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學者奧蘭·揚：或許嚴重環境危機才能喚醒人類

近日，超級颶風接連肆虐美國南部和加勒比海地區，再次引起了科學家對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加劇的討論。「伊甸園被毀了，」多米尼克總理斯凱里特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痛心地說，呼籲各國領導人正視氣候變化，而不是一再拖延。

同樣在本次大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了他首次對聯合國的演講。據美國廣播公司（CNN）統計，特朗普演講中提及「主權」（sovereign或sovereignty）共21次。他強調加強邊境管控和地區安全熱點，卻沒有一次提及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對是否留在《巴黎氣候協定》搖擺不定，認為協定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

「我們很有可能將要開始經歷極為嚴重的環境危機，只有這樣才能喚醒人們（關注氣候變化）。但問題在於，危機要有多嚴重，人們才會有所反應？」9月22日，長期關注環境問題的美國著名全球治理學者奧蘭·揚（Oran R. Young）在上海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警告說。

美國著名全球治理學者奧蘭·揚（Oran R. Young）。資料圖

當天，上海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研究院在上海舉辦了「全球秩序的變遷對全球治理的政策影響」國際研討會。此次研討會邀請了「全球治理之父」、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環境科學與管理學院名譽教授奧蘭·揚發表主旨演講，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世界自然基金會、復旦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財經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參與了研討。

揚在演講中表示，我們正踏入一個名為「人類世」的新地質年代，世界經濟、人口、環境等各方面自20世紀中葉以來加速發展，人類活動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地質力量，給地球環境帶來深刻變化。我們目前所處的「全新世」時代的穩定的氣候環境將成為過去時，「人類世」將面臨更劇烈的氣候震蕩。

面對這一時期不斷增加的連鎖反應、不確定性等複雜情況，各國政府都面臨新的治理挑戰。揚認為，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以立法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已不足以應對各項挑戰，需要擴充「工具庫」，採納更為創新的治理模式。例如以目標為導向採取行動，確定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集中資源達成目標，並加強「診斷」問題、評估治理效果的能力。他表示，中國開設特區進行試驗、訂立五年計劃等經驗不同於美國傳統的治理模式，值得借鑒。

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奧蘭·揚曾任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副主席、美國國家科學院全球變化人文因素研究委員會創始主席，目前擔任全球環境變化國際人文因素項目科學委員會主席、北極治理項目指導委員會委員。

環境危機將使氣候變化問題迫在眉睫

澎湃新聞：許多人傾向於考慮對自己有直接影響的眼前事，對較為遙遠、抽象的氣候變化感觸不深。如何加強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關注？

奧蘭·揚：確實，包括你我在內的大部分人通常只會考慮自己今天或者接下去幾天要做什麼，而不會去多想5年、10年乃至20年之後的事情。如何讓人們關注氣候變化確實是個重要而嚴肅的話題。

但當前的世界處於複雜系統中，地球系統內的各種事物和現象的耦合性增加，許多事物不再呈線性發展而是會突然發生劇變，突發性和意外發生的頻度也有所增加。我們很有可能將要開始經歷巨大環境危機，環境一旦跨過了新變化的門檻就難以恢復到既有狀態，只有這樣才能喚醒人們（關注氣候變化）。但問題在於，危機要有多嚴重，人們才會有所反應？

美國剛剛經歷了一系列相當嚴重的颶風，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就能夠喚起人們的關注和行動了嗎？我不知道。但過去1萬年（全新世），人類所處的環境相對比較溫和，而未來（人類世）的氣候可能會更頻繁地出現大幅震蕩，到時候氣候變化的後果就迫在眉睫了。

澎湃新聞：作為研究全球治理的政治學者，您為什麼會對環境問題產生興趣？

奧蘭·揚：我的工作分為理論和應用兩部分。理論方面，我研究的是治理和社會制度，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治理模式的成功或失敗。但我也希望能將理論和應用結合起來。

我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對環境問題產生了興趣。當時美國人剛剛開始從國家層面思考環境政策。1969年，美國通過了《國家環境政策法》，此後又通過了《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等。我在1965年完成了博士論文，正在醞釀更系統性的研究，也對應用領域比較感興趣。環境政策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公共政策。此後，環境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並拓展到了全球層面。

20世紀70-80年代，我開始參與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起初，這些研究都由自然科學家進行，他們關注的是氣候系統、地球物理等等。但我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則對環境變化的人文層面產生興趣：人類共同造成了環境變化，而環境變化又反過來影響了人類的福祉，人們需要想辦法應對。

