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萬本書被納粹付之一炬，它們的作者都有什麼樣的故事？

作者簡介：

福爾克爾·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傳記作家。 1969 年 11 月 6 日出生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曾在海德堡和柏林研讀政治學與德國文學。現居柏林，是文學編輯並擔任《法蘭克福日報·周日特刊》（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副刊主編。 2006 年出版《光年，1945年至今的德國文學史》引起轟動，激起各界熱烈評論。 2009 年因《焚書之書》獲的「圖霍爾斯基-文學傳媒獎」（瑞典筆會文學獎）。

書籍摘錄：

前言

這些人到底是誰？這些到底是什麼奇特卻默默無聞的名字？漢斯·左策韋（Hans Sochaczewer）、奧托·林克（Otto Linck）、赫爾曼·埃西希（Hermann Essig）、瑪麗亞·萊特納（Maria Leitner）、阿爾弗雷德·席羅考爾（Alfred Schirokauer）、恩斯特·約翰森（Ernst Johannsen）、阿爾貝特·霍托普（Albert Hotopp）、魯道夫·蓋斯特（Rudolf Geist）、亞歷克斯·韋丁（Alex Wedding），還有更多更多的名字嗎？今天，他們都被遺忘了。他們每個人都寫過書，這些書讓 75 年前納粹掌權者和他們的擁護者如此驚懼，非得把這些書從圖書館、書店以及古書店通通揪出來併當眾燒掉才安心。這些人的名字必須從歷史書里抹去、從國家的記憶里抹去，他們的書最好無聲無息消失——永遠消失。

這個計劃幾乎得逞。直到德國在戰後終於想起它流落在外、著作被焚燒的作者，時間卻已經過了好久。記者于爾根·澤爾克（Jikgen Serke）在 1976 年專訪了幾位倖存者，並發表了一部《焚燒的詩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成為這些人物的特寫。當時，這本書不僅獲得極大的迴響，同時，在焚書 45 年之後，德國必須承認，當時納粹致命性的政策居然直到現在仍有巨大影響。而且，一些著作被焚的詩人作家仍然藏匿地苟延活著，在被遺忘的陰影下殘喘，沒有人對這些人或這些文學感興趣，這個事實對德國造成的震撼真可謂不小。澤爾克的書雖然搜羅了一些作品與作家，例如女作家科伊恩（Irmgard Keun），喚起了人們與讀者的回憶，但是，澤爾克所挑選出來的，只是所有犧牲者中很小的部分，大多數受害的文人仍籠罩在陰影中。

這本書則不再只是浮光掠影。我毫無遺漏地追蹤了被登錄在首批文學作品黑名單上的所有作家，而哪本書該被丟入火堆，所依據的就是這份名單。榜上有名的包括94位以德語寫作的作家、 37 名以外語寫作的作家。並不是所有這些生命從出生到離開人世都能被完整地重組建構，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被重新找到。慶幸的是，留下的缺漏很少，在史料記載與各式追蹤資料里，幾乎沒有一個是完全沒有留下痕迹的，而只出現名字的謎團也不多。但是在這本書中，所描述的生平經常以「不知所終」或「正確死亡日期不詳」作為結尾，實在是因為在那樣的時代，人們經常無故便不知去向，既沒有先兆，最後的痕迹也無從查起。本書的重點放在德國作者身上。對這些作家而言，作品被挑出來燒毀一事，嚴重威脅到他們的存在。對他們來說，這代表他們所有的一切。他們大部分因此失去了讀者、家園，甚至生命。

德語版封面，來自：kiwi-verlag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常常在閱讀時情不自禁，沉浸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裡，忘情於他們的書寫。這些書很大一部分真的不復存在於圖書館，如果不是藉由在網路上搜尋與訂閱的可能性，以及位於柏林杜德街（Dudensttasse）上的托德（Tode）古書店裡無盡的寶藏，這本書根本無法以現有的規模出版。有一段時間，郵差幾乎每天早上都來按門鈴，為我送來被遺忘的、稀有的、圖書館裡找不到的書。這裡的每一本書都是一個英雄典範，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證明。每一本都是倖存者，原本已經應該被銷毀，卻仍頑強存在著。

