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案上遊園——宋、明兩代文人瓶花的趣味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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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姚月華 《膽瓶花卉圖》

唐宋以降，中國文人便將焚香、品茶、插花、掛畫視為高雅閑適、清凈安逸的四種藝事。彼時插花風氣至盛，上至皇宮貴族，下至街坊茶肆，無不熱衷此道。尤其在歐陽修、周密等文人大家的提倡下，插花藝術日見光大。南宋吳自牧《夢梁錄》有言：「今杭城茶肆亦如是，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元人張雨的散曲《水仙子》亦為佐證：「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窗，柏木塌。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及至晚明，有關插花的各種專著與論述的出現，使得文人插花的理論體系日臻成熟。

瓶花發展脈絡與朝政時風有著緊密的關聯；而探其究竟，還得從文人情趣說起。在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之間做出平衡，一直是中國賢士的處世哲學。他們常以聖賢自期，鄙視平庸苟且的生活，而逃離苟且的方式，便是將骨子裡的「大風雅」，轉換為向內生長的「小情趣」——若不能仕進，便退到自己的書齋里，擺弄幾樣文房清供，插花、撫琴、掛畫，建造一個身心兩安的所在。

玩賞瓶花，寄寓了文人的林泉心。高山闊水，遙不可及；草木花卉本生長於大自然中，卻受制於天氣和環境，總令人意猶未盡。而將四時之花供於案上，使之成為可移動的「案上園林」，便能令觀者見微知著，游賞四季變換之興味，體味清雅、幽逸、散淡、簡單、閑適的生活本相。袁宏道「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鬥奢。彷彿楊枝水，入碗酪如茶。以北顏君齋，一倍添妍華」，道盡了個中心思。

張謙德在《瓶花譜?序》中說：「棲息逸事，瓶花特難解。解之者，億不得一。」如其所述，在眾多閒情逸緻中，數瓶花藝術的要旨最難掌握，真正領悟其精髓者寥寥無幾。正是由於文人善從一花一木中寄寓心緒、感知萬象、體悟藝術精髓，使得瓶花藝術在文人雅士的推崇下盛極一時。袁宏道亦言，「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嗅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

斜枝疏影盛於宋

揚之水在《宋代花瓶·小引》中說，瓶花因佛教藝術的出現而發跡於魏晉南北朝，而真正興盛發達起來是在宋代，傢具的變化深刻影響了瓶花的發展與審美趨向。其時，居室陳設以憑几和坐席為中心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高坐具的發展與成熟，使得瓶花史與傢具史適時碰合。此時，陳設瓷亦開始出現，鮮花插瓶遂成為居室陳設的一部分，並與其同時興盛起來的文房清玩共同構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

唐宋時代室內格局與陳設的不同，由傳世繪畫可以見出清晰的演變軌跡。瓶花成為風雅之物，出現在完成新格局的宋代文人書房中。宋人的書房雖小，但一定有書、書案，書案上有毛筆、筆擱、墨硯、硯滴、鎮紙、香爐……與這些精美文玩相佐的，則必是瓶花——其式仿古，或銅成瓷，依季節變化插時令花卉——這是以文人雅趣為旨歸的一套完整系統，花瓶作為與自然連接最緊密的器件，已成為文人書房不可或缺的妝點。宋畫《寒窗讀易圖》（圖一），畫的便恰好是「小閣橫窗」的書房一角。書案上的其他陳設均被山石掩住，畫筆不曾省略的只有書卷和瓶梅。小瓶里橫枝各斜，梅英疏淡，意蘊無窮。

圖一 《寒窗讀易圖》局部

詠及几案瓶花的詩，在唐宋作品中俯拾皆是。杜牧《杏園》詩中曾提：「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曾幾《瓶中梅》：「小小水冰青琉璃，梅花橫斜三四枝，若非風日不到處，何得香色如許時。」晁公溯《詠銅瓶中梅》：「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瓶添水養橫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嚴參《瓶梅》：「小瓶雪水無多子，只篸橫斜一兩枝。」此間有「一年春色已平開，始見芳香傍硯台」（晁說之《再和圓機梅絕句》）的初春感悟；也有「夜來窗不掩，吹落一瓶花」（陳起《迎月》）的淡淡愁緒。如此不一而足，瓶花韜養的生活情趣撲面而來。