我過去25年的研究主要關注了這一方面，尤其對一些國家主權管轄之外的地區興趣濃厚，比如國際公海、大氣層、氣候系統、南北極大部分地區等，這些區域都超越了國家主權的管轄界限。我因此得以思考國家主權管轄之外的治理模式。

反全球化趨勢可轉為創新機遇

澎湃新聞：說到氣候變化，《巴黎氣候協定》近年來備受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要退出協定，但美國不少州、市都表示會繼續努力實現協定目標。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奧蘭·揚：過去我們都習慣了國際協定的活動主體是民族國家，一項協定是否能夠成功，取決於其中的關鍵成員國如何行動。但現在，例如美國一些州、市之類非國家政府的行為體可能正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它們的行動是否有效，這對我來說是個試驗，但這確實是環境治理中有趣的新現象。

需要注意的是，僅靠《巴黎氣候協定》不足以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協定強調「國家自主貢獻」（NDC，即不強制分配溫室氣體減排量，而由各國自主提出目標）。但即使每個國家都成功實現了承諾的減排量，這還不足以實現協定中提出的「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目標。將來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繼續加強這類協定、逐步抬高目標。《巴黎氣候協定》每5年都需要檢視減排成績，這有助於比較不同國家的治理模式、學習成功者的經驗、進行治理能力的強化和更新。

澎湃新聞：包括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在內，近年來世界上似乎出現了許多反全球化的呼聲。這是否意味著全球治理正面臨危機？

奧蘭·揚：我不覺得現在的趨勢是反對全球治理，人們反對的只是一些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比如，國際貿易可能給各國整體帶來了好處，但它可能沒有考慮到分配不均的結果。有些人會發現，國際貿易的好處集中在社會上1%的人身上，而99%的人反而可能受到傷害。人們意識到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存在著某些問題。

我認為我們正處在戰後秩序的衰落之中。這可以視為一個治理挑戰，因為我們所依賴和熟悉的秩序正日漸失序。同時，這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機遇：新思想崛起、戰略創新湧現等等。

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時期。從某些觀點來看，這也許相當危險，比如我們要解決日趨嚴重的氣候問題。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也許這意味著在今後十年二十年，我們會看到新的秩序體系的建立，以解決這一治理危機，所以，這種轉型是有些危險，但是也不會太糟糕。

中國模式可成為全球治理的新工具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歷與您倡議的以目標為導向進行全球治理的模式有點類似，中國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哪些經驗？

奧蘭·揚：全球治理有許多不同的方法，而以目標為導向正是其中之一。中國在這方面頗有經驗，比如設定五年計劃等，訂立目標，列出優先事項，集中資源實現最重要的目標等等。

美國人通常認為，治理首先要通過立法，然後關注如何遵守、執行這些法律，這可能與中國先設立目標的方法有點不一樣。美國人常覺得中國人不重視美國人認為最關鍵的要素，但實際上這可能只是反映出兩國不同的治理模式，它們紮根於我們各自的文化和歷史中，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說一種模式是先進的，另一種是落後的。

當我們在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時，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該首先確立統一的治理模式。但我認為這不會成功，因為那些有著悠久歷史的大國可能很難達成完全一致。我們可以有同一個目標，比如確定5-10年後需要得到什麼成果，然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去實現這個目標，而不是不得不遵循一模一樣的路線。

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以目標為導向的治理模式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只是我們「工具箱」里的又一個工具。但中國確實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展示許多不同於美國、並且值得借鑒的經驗。

澎湃新聞：你如何理解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還面臨哪些挑戰？

奧蘭·揚：「一帶一路」倡議還處在非常早期的階段，它有很大的潛力，不過我還不知道這種潛力會如何轉為現實。就我的理解，不應該狹義地理解「一帶一路」，這個倡議不只是貿易，它應該與一些更大的（主題）聯繫在一起，用系統的目標和具體戰略推動他們。

關於中國的挑戰，我認為可能有內部的和外部的。從內部挑戰而言，是中國作為領導者思維能力的發展；從外部挑戰而言，是世界其他地區對於中國在全球治理中重要性不斷上升的反應。坦率而言，我認為世界上還有相當多的人對中國感到懷疑，中國的動機是什麼，角色是什麼？我想，中國的挑戰就是要說服世界其他地區，自己的意圖是積極和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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