我一讀再讀，無法釋卷。這裡面有太多事物等著我去發現。有太多作者的名字我不曾相識，而他們寫的書，我正握在手中，看得津津有味。當然其中有些書並不那麼有趣，也有寫得不怎麼好的、媚俗的，或者立意雖好卻礙於文筆表達不出的。事實上，不是每一本在這場歷史大火中被焚毀的書都是大師之作。有幾個作者如果不是因為 1933 年這場火刑，今天恐怕早就被淘汰遺忘。即便如此，他們的生平與所寫的書我同樣感到興趣非凡。「所有著作被第三帝國焚毀的作家，我都致以無限敬意」，自身也是作品被焚毀的作家之一的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在 1935 年寫道：「即便事發之前我不認識這些名字，但是這場大火照亮、榮耀了他們，拉近了我與他們的距離。」

這就是本書寫作的目的。讓被遺忘的從遺忘中走出來，把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著作呈現給今日的讀者—你們。把焚書之人的勝利轉成潰退慘敗，重新光耀當時被焚燒的書籍，重寫當時多數文人悲慘的生命—他們面臨公義道德的勇敢抉擇與他們的流亡生活。這些生命在五月的那個夜晚所受的傷，是一個永遠無法被療愈的傷口。

本書的寄意所在，並不是文學作品理論分析，而是讀後感言，嘗試將這些被焚之書完整而忠實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這本書描述的事件都是戲劇性的。一些重量級人物，如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或者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描述他們的章節常常比名氣較小的作者來得短，原因是這本書主要介紹的，是不為人所熟知的人、事。各個作家所佔篇幅頁數的多寡，代表的不是他們的意義或重要性，而是我閱讀後，從作者生平與著作中所整理出來新的、我個人覺得值得一提的細節的累積。

對我而言，寫這本書的工作帶給我新的視野，教我如何去看待這個國家似乎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與書寫。我希望，這個新視野在以下章節的字裡行間仍能被發現。

福爾克爾·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來自：由出版社提供

04 流亡者不識妥協之道（節選）

恩斯特·格雷舍

他自己早就描寫過這一切。這一切，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憎恨其它人沒有像恨他那麼深的理由。恩斯特·格雷舍(Ernst Glaeser, 1902-1963)在他造成轟動的小說《年次：1902》(Jahrgang 1902,1928)里，把這一切寫成像自傳和這一代的紀錄一般， 海明威稱這本書「他媽的好」，而且直到今天它仍被看成是理智的、不過份感傷的時代之書，非常值得一讀。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在 1902 年誕生的這些人，被他描寫成是失去方向、失落的一代，沒有依靠和榜樣，生存在兩代中間的夾縫裡，戰爭開始時是 12 歲，結束時 16 歲。「我們埋怨我們的青春，因為它阻止我們成就英雄事業。」格雷舍如此寫道。

他們的父親們，剛剛還是小公務員，小小的社群組長，突然間變成英雄。孩子們歡欣鼓舞，熱衷模仿前線：「我們手牽著手歌唱。我們稱呼自己為『德國弟兄』。我們發誓永遠效忠對方。」什麼可能性都有，什麼都美好無限，在這樣的青春中。只是不能上戰場，他們不被允許上戰場。忽然之間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被毀滅。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只知道，他們被欺騙了：「很快的，我們發覺，別人說的話，不再是他們心裡所想。」情緒，原本是內心深處的表達，現在要遵從每日一令：「之前我們必須歡呼，現在我們必須哀愁。」信仰，格雷舍寫道，信仰已經離他而去，不只是他，還有其它與他同年紀的男人：「戰爭屬於大人。我們孤單的在其間迂迴。我們什麼都不相信，但是我們什麼都得做。」

格雷舍的書中最出色的是，令人信服的將極端的立場、埋怨的牢騷以及個人的自憐描繪成一個世代的現象。唯獨有時候，在很少的一些地方，在最孤獨、最真切的可能里，他說的是自己：「每個人都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他們為什麼受苦。而我不知道。」

