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寫作的優勢和障礙
文 李駿虎
中、智作家在智利國會圖書館善本部座談
作品
只是作家
這座冰山露出海
面最耀眼的十分之三
2016年十月份，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了阿根廷和智利，這兩個國家都屬於拉美文學的高峰地帶，阿根廷有博爾赫斯，哥倫比亞有馬爾克斯，智利有聶魯達，秘魯有略薩，當年「拉美文學大爆炸」時，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的「50後」、「60後」、「70後」、「80後」四代作家都深受其影響。因此拉丁美洲是中國作家嚮往的文學聖地。去了之後，很有收穫。不僅是崇拜者的朝聖心態使然，更是通過體察大師們當年的生活環境，接觸他們身邊的人，慢慢地想通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參觀了博爾赫斯當年工作的阿根廷國家圖書館，拜謁了他的故居，還在後面的那個小花園裡坐了坐。正好阿根廷國家圖書館正在展出博爾赫斯的手跡和畫作，看到他的手跡，我覺得有一種不一樣的東西慢慢地走進心裡了。博爾赫斯被譽為作家中的作家，在我們心目中神一樣存在的博爾赫斯，其手跡竟是很普通的筆記本，寫的密密麻麻，像是一行行排列整齊的芝麻。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絕大多數手稿不是他的小說或詩歌作品，而是關於阿根廷和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歷史、人文、地理，白人和土著的故事，江湖豪俠的人物傳記，包括作家、流氓和惡棍，還有屬於本國的風俗、歷史沿革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他所認識的普通人的生存方式、家族故事，他們的命運遭際等等，包羅萬象。我從博爾赫斯這裡明白了，如果說作家是一座冰山的話，他的作品是只是海面上最耀眼的那十分之三，而真正使他偉大的是海面下托起他的十分之七！
在博爾赫斯故居留念
文學作品的偉大首先是作家本身的偉大、他的思想的偉大，是作家跟這塊土地、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思想的融合與升華。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憑天分出點小名，然後就沾沾自喜，漸漸發現打不開自己了，於是瘋狂閱讀經典作品想獲得秘笈。現在看來，這是一個誤區。因為作家不是單一的人，他是一個龐雜的人，你無法僅僅通過他成型的作品去學習到他真正偉大的東西。
有時候，對於作家來說，豐富的社會經歷和閱歷，要比讀完一個圖書館的書還要重要，有些東西要靠體驗而不是腦子去感受。有野心的作家應該是本土文化、歷史的學者，是風土人情的集納者，是時代的在場者，是周圍人們的生存狀態、思想觀念的採訪者。要把身處的社會、時代、民風都瞭然於胸，把自己變龐雜、變豐富，把自己的厚度增加，然後再厚積薄發。
中、阿作家在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座談
作家要有一顆詩人的心
詩歌起源於祈禱，是最純正的藝術形式，是藝術之心，是人類與神靈對話的藝術形式。我們生活在凡俗之中，要接近繆斯，就要有一顆詩人的心。無論是否從事文學創作，每一個有生命的人，都應該是有一顆詩人的心，作家更應該這樣。這樣，你的生命、情緒、思想都會朝向光明和希望。
要有一顆詩人的心，說到底，說的是一個作家的內心修養。
談修養，在這個時代已經是很可笑的事，但愈是這樣，愈加說明它的可貴。周星馳為什麼能成為喜劇大師？在自傳性電影《戲劇之王》里我們看到，主人公雖然是個跑龍套的，但他看的書是《一個演員的修養》，你就能知道他的抱負跟別人不一樣，他抱定的是嚴肅的藝術態度，正是這個原因使得一個籍籍無名的人取得了無人能夠超越的戲劇成就。
寫作也是一樣，既然從事文學，就不能急功近利。寫出一兩篇漂亮作品，通常情況下都是曇花一現。作家首先要把自己變成詩人，變成學者，變成時代的在場者。因為你在場，所以你思考，因為你思考，所以你獲得思想。所有關係到身邊的人的生存的問題，生命質量、精神追求的問題，都應該去思考，想不通了，再到哲學巨著中、或思想家著作里尋找答案，用作品提出問題，求證與歷史和當代。作家不關心時代，不關心民族命運，躲在書齋里，沒有社會危機感，便會跟時代遊離，作品出不了圈子，產生不了對時代和社會的影響力。
