。

《正始石經》，無年月，但《魏書·江式傳》、《晉書·衛恆傳》記載立於三國正始年間（公元240～249），石早佚。原在洛陽。清光緒年間曾出土《尚書·君奭篇》殘石，後又有《無逸· 君奭》殘片、《春秋·僖公·文公》殘石等出土。分古文、小篆、隸書三體蟬聯書刻。書體精美工整，是當時官方標準寫法（見圖180）。《王基碑》景元二年（公元261）立，在河南洛陽。書法與《曹真碑》相似，流美過之（見圖181）。《張君殘碑》，無年月，藏故宮博物院。吳士鑒跋云：「觀其字體峻整，已開《任城孫夫人碑》之先河，為魏刻無疑」。嚴峻方折，雄強勁利（見圖182）。《谷朗碑》，三國吳鳳凰元年（公元 272）立，此少數吳碑之一。隸楷過渡體。屬隸書。康有為稱其書古厚，為真楷之極（見圖183）。

《任城孫夫人碑》，據考證為西晉泰始八年（公元272）立，在山東任城縣。清代嚴可均評其書點畫嚴整，頗似《範式碑》筆意。包世臣說：「《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開筆沉著不減而體稍疏雋」（見圖184）。《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碑》，西晉咸寧四年（公元278）立。羅振玉認為此碑為晉碑之冠。結體伸展，起收筆厚重方折，峻利雄強，氣宇昂揚（見圖185）。《呂望碑》，西晉太康十年（公元289）立，穆子容書，在河南汲縣孔廟。清錢大昕認為此碑「字畫頗古雅，不似東魏的率意」，「其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見圖186）。《郭槐墓誌》，晉元康六年立（公元 296），結體處縱勢，點畫誇張，華麗俊逸（見圖 187）。

《左棻墓誌》，永康元年（公元300）立，河南偃師蔡庄出土。書法強勁峻拔，筆畫如刀砍（見圖188）。《荀岳墓誌》，永安元年（公元304）立，河南博物館存。書法結體嚴謹，筆畫精到，峻拔中有秀逸，是晉代佳作（見圖189）。《石尠（鮮）墓誌》，永嘉元年（公元307）刻，現存於河南博物館。書法結體精密，大小錯落，疏密結合，筆工精到，法度森嚴（見圖190）。《劉韜墓誌》無年月，劉為晉人，故證為西晉墓誌。書法精熟，勁挺流暢，雄強挺拔（見圖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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