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家鍾揚留給未來的四千萬顆種子

鍾揚總感慨，「每個人都會死去，但我想為未來留下希望。」這包括兩件事：收集種子，為藏區培養人才。

全文3353字，閱讀約需5分鐘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曾在西藏行路超10萬公里，和團隊收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網路圖片

9月25日上午，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教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終年53歲。

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滿。當天，他計劃在城川民族幹部學院做講座，之後回上海、28日去拉薩，往返機票都已買好。

16年來，這位植物學家不斷進入藏區，收集植物種子。雪山腳下，荊棘叢中，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他在西藏行路超過10萬公里，和團隊收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

微電影《播種未來》里的植物學家鍾揚。

這些種子不僅能為我們提供水果、花卉、糧食作物，在醫藥研究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鍾揚常說。

他也提到過，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自己毫不畏懼。因為學生會繼續科學探索之路，而採集的這些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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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胖胖」

鍾揚常年帶著一個超級重的雙肩包。「要兩個人才能比較輕鬆地拎起，而他一背上就去了野外。」學生趙佳媛說，包里有筆記本電腦，還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時是學生的論文，有時是出版社拜託的翻譯稿，有時是參加會議的發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時衣袋裡還裝著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著一條條待辦事項，每做掉一項就劃掉。即便如此，找他開會和討論學術問題的人絡繹不絕，他也耐心地一一處理好。

每次出差回來，召集學生開會或製作標本，同學們都非常開心。因身材較胖，性格和藹可親，亦師亦友，大家在背後稱其為「鍾胖胖」。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網路圖片

他常在飯桌上談自己的故事，用十分風趣的口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復旦大學教授丁澦都記得，每次吃飯，都會變成鍾揚的單口相聲，「他有太多故事了，讓吃什麼都變得不重要了。」

朱彬稱，老師博學且幽默，學術報告中枯燥的東西，經他一說，很容易就能接受。

聽過鍾揚講座的復旦大學博士生小徐也表示，老師善於講課，「講兩個多小時，到結束時，你還會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

就連考試也很「新奇」。趙佳媛回憶，鍾老師為大三學生開設《生物信息學》課，期末考試內容之一就是，為用來做教材的《簡明生物信息學》挑刺——這本書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學生介紹，老師「不允許任何一個學生掉隊」，會根據學生特點「定製」專屬的成長計劃。

有位學生對科研工作並不十分熱愛，但對國際事務與接待工作特別上心，鍾揚看在眼裡，每次遇有相關事務都交給他去做，經過幾年培養，該生博士畢業後到了丹麥領館工作。

有位學生熱愛課堂教育，鍾揚便把國際學生課程的教授交給她負責，經過幾年積澱，她成了鍾揚國際教學的左膀右臂，畢業後如願到復旦附中國際部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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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與博士生

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濕地附近，一塊十畝大小的田地里，種著一片樹苗。這是鍾揚培植的紅樹樹苗，最早一批是9年前種下的。

當時，中國自然分布的紅樹林所能達到的最高維度，在福建；人工栽種的紅樹林，緯度最高的在溫州。在北緯30°40′-31°53′的上海栽種，著實是個難題。

「既然沒人嘗試種過，怎麼知道在上海種不活呢？」鍾揚申報在上海種植紅樹林這一課題。

其他植物學專家均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同事們也勸他放棄：「不能瞎搞，這個搞不活的。」

鍾揚承認項目難度很大，但仍堅持一試。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上海歷史上曾有過紅樹林，二十幾萬年前的化石就是證據。他也堅信植物自身對環境有很強的適應性。比如，小麥最早起源於中東，但已在世界各地廣泛種植；鳳眼蓮原產於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上世紀引種到中國後很快廣泛傳播。

最終，課題組經多次研究、實驗，克服上海溫度、鹽度方面的限制，紅樹林不斷適應周圍環境，開始生長。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網路圖片

「鍾揚一直是個敢想敢做的人。」西藏大學教授拉瓊評價。

2010年，鍾揚成為第六批援藏幹部。3年援藏結束，他又申請繼續留任，先後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西藏大學校長助理等。

拉瓊回憶，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時，鍾揚曾說，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博士點不批下來，自己就不離開。「我以為這是大話，因為那時，學校理科碩士點一個都沒有，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也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

但在鍾揚及學校師生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學植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准；2013年，西藏大學生態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准，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學的植物學研究，在鍾揚帶領下已初具規模，擁有了植物學博士生導師1名，副教授4名，講師5名，而且大多老師都具備國外學習和研究工作經歷。