宋畫《盟手觀花圖》（圖二），繪花事爛漫時節的一幅庭院小景，長案上一具長頸瓶，瓶身形若倒扣的敞口杯，修頸兩側各綴一對雙環，小口中聳出菊花一捧，搖曳生姿。可見宋人插花，對花器的講究登峰造極。大小方面，有堂供、齋供的區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人插花以清疏為美，以樸素清雅為佳，一兩枝便足生韻，故常配短小瓶器以顯協調；材質方面，宋人最常用的為瓷器，而瓷器中又以青瓷為上。南宋楊萬里有詩歌《道旁店》為證：「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然冬天水易結冰，會將瓷瓶撐裂，故宋人亦喜愛選取銅瓶，又或仿古式而作成銅瓤，亦即後世所謂的「花瓤」「美人瓤」。宋徽宗《聽琴圖》（圖三）、劉宗古《瑤台步月圖》（圖四）、趙伯駒（傳）《漢宮圖》（圖五）所繪即是。

圖二 《盟手觀花圖》

圖三 趙佶 《聽琴圖》

圖四 劉宗古 《瑤台步月圖》

圖五 趙伯駒（傳） 《漢宮圖》

在花材的選擇上，以梅、蓮、牡丹、杏、菊、水仙、蘭、竹為佳。插花者往往賦予此類花不同的品質、特質與象徵意義；同時，對花的形、色、質、韻等都十分講究。而在花瓶造型上，宋人講究「摹古」，他們從古已有之的器物（如酒器、竹筒）中，擇選造型優美的幾種加以重新設計。如蘇漢臣《妝靚仕女圖》（圖六），圖繪對鏡梳妝的女子，妝具之側置一個小木架，木架裡面正好坐一具插著鮮花的花筒——這瓶梅便是畫家詩心燭照下的幾分尚古玄思。

圖六 蘇漢臣 《妝靚仕女圖》

此外，宋人注重線條和形制呈現出的藝術張力——南宋錢時的《小甆瓶·序》稱：「羔姪近得小甆花瓶二，見者莫不稱嘆。熊姪自言，因是有感。大概謂此瓶高不盈尺，價不滿百，以其體制之美，人皆悅之，若無體制，雖雕金鏤玉不足貴也。」如此可見一斑。此外，為了穩定花器，宋人還為其增配底座。

至於插花的擺設環境，則以樸實、雅緻、簡明、自然為最佳，最忌重裝飾、花俏、人工、誇張等風格。因此，天然几案、藤床、筆硯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

即物見道理於明

明代帝王崇儉尚簡，波及朝野，花事活動已不如唐宋普及和盛行。然而明代中晚期，民生產業推動，人文思想勃興，養性攝生之學流行，插花藝術趨向純美感的創造，講求美學結構和情趣意蘊。加之當時政治不清明，許多士人隱逸書齋，將才華與熱情化作了生命的智慧與哲學，提煉出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與態度，從中釋放了生存和命途的窘意。他們著意提升、開拓風雅的能力及經驗，這也使得他們對宋元文人尚雅精神的追求，有了一套更精緻的踐行方式。由此，古刻碑拓、琴棋書畫、文玩金石、賞瓶鑒陶、刻竹製扇、造湖煮茶、唱曲填詞、建園蒔花，皆成為時人追求的生活情趣。而那些各式花瓶之中千姿百態、妙趣萬端的花草枝葉，便成為了讓他們生命通向更美好境界的不二法門。

圖七 陳洪綬 《賞梅圖》

晚明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說》中說：「骨董，今之玩物也，惟賢者能好之而無敝……人能置向優遊閑暇之地，留心學問之中，得事物之本末終始而後應物，不失大小輕重之宜，經權之用，乃能即物見道，學之聚之，問以辨之，其進有不可量者矣。故曰：惟賢者能好之而無敝也。」他認為，賢者在玩賞古物的生活中，既可體會到優遊閑暇的情致，也可留心於學問，能夠「即物見道」。

難能可貴的是，明人便如此。他們賞鑒瓶花的品位多遙承宋人，卻並不止步於將瓶花看作息心養性、把玩暢懷的純粹審美對象，還將其引入了學術領域，瓶花藝術專著相繼問世——高濂所著《遵生八箋·瓶花三說》、張謙德所著《瓶花譜》和袁宏道所著《瓶史》等都成為這一領域的問鼎之作。這些理論著述一經問世便名揚四海、流傳千古，其闡明的插花及至生活美學、器物道法，時至今日仍是花藝的重要理論指導，不僅頻繁地被提及、引用及研究，甚至催化了日本花道的誕生。