作家要完成與經典的對話，這樣你才能了解文學史，了解整個文學作為一個藝術門類有多少表現形式，它的精神指向和藝術歸宿是什麼？作家還要完成與自己時代的對話。這比你去絞盡腦汁去想小說的開頭要重要的多。
搞上十年田野調查、學術研究，充分了解社會發展規律、了解本民族的精神內涵、價值觀念，然後再去寫作，作品就會成為山一般的存在，無人能夠逾越。不做作品之外的工作，今天看著光鮮出名，明天就作品就化成紙漿泥土，我們不能因為對文學的激情和熱愛而把最應該下的功夫忽略了。
向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贈送書法作品
作家應該是本民族的代言人
所謂真理，就是不斷地遭受置疑和挑戰，而在每一次被推翻後又得到重新的確立，魯迅先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判斷正是如此。
幾乎所有偉大的作家的寫作都基於本土，無論是國家命運、民族精神還是命運故事。
比如雨果，親身參與了法國社會變革的進程，他不僅是偉大的作家，更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他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書寫了寫法國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成為法國人精神上的國王。
比如托爾斯泰，無論《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都是在寫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他在《戰爭與和平》里，寫到庫圖佐夫指揮的俄軍對抗拿破崙軍隊的入侵，沒有因為他是個作家而毫無感情色彩地去寫作，而用「我軍」指代俄軍。作家也是人，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是最基本的情感，如果作家不熱愛自己民族和國家，人格是值得懷疑的，只有對民族感情濃厚，讀者才能感同身受，產生共鳴。
比如福克納，畢其一生寫的是家鄉像郵票大的一塊地方，其實他的寫作涵蓋面非常之廣，作品是通過他的家族世系來反映整個美國的殖民融合歷史，反映殖民統治過程中產生的矛盾：白人與黑人的矛盾，混血人種與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矛盾，莊園主與農奴的矛盾。他所寫的小鎮是當時整個美國社會的縮影。這就是教作家要立足本土，要想寫中國波瀾壯闊的變遷史，一味好高騖遠，可能連素材也找不到。但完全可以通過一個縣、鄉、村來表現，像福克納一樣去寫作，因為所有小矛盾都是大矛盾的縮影，產生的效應是一樣的。
向阿根廷國家圖書館贈送《母系氏家》
在中國寫作有優勢，也有障礙。我們的歷史太漫長了，是財富，同時也是負擔。現代文明進入拉美不過幾百年的歷史，而且還不是由穩定的政權所記錄下來的歷史，資料相對要少很多，潛心研究，用不了幾年時間就能爛熟於心。人物命運和人生故事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作家很容易就能搞清楚，對人物的思想也很容易把握。但是中國有三千年文明史，孔子定《尚書》自堯始，如果算上堯之前的遠古神話歷史，那就有五千年歷史，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搞創作，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隨意取用，但是具體到創作之前的打通史料和掌握常識，那又是很沉重的負擔。即使是寫現代人物，你要搞清他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還有個性的形成，免不了追溯他的家世，得搞清楚他這個樣子是因為祖上受了諸子百家受哪家的影響？如此沉重而複雜的歷史負擔，造成了我們筆下的人物背景註定是複雜的，人物形象註定是有背景的，所以說在中國搞創作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