恩斯特·格雷舍，來自：維基百科

如果這是一部作品的話，很偉大。是真實生活的話，就可笑復可憐，卡在明確的喪失立場與信仰之中。因為格雷捨生活在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代，一個與政治抗爭的時代。他和朋友熱心投入政治，又被政治殘酷的驅趕。在卡爾可夫革命作家大會上，在共產黨忠魂維斯克伯夫被誣衊反叛時，必須為自己辯護的大會上，格雷舍被譽為正義鬥士。一年後，他和維斯克伯夫共同合作，出版了這部之前提過，報導幸福的蘇聯人民的宣傳書《沒有失業者的城市》。兩年後，他的書全部被投入火炬。活該，我們可能會如此認為，因為格雷舍被視為左派。他流亡逃入捷克，然後去瑞士，但是在那裡，獨自一人，他開始反省。

而且思鄉的愁緒來襲。疑問也接踵而至，真的那麼糟糕嗎？舊的祖國？格雷舍紆尊降貴，首度再越過邊界，為了參加「奧地利併入德國」 的投票。如果他欲投「反對」票，就不會越過邊界。他到處詢問，是不是有可能被好好引薦，重返「帝國」，昔日焚毀他的書的那一個國度。接著，他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再教育營」或者也稱「練習營」。格雷舍一定是個表現良好的學生，因此第三帝國重新接納了他。而流亡在外的人則憎恨他：一個「文學戰犯」，貝歇（Johannes R. Becher)如此稱呼他。

褚格麥雅（CarlZuckmayer)在他為美國情治機關所寫的精神分析報告中，自己對分析的對象同情不已，卻語氣強硬的寫道：「格雷舍又是一個必須涉及『相信』議題的例子，他投靠納粹的過程完全是這個模式的過程，只能被認為是巴結、自欺欺人和有意識的投機。」由褚格麥雅所找到的這個來自萊因海森（Rheinhessen)的南海森人，原籍達姆城（Darmstadt）附近果思革饒（Groβ-Gerau）的格雷舍，是機會主義者的最佳例證，格雷舍曾寫道：「這裡說的是某種特定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家鄉的方言，製造內心的不安、不真實、引導錯覺和戴假面具。」

還有：「他在重新回歸之前，就已經在假裝是感傷的流亡人士，但是沒有人比差點死在流亡時期的他，更仇恨流亡。」克勞斯?曼和艾麗卡·曼(Klaus und Erika Mann)在他們的流亡者畫像之書《逃亡》(Escape to life,1939)中，也如此描寫格雷舍沒有當時流亡者所組同鄉會同仇敵愾的心。我這麼詳細的引述文獻，是因為一如其它流亡者所判斷，格雷舍這個人和他的個案清楚呈現了幾乎是所有流亡者的生活狀況，危險、辛苦、失去生存的意義，並且面臨威脅。

來自：wallstein-verlag

從這個人的例子可以看到，如此想法的人，可以這麼容易就改變立場：「流亡生涯不是一個倶樂部，不像擁有倶樂部會員資格般代表什麼身分地位。流亡是一種生命義務和命運，是一項任務，而且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這些流亡者是一群特別的人。他們中間不需要一個惺惺作態、狡詐、多愁善感，但同時不忘向對手拋媚眼的人。這樣的人會被排擠出他們的圏子。這種人，如果他還找得到地方求饒，我們也不屑用指尖碰一碰他。」

格雷舍確實是他那一個世代典型的化身，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自然而然，如果格雷舍在戰後，成為第一個向德國人民演說民主生活該如何，民主人的行為該如何的人，也不是令人驚訝的事。他又再一次前進、傳道、指導方向、要求別人，自己像個全知者般宣稱：「就是今天這個日子，我們要向德國人民呼籲：不要順從!要起來反對所有的愚蠢、所有的僵化，反對謠言以及搖擺不定的態度，反對告密，反對官僚，反對奴性，反對機會主義，反對不合理，反對暴力——起來反對吧！」這就是 1947 年的格雷舍，然而沒有人再聽從他。這個人， 1902 年的代表，最終只是一個悲劇的、滑稽的人物。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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