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碑
題記：巫鴻先生在《時空中的美術》一書中對「碑和枯樹」的意象進行了分析，碑是一段凝練的歷史，也是信息量非常豐富的一個特別的載體。壽縣乃一古城，碑學歷史淵源已久，如下三篇文章都是尋常所見的碑。9月25日，「壽春心影」已經開通評論，請廣大讀者參與交流和評論。
（五代時李成、王曉合作的山水畫《讀碑窠石圖》）
敷教坊前碑
壽州孔廟是由泮宮、快睹、仰高三坊，以及泮池、戟門、名宦祠、鄉賢祠、大成殿、明倫堂、奎光閣等組成的建築群。2013年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敷教坊，位於大成殿後，明倫堂前的三間建築，原名叫「廣大高明坊」，明嘉靖二十八年知州栗永祿改名為「敷教坊」，坊前立碑一座，年代久遠風化，字跡漫滅模糊。遊客到此面對殘缺不全的碑文，亟欲知其內容。
2016年6月18日，筆者前往孔廟考察敷教坊前碑，想一探究竟。該碑兩米多高，首句需仰視才見，字跡風化得十分厲害，唯見「重修記」仨字。左下角落款處，愈加荒蕪，不見字跡，因此立碑者和立碑日期無從得知。正文部分字跡由中間向上下發生漸變，兩端字跡磨滅，因此難以完整斷句。只能從正文中的「南京禮部」「南京戶部」等這些帶有時代特徵的辭彙中約略推測這塊碑應在明永樂後（「南京六部」是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仍然在南京保留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只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南京六部衙門行文時要署名「南京×部」字樣），除此之外，再無法根據僅有遺存得知碑文的全部內容（另記，碑的背面是捐款者的姓名，類似功德碑）。
為此，筆者根據碑正文中的關鍵句「其木皆取於所毀之淫祠，其緡錢類資於歲入之儈稅」，查找了明嘉靖版、清光緒版《壽州志》，並在光緒《壽州志》之《學校志》「學制」一節找到了這塊碑。州志引用碑文有節略，這塊碑的創作背景是：「正德十年（1515年，距今500年），知州林僖大修明倫堂、尊經閣及師生居處之所，共百餘間，其制漸備，有碑記。」
文中稱，「侍郎楊廉《學校記》略曰」（據上查勘的情況，本碑全稱應為「壽州學校重修記」（或其它）），「壽州學之修，始正德甲戌（1514年）秋七月，畢乙亥（即正德十年，1515年）夏閏四月癸酉，其為屋曰明倫堂、尊經閣，皆三間」，「備其制者無遺」、「宏其規者無遺」，學校重建材料均為拆卸的濫建祠廟，其獲益收入均應交納地方稅收，「其木皆取於所毀之淫祠，其緡錢類資於歲入之儈稅」，「儈稅」類似於交易稅。據有關資料：壽州孔廟自元泰定元年（1324年）至清光緒六年（1880年），先後維修、擴建42次，正德十年重修是其中的較大規模的一次。壽州孔廟較之曲阜孔廟不同之處在於，壽州孔廟學、祭合一，重點在學校，是壽州官學的另指。
（歷史學家巫鴻）
抄《創建壽州公學記》碑
2015年7月2日下午，我在縣博物館的後園細讀躺在地上的《創建壽州公學記》碑並作了抄寫。壽州公學，舉辦於1905年（碑記中有「以甲辰（1904年）三月經始，逾年而工成」），興辦人是孫傳檙，大學士孫家鼐的侄子。碑文開頭是這樣概述背景的：「維光緒二十有七年（1901），歲在辛丑。天子始詔州郡立學，其時拳匪（指庚子年[1900]義和團運動）構亂乘輿西狩，朝野震動。」乘輿西狩，是個雅詞，折射的是慈禧太后西逃。金克木先生在《倒讀歷史》一文中這樣寫道，華夏帝國由周始定規模、體制、中心思想，繼續幾千年而亡於清朝，正是1900年庚子。西周亡於幽王烽火招諸侯不來救援，清末亡於太后相信血肉可以抵抗槍炮，對現代軍事無知、無畏，不聽異議，不明外事，只依親信。
於是，金克木將「平王東遷」與「太后西逃」兩件事進行了比較，「周帝國開業東來，青銅器加車馬、農業，何等恢宏氣象。清帝國散夥西去，僅靠人力資源，擺空架子，倒退到周朝以前去了」。周平王東遷有的是車馬，而大清國的太后、皇帝不能上洋人辦的火車，只好坐騾車向西逃跑。東遷和西逃，清帝國的荒落慘景也被孫傳檙注意到了，「環球歐美諸國學校林立，人材勃興，方以兵力稱雄海上。日本一彈丸地亦崛起東瀛，步武泰西，凌厲無前，儼為列強之一」。作者作了深刻的反思，孫傳檙認為中國自秦漢後二千餘年，學術頹放，雖有學官之設，釋菜之典而士大夫僅以經文詞章括帖相尚，罕能揆文奮武並為一轍，以維邦本而御侵凌。
