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利益矛盾需有合適的利益協調機制

解決利益矛盾需有合適的利益協調機制

——論土耳其軍事政變

土耳其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成熟的國家，沒想到這樣一個成熟的國家也會發生軍事政變。

一般來說，在成熟國家，絕大部分利益分配問題都可通過間接民主的議會辯論與投票來解決——筆者認為中國人大代表制度也屬於間接民主的一種，剩下來的極少數的矛盾則可通過直接民主的全民公決來解決，如英國脫歐公投。

只有失敗國家和脆弱國家，才趨向於動用武力、暴力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看當年土耳其凱末爾改革是何其成功，可如今令人嘆息。那土耳其作為一個成熟國家，為何會事以至此呢？

一、利益

——任何社會矛盾的起點在於利益的內在矛盾：個人利益的自我實現要求與利益實現的社會途徑之間的矛盾。

利益分兩種：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

共同利益是指每個公民的不同利益中相同的部分，如安全和空氣質量，它使人團結協作，使人組成國家和社會等各種組織。

不同利益使人猜忌或獨立或自我，它是社會發展國家進步的源源動力和根本源頭，因為人要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是由上帝都無法違背的自然法所規定的。

任何社會矛盾的起點在於利益的內在矛盾：個人利益的自我實現要求與利益實現的社會途徑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一個人想通過個人拼搏，不斷滿足自己的五個需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達到自我價值的自我實現。另一方面，他或她又必須依賴社會途徑才能達到此目的。這時候，利益就在兩個方向上延伸：橫向利益和縱向利益。橫向利益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利益關係。縱向利益是指個體與階級、民族、國家等團體之間的利益關係。

利益是基於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北京大學王浦洵教授如此定義利益的本質內涵）。這種需求有客觀的一面，客觀體現在需求必須基於當下的生產力，例如一個古代人想坐飛機就不屬於利益了，因為超越當時的生產力；也有主觀的一面，主觀體現在個體的各種需求往往千差萬別，各有所好，因此也會產生野心家和狂人。

綜上，利益的內在矛盾，利益的兩個方向，利益的本質內涵，都說明利益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亘古不滅。

二、協調利益矛盾的有效機制

——既然我們利益矛盾的存在具有必然性，那麼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協調這種矛盾的有效機制。

這種機制絕不是非洲式或民國軍閥時期的或當下土耳其式的軍事政變，而是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的推動利益循環化解的紅綠燈式的運轉起來的輸入輸出的動態平衡。

這種有效機制的規矩應當和紅綠燈規則一樣明確且為利益相關者所共知，而這規矩則應當在憲法的框架下經大多數公民同意並由公民的代表經法定程序制定。萬一矛盾僵化到無葯可解，也不應當求諸武力，最壞的打算也只是在憲法的框架下由全民公決或者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真正代表做出協商決議。

土耳其就是因為利益矛盾發展到極端程度以至於超出了既定的法定的利益協調機制，才發生了憲法所不容的行為。不得不承認，土耳其暴力的發動者，可能是出於為民為國甚至為了真主穆斯林這一偉大神聖的目的，也可能是因為對自己話語權的一種無可奈何而不得不走極端，但無論如何，這一暴力行為無疑對土耳其人民的長遠利益——憲法的權威和民主觀念的認同——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暴動者的歷史地位必將充滿爭議，甚至遺臭萬年。

祝福土耳其人民！希望凱末爾的偉大精神永遠鼓舞土耳其人民！

三、中國歷史

——凡經濟蓬勃發展，商業更為通暢，武力和暴力便更少。

土耳其的事故讓我不禁回想中國歷史。筆者認為可以把中國歷史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地緣戰爭，從夏禹到秦。中國從春秋紛爭（小規模戰爭，幾千人作戰），到戰國七雄的合縱連橫（大規模戰爭，白起坑殺趙兵四十萬）。

第二個時期，戰爭與和親，從西漢到隋。昭君出塞換來了約半個世紀的和平。

第三個時期，戰爭、貿易、和親，從唐到明中期。這一時期，利益矛盾雖多，但政治上解決不了的，經濟上尚有渠道，也就不至於只求諸武力。

第四個時期，閉關鎖國的戰爭，從明後期到改革開放。這段時期是中華民族嚴重落後於世界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最苦難的歲月。一切罪過都源自於閉關鎖國，閉關鎖國切斷了一切可能。中國的矛盾和國外的矛盾，不能通過利益來解決，也就只能求諸武力了！一旦武力做法官，落後就一定會挨打。

