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藥、羅盤、瓷器，大宋的發明再好，也難抵道學之害！

編者按：本文由讀史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32篇文章。

眾所周知，宋政府是軟弱無能的，但是，那時的中國社會卻跟它的政府完全相反，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火器、羅盤、紙幣、瓷器噴薄湧現，並傳向海外。

然而，在這樣大好的局面里，卻又發生使我們驚愕的事情，那就是理學開始根深蒂固，對中國產生700餘年的巨大影響。

一、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

前面幾篇，我們的篇幅幾乎全部在敘述宋政府的政治形態，以及因這個顢頇的政治形態所引起的災難。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印象，認為那時的中國社會跟它的宋政府一樣，也是墮落的。

其實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整個宋帝國時代，起自十一世紀，經過十二世紀，再到十三世紀，二百餘年間，它的物質文明，有輝煌成就，不但超過中國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並超過同時代的西方世界。最保守的觀察，中國至少比歐洲進步一百年。

這種情形，我們作五項敘述：

1、火藥。這是中國最重要的發明之一，我們不能確切指出它發明於某年，但可確定至遲十二世紀已經大量生產——1126年首都開封之圍，守城的宋軍，就使用過火藥反擊，名「震天雷」，從這個名字可看出它的威力。宋軍把火藥製造的鐵炮埋在城下，等金軍攀城時引發，發出巨響，能爆炸出一個巨洞。同時還製成一種「飛天炮」，即現代火箭的始祖，用火藥的後射力推進炮火，擊入遙遠的弓箭射不到的金軍大營。

女真兵團對這個魔鬼般的新武器，大為震恐，成為當時它第一次撤退的原因之一。而第二次圍城，如果不是相信荒唐的騙子郭京，開封在火藥保護下，不是一個容易陷落的城市。

1161年採石戰役，虞允文也曾使用一種「霹靂炮」，轟擊金艦。它可以說沒有什麼殺害力，因為它不能瞄準，但它的聲音能使女真戰士心驚。張浚北伐時，一個平民發明家魏勝，曾用他發明的「炮車」，作為野戰攻擊的武器。不過它無法阻止張浚的挫敗。再好的武器，在不能作戰的部隊手中，都沒有用。

跟其他的中國古發明一樣，火藥的功能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發展。中國只用它來製造鞭炮，在慶典時點燃，以驅逐邪神惡鬼。不過，它卻通過金帝國，流入蒙古人之手。在十三世紀時，蒙古帝國得到中亞科學家們的合作，製造出精確的巨炮，反過來摧毀金帝國。並於1273年，一炮擊碎襄陽（湖北襄樊）城樓，襄陽投降，宋帝國門戶洞開，不久即亡。

2、紙幣（交子）。紙幣的發行，起於十一世紀初。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對金錢攜帶，感到困難，十貫（一萬錢）的重量就是50公斤，不僅攜帶不方便，而龐大的體積，又容易引起盜匪注意。於是紙幣應運而生，以一貫（一千錢）為一張紙幣的單位金額，如此，十貫不過十張鈔票。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財產擔保，聯合發行，每次發行125萬貫——即125萬張紙幣。只有在進步的印刷術支持下，才能供應這麼巨量的發行。時間以三年為期，到期即可兌換現款。後來由政府主辦，設立國家銀行（交子務），禁止私人發行。這是世界上使用紙幣的開端。

——紙幣對宋帝國社會有繁榮安定的作用，並被其他國家所仿效。金帝國發行過五貫（五千錢）和十貫（一萬錢）大鈔，以後的蒙古帝國更發行十兩銀幣的大鈔，後來發現鈔票既有如此奇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農村破產，促成遍地民變。到了更後的明王朝，在排外的情緒下，竟認為紙幣也是外國工具，下令取消。這對商業的發展，是一個打擊。

3、羅盤。姬軒轅（黃帝）於紀元前二十七世紀發明指南車的神話，一直盤旋在中國人腦海之中。但真正的航海羅盤，要到十一世紀才出現。不過跟火藥一樣，我們不知道它的發明人，只知道中外海上貿易，原來只靠定期的貿易風和星象的觀察，對方位的辨別力，十分薄弱。

首先使用羅盤的，可能是中國海盜，他們把磁針放在稻草上，使它浮在一碗水上，裝在一個小匣子里，它在陰霾和大霧中，就能始終保持所指的方位不變。這種簡陋的設備被引用到商船上之後，加以改良，使貿易風的價值頓時減低。十二世紀宋高宗趙構泛海逃亡，金軍曾用擄掠到的船艦出海追擊，就使用羅盤導航。只因女真戰士不能忍受海上的風濤，才告放棄。

——羅盤至遲在十二世紀，就經由阿拉伯船隊傳到歐洲，這對整個人類文化有很大的貢獻。發現新大陸，以及歐洲那些海上帝國，都在有了中國羅盤之後，才成為可能。

4、瓷器。這是手工藝術和科學技術結合的產品之一。自十一世紀以降，直到十九世紀，瓷器始終是中國最大的出口貨物，使東方西方保持一千餘年的驚奇。十九世紀時日本帝國曾苦心仿造，不能成功，歐洲更不足論。

瓷器生產在十二世紀進入黃金時代，中國共擁有三大名窯：

景德窯，在景德鎮（江西景德鎮），由政府經營，稱為「官窯」、「御窯」。

汝窯，在汝州（河南汝州），也是政府經營。宋徽宗趙佶做了一個夢，夢到了雨過天晴。他對夢中見到的雨後天空的那種顏色非常喜歡，就給燒瓷工匠傳下旨意：「雨過天晴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徽宗的這道聖旨不知難倒了多少工匠，最後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籌，燒制出了「雨過天晴雲破處」的那種顏色，成為特殊珍品——製造時把瑪瑙研成細粉，作為主料，調成釉汁。出窯後，形成隱約像螃蟹爪一樣極美觀的細紋（古物鑒別家，就靠此種細紋，判斷瓷器的真偽）。

