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術與學術標準
一、學術現狀堪憂
中國最近25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在世界經濟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Dwight Perkins）稱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 。與這個經濟奇蹟相倂，我國學術在這25年中也出現了空前繁榮。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員和出版的學術著作之多，都史無前例；學術領域之開闊，學術空氣之活躍，也是中國現代史上少見的。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種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使得我們難以對我國學術的前景保持樂觀。這裡即以文科方面的情況言之。
在過去25年中，我國出版的文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堪稱世界大國。茲以中國文學史為例，據牛文怡統計，我國到目前為止已出版1600餘部，並且還在以每年十餘部的高速產出 。在史學方面，據李華瑞統計，近50年來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多達1.5萬篇，而其中絕大部分刊出在這二十五年中。但是與這種數量劇增相伴的，卻並非質量的提高。例如據李華瑞估計，在1.5萬篇宋史論文中，1/3－1/2是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廢品，餘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很難說。但是比起那些熱門學科，文學史和史學的情況似乎還不算最差。例如在經濟學方面，我國每年推出的經濟學論著數以萬計。國外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等）都認為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蹟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導致經濟學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實是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水準距離國際學術標準遙遙無際 。在此情況下，想要進入國際學術主流實在很難。至於成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沒有可能的。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取諾貝爾獎看來只是夢想 。
我國學術著作質量不佳，聲譽日漸低落，我們也能夠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來一直積極關注國內學術動向的國外學者說：除了少數幾位他們信得過的學者的著作之外，他們如今基本上不再閱讀國內學者的著作了。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爺們將國內偽劣產品大量運銷俄羅斯，結果搞得該國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門上帖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國產品」。我國學者寫的學術著作今天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也真令我們感到汗顏和悲哀。就此而言，我們中國學者實在有愧於我們的時代。
二、學術風氣、學術標準與學術質量
學術成果質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國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因此當然就不會有高水準的學術成果。
早在20世紀之初，康有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 。在1920和30年代，我國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學術興盛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但是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方面，這都只是剛剛開始，因此獲得的成果依照陳寅恪的總結，可用古話的「慰情聊勝無」來形容 。更嚴重的是，這個學術建設時期好景不長，很快又陷於戰亂。在「中國之大，放不下一張書桌」的時候，要談學術建設當然是不現實的。1949年以後，我國百廢待興，建立學術標準似非當務之急，所以在此方面進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鷹直率地指出：「學校里至今沒有建立起學術風氣」 。爾後政治運動不斷，學術建設當然也談不上了。到了文革，學術全盤毀滅，原先殘存的一點學術風氣自然也蕩然無存。無怪乎1979年以後，中國的學術建設實際上是從一片浩劫之餘的廢墟上開始的。到了90年代，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蒙在學術之上的光環逐漸褪去，學術也越來越變成牟利的手段。在學術風氣、學術標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這個轉變加劇了學界生態的惡化，以致到了今天，我們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
也正因為缺乏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所以今天我國才會出現類似1958年「大戰鋼鐵」那樣的「全民學術」景觀。今天我國的「學術」雜誌不計其數，數量堪稱世界之首，撰寫「學術」著作人人可為，處處可為，時時可為，事事可為。大學裡三十多歲的年輕教師，已是著作等身。甚至連在校研究生，本來全力以赴學習，恐怕還嫌時間不夠，但按照現在的明文規定，也要在國內「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篇數不等的學術論文。此舉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學中）可謂絕無僅有，堪稱中國特色。但是這種盛況之後，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
平心而論，在國內學術論著中，雖然抄襲作假尚不能說是大多數人之所為，但是大多數是平庸之作和濫竽充數之作，卻是不爭之事。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還被冠以不同級別的「精品」之名，流行社會，並為當事人帶來重大的實惠。由此可見，到了今天，甚至連許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論一般作品！
在嚴肅的學者眼中，著書立說是一件非常艱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侯外廬對那些頭腦發熱的、以往寫書也可「大躍進」的年輕人說：「寫書是個科學研究的細緻工程。既然是科學研究，就要有個艱苦的科研過程。倘若忽視這個過程，必然要吃苦頭，要付出代價。……你們這次大躍進寫書，熱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學研究過程，即從搜集資料、研證資料到科研課題的提出，再從認真閱讀資料到課題寫作提綱的產生，再從事研究和寫作，直到修改發表。這個繁雜艱巨的研究過程，也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理論思維過程。這都必須親自經歷磨練，一遍、二遍、三遍，…這樣才能成長起來」 。
正是由於寫書如此艱難，因此在美國，文科的名教授一輩子通常也就是兩三本書，論文數量數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劍」是常見的事。杜維明曾告訴我：在最近十年中，國際哲學界公認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學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Theory of Justice）。羅氏寫這本書用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在這段時期中，他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而在這「沒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聲譽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我不禁想，哈佛到底是哈佛，也只有哈佛才能產生諸如《正義理論》這樣威震世界學壇十年的精品。象羅氏這樣的大家，如果是在當今我們的一些大學裡，拿現行「量化」學術標準一考核，肯定要下崗，也肯定不會有《正義理論》這樣的成果了。
寫書之所以艱難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對自己的成果有一個高要求，而這個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學術風氣為基礎的學術標準之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只有確立了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才會有高質量的學術成果。
三、什麼是學術
要建立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首先就要弄清什麼是學術。那麼，到底什麼是學術呢？