壽州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鄉曲之士則鮮見罕聞，群疑眾駭，日抱其俗學以齎咨涕洟，惟恐其或失墜吁。何其陋也」，於是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惟時則一地無夷夏，惟學則同古之學者」，順應時變，與時俱進，則不會落後；追求學問的根本就能接近古代為學之道。作者認為秦漢以前的學習是值得推崇的，後文中有，「三代上，人材其見諸載籍者，固若是可班班考也。自學術不古，後儒者罕識其文，徒為剽竊章句之是務」表達就是這個意思。
維新求變，經時濟世。是作者的中心意思。鄉曲之士以俗學為務，泥古不化，文者剽竊章句，武者魯莽滅裂，至於農、工、商、礦則被視為末技，環顧當年周邊列強船堅炮利，中國的落後挨打是有深層次的原因的。「今日欲圖自強，恢遠略，以與列強相角逐，豈鄉曲之士惑溺俗學者所能希冀其萬一哉？」此後文鋒一轉，為不至於消磨而喪志，作者客觀地分析壽縣人的學識潛能，他說，「吾壽之重於天下久矣，二三父老，其詔子弟奮其英毅、卓犖、強悍、有為之氣而復進之以學問」，孫傳檙的意思是說壽縣人在武事方面歷來為人倚重，如果輔以文功必成大器，也進而說明了辦壽州公學的初衷。
孫傳檙在碑文中，客觀分析了世事以及鄉曲之士的優劣點，表達了濃濃的家國情懷，同時他也很謙遜，他在碑文最後說，所謂「公學」就是大家都有貢獻和責任，並非我一人所為，「實合眾建而成公學雲者，亦以成眾志也。邑人孫傳檙記。句吳唐仁齋鐫字」。唐仁齋（1875－1908年），勾吳（指江蘇蘇州一帶）人，著名石刻藝人。
巫鴻《時空中的美術》
讀城隍廟碑記
9月16日，原位於縣城東大街的壽縣三中的3件文物順利搬遷新校，其中一件是「城隍廟修繕功德碑」。碑額為「作善降祥」，碑序為「修兩廊房宇接換石礎暨皂隸棚轅門鼓樓廳並土地大殿卷棚等處碑記」，正文是捐款者，落款為「中華民國九年，歲次庚申秋九月」。中華民國九年即1920年。細讀此碑，並作初步統計發現，它不僅證明三中悠久的辦學歷史，同時也提供了豐厚的歷史信息。
此碑正文部分共計17行，涉及到的捐款單位共32個，捐款人218人。捐款單位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皖北鎮守使及其名下的安武軍統領、營務，各路幫統、管帶等；銀號、綢庄、公司、雜貨店；與道教有關各種道會。此碑右上方首位捐款人「皖北鎮守使殷」，民國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在壽縣設置「皖北鎮守使公署」，鎮守使為一地區最高軍事長官，民國九年殷恭先在任。殷恭先，字壽銘，清武童生。安武軍是民國初年由倪嗣沖創立的一支新軍，北伐勝利後，被南京國民政府改編為第二十七軍和第三十一軍，成了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
正文第二行有「益豐」銀號。銀號即錢莊，是舊中國早期的信用機構，「民國初年我縣當鋪和全國一樣，紛紛倒閉，『錢莊』應運而生」（陳伯衡《民國年間的壽縣金融概況》）；綢庄有「泰綸」、「榮興」綢庄；公司有「阜豐」、「利興」、「義記」公司，其中阜豐公司，即阜豐麵粉廠，光緒二十三年（1897），壽州人孫多森、孫多鑫兄弟在上海集資規元20萬兩創辦。位於上海莫干山路；日用雜貨店則是不勝枚舉，尹琅軒在《解放前的壽縣城關工商業》一文中寫道，「抗戰前的煤油經銷處，城關共四家：即（福記公司、裕華公司、柏隆興雜貨店）……德興裕雜貨店，經理樊繩武，經銷德士古煤油」，碑文上赫然有「樊德興裕」，我多次走進北街新生巷的樊家大院，此院落當年的主人就是德興裕老闆樊繩武。
碑文中還有很多陌生的名詞，北香亭會、中路醋炭會、南醋炭會、葡萄架會、簽筒會、西大爐會、走閣香桌會、三皇會，這些以「會」為名的處所，已然無考，大致推測應與城隍廟有關。其中「三皇會」大約是舊時說大鼓書的盲人們的一個自治組織，所謂「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主要由長、副、判、管、律、政、臣、理、拘、查十個職位組成，與「城隍」系統別無二致。城隍廟的道教活動一直持續到解放，「解放後，城隍廟原有房屋，部分拆除，改作壽縣第三中學」（陸教菊《六安較大的道教宮觀》），城隍廟成了學校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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