著名植物學家鍾揚（左）在實驗室。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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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獵人」

鍾揚幾乎一輩子都在收集種子，常年在海拔幾千米的山間奔波。

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記得，鍾揚對收集種子這事總輕描淡寫：「我只是想摸清我們的家底，總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種子，它們在哪裡。」他覺得，幾百年後，這些種子會給無數人帶來希望。

16年前，鍾揚在工作中發現，我國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倒數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約50%的相關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卻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2001年，復旦大學承擔對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鍾揚立刻報了名，踏上青藏高原。

這片高原上，有近6000個能結種子的高等植物物種，佔全國的18%，數量大，質量也非常好。「非常糟糕的是，由於全球環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前，很多種子就已經沒有了。」鍾揚曾提到。

來到這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種子。

微電影《播種未來》。視頻截圖

有次，鍾揚發現一種桃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釆摘了8000顆。為了不損壞種子的完好度，他發動全課題組老師、學生啃毛桃，刷乾淨、擦乾、晾乾（不能暴晒，否則質量毀壞）後，再送入種子庫，篩選出5000個封到瓶子里，「有可能放80年到120年，這就算一個樣本。」

那年夏天，他做了500個樣本。

為分析巨柏在藏東南地區和雅魯藏布江兩岸的生存和發育情況，鍾揚和研究生一起，花3年時間，給每棵巨柏樹進行登記。

不少巨柏生長在人跡罕至的山林或懸崖上，他們苦苦尋覓後，對不同的野生種群一一標記分析，直到將全世界僅存的、在西藏的這3萬多棵巨柏都登記在冊。

種子存儲庫。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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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大膽」

在青藏高原上採集樣本，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援藏幹部、如今為西藏大學副校長的楊丹記得，去年7月，鍾揚以老隊員身份在歡迎座談會上講話，「第一句就告訴大家，千萬不能感冒進藏，還說了很多健康類的注意事項。」

當時，鍾揚已多次受高原病折磨，他的臉浮腫，有著高原人特有的黑紅色。

在這裡，做一件事要比平時難得多。楊丹說，高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不能多動，甚至走幾步都會喘不上氣來。他的心跳每分鐘多了20多下，同批隊員中，有人已憋得「心臟肥大」。

西藏生態環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資源，從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們不僅可做藥物，分布規律還體現植物適應環境的進化過程——越是氣候條件惡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價值。

「為收集這些植物的樣本、種子，老師常出沒無人區，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採樣」。鍾揚的學生朱彬說，高原反應令老師血壓高，頭疼欲裂，身體綿軟，但他依然勤勤懇懇，堅持早出晚歸，從不懈怠。

鍾揚和學生們在採樣的路上。視頻截圖

16年來，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都有鍾揚的身影。不管多麼危險或艱苦，只要能對研究有益，他都要去。

在艱險的盤山路上，過往車輛多次衝出路基，掉下懸崖；沒有水時，他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大雨、冰雹降下，就躲在山窩子里。因此，藏族同事給他起了個特別名字：鍾大膽。

朱彬稱，2015年，在上海過生日時，老師突發腦中風，經緊急搶救才無大礙。醫生提醒他，以後需要注意兩點：一是不能飲酒，二是1年內不能再去西藏。

鍾揚喜歡美酒，一次能喝一斤，但從那以後，他就滴酒不沾了。但對於西藏，他卻「戒」不了，「醫生說完不到3個月，他就一直說想去西藏，9個月時，沒忍住直接去了。」

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記得，去年，鍾揚回上海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醫生說，他的身體已不適合在高原工作。但他很快就回西藏了，「每次『上來』，都要不停地吃藥」。

鍾揚總感慨，「每個人都會死去，但我想為未來留下希望。」這包括兩件事：收集種子，為藏區培養人才。

不久前，西藏大學生態學入圍教育部「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鍾揚一手扶持的西藏大學博士點也迎來第一批博士畢業生。他很高興，出事兩天前，還跟同事開會商量下一步的學科計劃。

如果沒有這次意外，鍾揚28日就到西藏繼續「播種」了。劉星說，鍾揚有對上高中的雙胞胎兒子，一個讀漢語班，一個讀藏語班。「他希望將來自己的孩子也能來西藏。」

新京報記者 趙凱迪 李明 實習生 劉明洋 編輯 李驍晉 校對 陸愛英

值班編輯：李二號 張一對兒

本文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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