第五個時期，改革開放的貿易。藉助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人用短短40年時間，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經濟貿易給中國帶來了資本投資、技術引進、文化借鑒，中國得到了戰爭永遠都得不到的東西——繁榮。當然筆者認為，沒有1949-1978年的基礎，改革開放也無從開始，即只有先站起來，才能跑起來。

這是從中國內外交往的歷史視角看。

只看國內則亦可發現，凡是經濟蓬勃發展，商業更為自由通暢的歷史時期，武力和暴力就更少，同理，往往山河破碎的時期就是食不果腹衣不裹體的時期。

1840到1919是近代史，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軍閥割據，都是利益的協調機制太過於閉塞，以至於求諸武力是最快也是唯一途徑。

1919到1949是現代史，中國共產黨誕生於1921年，從此，中國的革命面貌煥然一新，求諸武力不再是唯一途徑，部隊還需要生產，需要宣傳，需要信仰。僅從土耳其事件看，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從三灣改編開始，將黨支部設在連隊，使得暴力武器永遠歸於黨的領導和控制之下。筆者認為，只要毛澤東思想的治軍精神永在，中國就不可能發生土耳其的悲劇！

綜上論證，筆者認為，自由貿易是利益協調機制的最重要方面。

四、利益如水，宜疏不宜堵

——利出多孔是避免戰亂的有效途徑。

文革時期，經濟渠道不通暢，人們的利益矛盾無處消解，最後就只好演化到階級鬥爭的極端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符合自然法，使得每一個人的利益之「水」都能東流到海。水能入海，則永不幹枯。

另觀歐洲中世紀，個體的利益受到教會的壓制，整個社會如沉寂死水。終於，路德的宗教改革，達芬奇等人的文藝復興，激起了千層漣漪，可以說歐洲的崛起，是從尊重個體的利益開始的。

正是從這個起點，產生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產生了密爾的自由主義，產生了伽利略等人的挑戰天主教權威的科學精神。

個體的利益之水不是說是唯一，也不是說一定是第一位的。但可以肯定的有三點：一是小河有水大河滿，個體是社會和國家的基礎更是目的。二是眾多個體之水，宜疏不宜堵。三是大河無水，小河必干，國家和社會是個體的保障，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中國人更能理解「有國才有家」的內在血淚含義。

故利益矛盾不可堵，只可疏。

五、軍隊，不可不慎

——勢能，萬不可丟。

宋朝杯酒釋兵權之後，武官被嚴格壓制在文官系統之下，趙匡胤通過這一制度創新，的確解決了晚唐藩鎮割據的歷史流弊，但這又帶來了另外的問題——宋朝軍隊的屢戰屢敗。筆者認為，毛澤東最偉大之處即在於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幾千年來都解決不了的軍隊問題。軍隊是極其重要的，士兵是極其辛苦和崇高的，但絕對不能是土耳其那樣！

暴力武器應當是一種勢，是一種武力保障，是一種威懾力量，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其最高境界也是最低成本的運轉方式。這種勢類似於重力勢能，如上帝之重鎚，無人不畏懼。

人有所畏懼，才能有所規矩，所以人們才願意坐下來談判協調。但這上帝之重鎚，一旦落了下來，那就是天動地搖，後果嚴重，而且殺敵一萬難免自損八千；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重鎚一旦落下了，就難以立刻再提上去，提不上去，勢也就不復存在了！那之前的勢能優勢就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進而就到了另外一個利益結構的平衡了，那時候就再也不是重鎚落下之前所能控制的場面了。

無軍隊控制權，則無勢能。無勢能則，無規矩，無規矩則無政治，無政治則無利益矛盾的協調機制。

因此，利益矛盾協調機制的前提是勢能的存在。

總之，勢，不可謂不慎！公民利益之「水」不可為不慎！ 利益矛盾的協調機制不可不思！

子之2016.7.16於往惠州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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