圖八 陳洪綬 《清供圖》

袁宏道在《瓶史》自序中說：「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纓流水，又為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為余案頭物，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並在下卷設有「器具」條目，專述插花器物。張謙德則言「凡插貯花，先須擇瓶」，乃此種觀念的自然流露。他在《瓶花譜》的第一章便論及「品瓶」，然後才論述「品花」，可見明代文人對於瓶花之事的垂青。

《瓶史》言「夫賞花有地有時」，說明明代人在四季插花時主花分別不同：「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藥，為石榴；秋為木樨，為蓮、菊，冬為蠟梅。」花材按十二月選取，且按主、客、史插放。至於器皿，《品瓶》則要求：「春冬用銅，秋夏用磁（瓷），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忌有環，忌成對，象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

明代仿古器形流行，各種仿古複製器物釀就時風，也成為中國文人藝術家的傳統與自覺。為其所愛者，不是金石書畫，便是唐宋古瓷；器物之中，銅器必推夏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器，瓷器必推宋代五大名窯的單色釉瓷器，尤以天青色瓷器為上品。張謙德說「貴磁（瓷）銅，賤金銀」，文震亨說「貴銅瓦，賤金銀」，都是這一時期文人審美理想和生活態度的慣性回聲。袁宏道自稱：「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以「金屋」與「精舍」作比，足見其對此類花器的珍愛。

圖九 陳洪綬 《瓶花》

明人插花以瓶為主，一改宋元盆花和瓶花兩種形態雄峙並舉的局面，尊、罍、觚、壺皆可入花。在時人看來，瓶不僅可作貯花養水之用，更重要的是它與花連結而成的審美整體。從明初畫家謝環所畫《杏園雅集圖卷》、唐寅《琴士圖》、仇英《林亭佳趣》《東林圖》，到明中晚期陳洪綬《賞梅圖》（圖七）、《清供圖》（圖八）、《瓶花》（圖九）、《煉芝圖》（圖十）、《麻姑獻壽》《仙人圖》《授徒圖》《群仙會》《松下撫琴》，及至沈周、文徵明等眾多名家的畫作上，均可見到花觚簪花作為文房清供、裝點文人雅集的場景。

在插花方法上，明代人更注重瓶花美態的呈現，亦會因時令、場地不同，對花器材質、大小進行選擇搭配。《瓶史》言：「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書院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繩束縛。」此外，此時的花瓶開始普遍使用單口或多口內膽錫套管來固定、支撐花枝。李漁在《閑情偶寄》中還介紹了做「撒」的方法：「以堅木為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則或偏或方，或為三角形；但須圓其外，以便合瓶。」今日故宮所藏花器便是例證，不僅有單孔或多孔來管束花枝，且有多種鏤空花紋做裝飾。這些技巧的使用，不僅可延長花朵和花器的生命，更令插花者有了自由發揮的創作空間。

圖十 陳洪綬 《煉芝圖》

言而總之，花可度賞，瓶可單品，唯插花者既可賞瓶又可賞花，以瓶載道，入花載禮。宋人林希逸《瓶中指甲花初來甚香既久如無之》詩言：「膽瓶花在讀書床，坐久看來似不香。便比古今求道者，學成卻與道相忘。」——瓶花久置，意淡如無，如入求道之境，必然得以寓感萬物。

宋、明兩代人以瓶花進入一個清雅絕俗、饒富情趣而又神思無窮的精神桃源。在這些花事間窺探時代的流變，以及在流變中傳達出的藝術思想、美學精神和人文內涵，則是今人的思索。

細觀當下，一方面，古代瓶花藝術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瓶花、花鳥畫的圖式規律，遠及林風眠，近至高茜、雷苗，筆墨語境間仍因襲傳統，留存著清疏淡遠的漢唐之風；另一方面，室廬作為棲心養神之所，寓涵當代士人的雅癖情調，其營造之道顯得依舊重要。正所謂「三分匠藝，七分主人」，主人胸有丘壑，歸省心中的空谷幽蘭，才能令性靈有所寄居——畢竟如唐人司空圖所言，「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在古意中發現精緻與風雅，始終是文人命骨里的審美歸屬。

文/Esse

for《愛尚美術》 2017年9月號

(全文完)

本文作者「Esse」，現居濟南，目前已發表了28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Esse」關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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