哥窯，在龍泉（浙江龍泉），當地章氏兄弟二人，同是偉大的藝術家和企業家。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最初合造一窯，名琉田窯。後來兄弟分造，章生一的窯稱哥窯，章生二的窯稱龍泉窯。哥窯出品因土質奇潤，呈現一種魚子般的紋路。龍泉窯則沒有這種紋路，但彩色同樣優異。

——景德窯和汝窯，是國營企業成功的先例。章氏兄弟世界性的貢獻，使二百餘年衰弱的中國生色。

5、其他。紡織、刺繡，都十分發達，尤其杭州刺繡，它的領導地位保持到今天不衰。棉花經阿拉伯人引進中國，大量在江南種植。天文渾天儀已用水力發動，氣壓測量計（浮漏景表）也開始使用。數學家秦九韶，對平方根的計算方法有很大貢獻。

建設上，江南的水利灌溉系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三百年間，江南（半個歐洲那麼大）幾乎年年豐收，很少水災旱災（宋帝國把黃河移交給金帝國，它永不停止泛濫潰決的特性，使金帝國焦頭爛額）。十二世紀的江南，已不是五代十國小分裂時代，更不是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時代的江南，而是一個富庶繁華、錦繡般的世界。

概而言之，中國高度文化盛況，類似羅馬帝國在蠻族入侵之前的情形，武裝力量跟文化水準不能配合。七世紀（唐王朝）中國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不再重現，但廣大的社會在被長期的蹂躪破壞後，自動復甦，而且更加彭勃。這是中國人所具有的一種雄厚潛力。靠此潛力，永遠屹立在地球之上。假如有李世民一樣的人物作為國家領導人，而不是趙匡胤之類，中國第三個黃金時代當比第二個黃金時代更偉大。

然而，中國沒有再出現李世民大帝，卻出現道學。

二、道學與聖人系統

道學，即十一世紀萌芽的理學。進入十二世紀後，理學改稱道學，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可能是理學只是純學術性的學派，而道學則由意識形態領域，進入到實際的行為，成為一種政治上或社會上的黨派。士大夫在理學思想指導下，一面自衛，一面打擊異己。我們似乎可以稱道學是「應用理學」。

道學一開始就以儒家學派的正統自居，而儒家學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所以道學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此一正統，靠一個道學家所擬就的、莊嚴的聖人系統維持，所以這系統有時候也被稱為「道統」。道統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聖人組成：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中國自紀元前三世紀到紀元後十世紀，凡1200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沒有出現過聖人。而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卻連續產生兩位：程頤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學家的重要地位。

朱熹的哲學基礎是程頤的「敬畏」，他把它闡揚為「居敬窮理」。於是他發現「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道德（個人的）法則和政治（國家的）法則。一個道德上沒有暇疵的人，才有資格去治理國家；一個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幹，也不會把國家治理完善。至於道德的內容和標準，則由道家學制定。

道學家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樣嚴厲。

聖人是一種凝固劑，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又稱為「名教」）。

怎麼樣使禮教達到至善，朱熹認為關鍵在於「天理人慾」。天理是善，人慾是惡，所以必須盡量發揚善而摒斥惡。禮教的正常運行，是天理、是善。企圖予以變革的，是人慾、是惡。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慾望，減少越多，越接近聖人的境界。減少慾望最有效的方法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忠君愛國，除此一念外，別無他念。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學說為法定思想，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受到拘束，經過一千餘年的累積，到了十二世紀，更加嚴厲的拘束，在理學家道學家手中完成。

問題就恰恰發生在這裡，因為道學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際准，連道學領袖，聖人系統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

朱熹擔任浙東地區（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長（提舉浙東刑獄）時，跟台州（浙江臨海）州長唐仲友，為了爭奪一位漂亮的青樓女子嚴蕊，朱熹失敗（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她對滿面道學的聖人，恐怕難以激起澎湃的愛情），遂攻擊唐仲友姦邪，向皇帝上奏章彈劾，這跟程頤對付蘇軾的手段如出一轍。

他們在感情激動時，都不能實踐他們對人的要求，其他人當然更為困難。於是產生下列兩種現象：

1、道學家在禮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種壓力，往往人格分裂，成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兩面人，道學家所要求的道德，幾乎全部都是外銷品。

2、因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學家往往一味要求別人在禮教甲胄中受苦。這種心理背景，產生一種願望，對別人的責備永無止境。動不動就要求別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脫責備。

這種偏差的行為，當然引起反感。道學與反道學雙方都向皇帝爭取支持，反道學的一派在宰相韓侘胄領導下，獲得勝利。1196年，宋朝第十三任皇帝宋寧宗趙擴下令，禁止道學傳播，擔任國立圖書館官員（秘閣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職。但只禁止了六年，到1202年，即行解禁。

同時，道學家還掌握著兩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學白鹿洞書院當校長，學生遂成為道學的主要傳播者；另一是考試，國家考試大權，始終握在道學家之手。它只錄取讚揚道學的人，知識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們指定的道路上。

在這個龐然而堅固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心則就沒有時間思念道德和忠君愛國的大事了。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罪過。

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聖人系統和准聖人系統——道學家，則必須全神貫注道德和道德基礎上的「治國」、「平天下」。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

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制。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這就是直到二十世紀，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士大夫的意識形態，我們必須對此有簡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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