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數殘疾人的雙重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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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靜姝

有不少人專註於殘疾人權益，

同志運動也日益蓬勃，

但當這兩種身份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卻鮮有人了解其特殊處境和訴求。

性少數殘疾人往往在這兩個圈子裡都是失語的。

海倫·凱勒、張海迪、堅強、奮鬥、生命力……從小學課本，到體育類、情感類或選秀類電視節目，這些辭彙建構著主流健全人對殘疾人寥寥無幾的想像。

在這些「正能量」的照耀下，殘疾人似乎只有一種最佳形象，那就是「身殘志堅」。性，只能退居陰影之中，而殘疾人中的性少數則更為邊緣。

韓震（@大連韓震）的履歷聽起來並不像個典型的勵志故事：放棄了保送大學的機會，他當過導遊、裝修工人、酒店領班、酒吧領舞，還自己開過唱片店；10歲就清楚自己是同性戀，現在自我認同為酷兒；20歲突發性失明後，開始從事盲人按摩，並研習中醫理論。

圖/Shutterstock

如今，32歲的他專註於性少數殘疾人的公益事業，開通了一條「小韓殘同熱線」，並創建了一個「中國LGBT殘疾人QQ群」。

沒有墨鏡和拐杖，外表陽剛帥氣但偶爾也會穿裙子，對性保持好奇、開放和反思——韓震從各個方面解構著身體、性別與性存在。

殘障者也需要性教育

殘疾人的性教育問題是韓震希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打飛機、一ye情、衛生巾、安全套……這些與性有關的詞與物在健全人的生活里並不陌生。

而在大連的一所盲校，20多歲的女生都從來沒有見過、更沒有用過衛生巾，因而不少人也因經期衛生問題存在婦科疾病；男生在午夜電台節目中接觸過「勃起」、「手yin」等辭彙，卻並不了解它們到底是什麼意思；韓震曾經讓盲校的男生自己感知並嘗試使用安全套，但只有兩三個人能夠自己拆開並正確戴好。

圖/Shutterstock

由於信息的匱乏，在成家以後，不少殘疾人把性僅僅當成生育的途徑，而從未想過性也可以是愉悅的來源。

性教育的缺乏也常常讓他們成為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對象，而不知如何反抗、如何自我保護。

性少數殘疾人的交叉身份困境：雙重歧視

以殘同（殘疾人同性戀者）為例，殘疾人的工作機會本來就有限，收入大都也並不高，如果被人得知同性戀身份，比起健全人而言，他們更容易被斥罵為「變態」，換工作、換行業或換城市的可能性也更小。

韓震提到，不少盲人按摩院的老闆曾明確表示，如果自己的盲人員工是同性戀者，會將他/她立即開除，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對其他員工和顧客的情緒造成影響，從而影響收入；許多盲人按摩師也表示不願意給一個同是盲人的同性戀老闆打工。

邊緣化也會發生在同性戀圈內：殘同在約會時常常受到排擠，殘同問題也很難被放進同志權益組織的議事日程。

圖/Shutterstock

因而，若一個殘疾人同時又是性少數，其面臨的壓力既來自與主流社會的健全人和異性戀者、也來自異性戀殘疾人和健全的同性戀。

多種身份的重疊和交叉也是女性主義的重要理論視角之一。美國女性主義思想家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

性別並不是決定一個女人社會地位的首要因素——女人的命運是由膚色、出生地、經濟狀況、性取向、健全與否等情形共同塑造的。提高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待遇、提高了黑人男性的待遇，並不代表黑人女性的處境有所改善。

同樣的，韓震所體驗和觀察到的多重身份的尷尬恰好與此暗合：有不少人專註於殘疾人權益，同志運動也日益蓬勃，但當這兩個議題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時候，卻鮮有人了解其特殊處境和訴求。

性少數殘疾人往往在這兩個圈子都是失語的，因為他們並不能被嚴格地塞進任意一個身份之中，從而對二者都顯得「不那麼緊要」。

圖/Shutterstock

韓震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出了交叉性理論為孤立的身份政治和封閉的學術研究敲響的警鐘——A好了，B好了，是不是A+B就一定好了？

「A+B」不僅是殘同向性少數社群和殘疾人公益社群提出的棘手難題，也是現代熔爐社會共通的挑戰。

在最光鮮的社會身份之外，每個人都在被自己的地域、民族、宗教、階層、學歷、病史、長相所限制著。我們所承蒙的款待或遭遇的排擠越來越不能被歸結於某一個原因。

「A+B」這個題目並沒有唯一正解，但它至少會不斷激活著我們的內省和批判。

比起小學作文里的扶盲人叔叔過馬路，或許嘗試丟下單向度思維是我們能做的更深遠的「一件有意義的事」吧。

（文/朱靜姝。專欄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編輯/談性說愛編輯部。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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