因此我們要搞創作，尤其是寫小說，首要解決的就是把蕪雜的歷史和人物簡單化處理，找到基本的二元對立。只有找見矛盾對立，才能理清思路，否則連自己都是糊塗的，怎麼能讓讀者看清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能把矛盾看清楚，誰就有寫出經典的可能，誰就會佔領一百年的文學史重要地位。兩個半世紀之前，曹雪芹找到了真與假、榮與衰的關係，寫出了曠世巨著《紅樓夢》；四分之一三個世紀前後，錢鍾書看到了里和外的矛盾，寫出了奇書《圍城》；上個世紀末葉，陳忠實抓住了中國的傳統與革命的矛盾，同樣寫出了當代無法逾越的經典《白鹿原》。這三部中國文學經典，分別是近代、現代、當代的代表作品，我想主要說一說《白鹿原》。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繼《紅樓夢》、《圍城》之後的又一部被作為學術來研究作品。為什麼《白鹿原》會成為經典？因為陳忠實寫出了中國的一個核心問題——傳統與革命的矛盾。中國的傳統與革新的矛盾，從先秦商鞅變法直至清代百日維新，鬥爭了數千年，到了民國後期更加突顯。是守舊還是革命？中國的道路應該向何處去？《白鹿原》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中國該向何處去？陳忠實用白鹿兩家三代人的價值觀念和人生追求來進行了文學化的呈現，他的作品呈現了我們這個民族核心的、永恆的難題，所以就成為了史詩和經典。
在中國，傳統與革命是一對永恆的矛盾，陳忠實小說來探索自強、獨立、復興的永恆難題，這使他成為了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偉大作家。因為喜愛《白鹿原》而找來陳忠實其他中短篇作品閱讀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因為和《白鹿原》相比，他的其他作品幾乎沒有什麼才氣，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些作品不過都是在為寫《白鹿原》做準備，會更加的肅然起敬。就像像博爾赫斯一樣，他要寫一個人物，可能會做很多的筆記，在創作之前做充分的資料收集、梳理工作。陳忠實蓋了一座文學的大廈，那些中短篇都是這個偉大工程剩下的邊角料，他有《白鹿原》這一部世界奇觀就足夠了。
陝西文壇的三棵大樹，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具備超越一般作家的歷史眼光。賈平凹的《浮躁》，寫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綱的歷史轉折關頭，國人政治生活的失落、精神上的困惑，以及人民不知如何自處的尷尬；90年代初，他又用一部《廢都》反映了當時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期整個社會信仰缺失、紙醉金迷、整體精神萎靡的狀態。這兩部作品雖然不像《白鹿原》那樣抓住了中國的永恆問題，從反映時代和社會變革來說，也殊為不易。
與聶魯達研究者在聶魯達故居座談
東西方小說在精神指向上的區別
作家的偉大，公認的是要有悲憫情懷。作家寫作品不僅僅是為了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傾訴給讀者，或者把自己內心的好惡傳達給外界，作家應該充當人類精神的導師。閻連科這樣闡述過托爾斯泰比魯迅偉大的理由：魯迅對他筆下的人物充滿了嘲諷和蔑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托爾斯泰的眼裡只有人，沒有好壞、善惡之分，在他眼裡所有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是可寬恕的、需要關愛的。即使是對有惡性惡念的人物，托翁也沒有加以惡言惡語，沒有嫌棄、憎恨，他愛這世上和他筆下所有的人。我這樣理解，如果你是一個有立場的人，標榜好人，打擊惡人，你是個正人君子；但如果你兼愛所有的人，那你就是聖人和神祗。而後者就是大師！
它提醒我們在搞文學創作時，不要狹隘地做是非判斷。壞人為什麼壞？是什麼造就了他的壞？如果作家在作品中呈現了這個原因，作品就有了藝術的力量了。反之，輕易地對人物進行判斷和定位，作品往往是淺薄的。
在中國學習和實踐創作，多數當代作家都在熟讀和學習西方經典名著，學習中國古典名著所不具備的藝術手法、表現方式等，但不可不存警惕之心。因為東西方小說在精神指向上是有區別的，東西方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上的區別，必然造成作家認知和分析、表現上的區別，混淆了這種區別，作品就會失去民族特色和讀者的共鳴。
西方小說的核心是寫人性，東歐小說源頭在法國，指向是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罪與罰》是典型的人性審判意識，貧病交加的男青年煎熬在在生存和謀殺之間，他在一念之間砍死了房東老太婆，然後就活在痛苦當中，一個他想要投案和懺悔，另一個他要逃罪並活下去，他的內心為此撕裂和鬥爭，經受著良知的審判和對社會的仇恨。《罪與罰》情節並不複雜，主要就是寫人性深處善與惡的糾結，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惡，然後描寫靈魂的負罪感、逃避的天性、貪生的慾望和痛苦的慚愧，把人性呈現得纖毫畢現。
而中國小說的傳統是寫世道人心，無論是說部還是話本都是這個路數，《三國演義》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已經具備現代小說意味的《金瓶梅》、《官場現形記》也是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現當代小說一脈相承的經典作品有《圍城》、《白鹿原》、《滄浪之水》等。閻真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寫大學生池大為初到衛生廳工作，知識分子的個性讓他和環境格格不入，遭受挫折後，在環境壓力之下逐漸迎合世道，然後節節高升爬到衛生廳權力的巔峰，卻陷入失去自我的精神痛苦之中，通篇瀰漫著個人和社會矛盾衝突的無奈和蒼涼。在中國寫小說，寫中國故事，同樣需要剖析人性，但不能把終極目的放在那兒，要考慮到這塊土地上的讀者也是傳統文化和思想觀念熏陶出來的，才能有共鳴，使作品產生應有的社會效應，也才能對社會有現實意義。
中、阿作家在阿根廷作家協會座談
當年吳宓顯先生在美國讀了250部西方經典，他在一次演說中告訴美國讀者，這些經典雖然各有所長，但是中國的《紅樓夢》卻集這些西方經典之大成，達到了兼美！《紅樓夢》之所以偉大，除了藝術手法高超之外，作者對世道人心的切身感悟是作品魅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曹雪芹的命運我們不可重複，但小說家實在應該有幾分「俗氣」，要了解社會、揣摩人心、懂得人情世故。我在北京有一次坐計程車，司機師傅聽說我是作家，就說你們作家不得了，什麼都知道，老舍先生的小說里就把我們老北京的風味小吃的吃法講究都記錄下來了。其實老舍的作品和曹雪芹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一個寫的是市井，一個寫的是官宦之家。
小說家要俗，但詩人內心應有足夠的天真，詩人的創作要和自己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一致，不能寫詩的時候是詩人，不寫詩的時候是俗人，甚至是個壞人。因為詩歌是最純粹、最神聖、最高雅的藝術形式，是人和神靈之間溝通的藝術。
中國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方言的豐富性，《紅樓夢》的研究者遍布五湖四海，幾乎每個人都認定曹雪芹操持的是自己家鄉的方言，曹雪芹對方言的融會貫通可見一斑，使得作品就像鑽石一樣，誰看都覺得自己看得是正面。這也提醒我們，創作時方言的特色不能丟，很多方言浸潤著古漢語精髓的留存，尤其蘊含在人物對話當中，往往使得人物特點呼之欲出。
金宇澄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繁花》，用的上海方言，師法的是清代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韓邦慶當時用吳語創作小說，也是受到《紅樓夢》使用方言的啟發，他說「曹雪芹著《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不可操吳語？」方言的使用，是對中國話寫作是一個回歸。相比之下普通話寫作的魅力就差多了，張愛玲把《海上花列傳》翻譯成國語《海上花》，她在後記里說：「有點什麼東西死了。」胡適看了也說：「失掉了原來的神氣！」
在中國要想真正地寫出好小說，還得立足本土，從傳統中汲取營養。
在智利羅姆（LOM）出版社座談
閱讀鏈接
長篇小說《母系氏家》 李駿虎 著
TAG:紙上得來未覺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