「學術」一詞，我國久已有之。《辭海》（1999年版）在解釋「學術」一詞時，舉《舊唐書?杜暹傳》中的「（杜暹）素無學術，每當朝議論，涉於淺近」為例，然後將此定義為「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但是，這只是一個泛泛而論的定義，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學術」有頗大差距。
現代意義上的「學術」一詞，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學者似乎尚未使用。那個時代的許多學者，還是把「學」與「術」二字分開來實用的。例如嚴復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學主知，術主行」。梁啟超說：「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夫學也者，觀察事物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用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係，凡百皆準此」。從他們的話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所說的「學術」包括「學」與「術」兩個差異甚大的概念，因此我們難以由此得到一個明晰的「學術」的概念。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他們還沒有使用學術一詞，但是他們所說的那種與「術」相對的「學」，其涵義實際上已很接近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學術」了。
我們今日所談的「學術」這一概念，實際上是從西方引進的。而在西方，學術一詞包含的意思並不只是「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在英語里，學術一詞的關鍵是，今天的幾種通行的解釋如下：
《牛津高級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89年版）：（1）of (teaching or learning in) schools, colleges, etc.（學校的，學院的）；（2）scholarly, 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學者式的，非技術的或非實用的）；（3）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僅注重理論的，學術的）。《劍橋國際英語辭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5年版）： relating to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connected with studying
and thinking, not with practical skills（與學校、學院、大學有關的，或者與學習和思考有聯繫的，但與實用技能無關）。《美國傳統辭典》（American Traditional Dictionary）的解釋更為全面：（1）of， re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a school，especially one of higher learning（學校的、與學校有關的或具有學校特徵的，尤指是具有較高學識的學校）；（2）relating to studies that are liberal or classical rather than
technical or vocational（與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的研究有關的，而非與技術或職業性的研究有關的）；（3）scholarly to the point of being unaware of the outside world（除學術方面以外對外界毫無知覺的）；（4）based on formal education（以正規教育為基礎）的；（5）theoretical or speculative without a practical purpose or intention（純粹理論的或推理的，無實際目的或意圖的）；（6）having no practical purpose or use（沒有實際目的或用途的）。
這些對「學術」的解釋有兩個共同的主要特點，（1）與學院有關，（2）非實用性。學術的這種特點，從一開始就已很明顯。Academic一詞，本源於academy（柏拉圖創建的高等教育學校，Plato s school for advanced education），而在這種學校里，人們「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學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 。因此，所謂學術工作，就是由受過正規教育並在大學中工作的學者所進行的非實用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歐洲的傳統中，學術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具備專業條件的環境中進行非實用性的探索。
為什麼西方人在界定學術一詞時要強調上述特點呢？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學術與學院有密切關係，是因為在一個分工發達的社會中，進行學術研究並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是只有受過專門訓練並在專門的環境中才能進行。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大學有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學型學院（teaching college）之分。在後一類中，並不要求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儘管這些教師都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即使是在前一類大學中，也只有一部分教師才具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資格並擁有相應的學術職位――教授。許多在我國大學裡有教授職稱的人員（如承擔公共外語、體育、藝術教育等教學工作的教師、學報資深編輯、實驗室工程師等），在美國都不能進入教授之列。
其次，學術不能追求實用，原因即如梁啟超所言，倘若「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則動機高尚者，固然會以學問為變法改制的工具，但是動機低下者，則亦會以學問為博取功名的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不論哪一種作法，都會導致學者將其關注的焦點轉移到學問本身之外，從而使得研究離開學術。因此，他大聲疾呼：「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就純粹的學者之見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獨立，不能發達」，學者應當以學問為重，「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的手段」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王國維說：「學術之發達，存在於其獨立而已」 。陳寅恪也說：「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 。
因此，可以借用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被批得很厲害的兩個詞語來說，學術，就是學者在「象牙塔」中進行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探索工作。
四、中國的學術傳統
如前所言，中國在20世紀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其原因，既有學術之外的，也有學術自身的。
在中國歷史上，20世紀是一個充滿劇烈社會動蕩的時期，這種大環境使得象牙塔無法存在，因此是我國學術建設成就未彰的外部原因。同時，我國傳統的治學目標，則是內部原因。
中國治學傳統的主流，是為致用而治學。許倬雲指出：在古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沒有以研究與追求知識為目的的學者。讀書人讀聖賢書是要『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中國知識分子不以求知識為做學問的目標。西歐的知識分子則是另一類型。教士求學問的目的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不分。教士之外，還有一批專業教書的『教書匠』，他們與木匠、石匠一樣構成專業團體。一大群教書匠聯合為一家大學，以傳授知識為職業。知識是會增長的，於是教書匠也必須兼辦專業研究。教書匠的工作是追尋、累積與傳授知識」 。換言之，西方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單純地追尋知識，即「為學術而學術」；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學以致用」，即用以所學來「經世濟民」。
許氏這一看法，與梁啟超、王國維諸前賢的看法一脈相承。梁氏早在20世紀初，就批評中國學者治學的問題在於「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王國維則指出「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學術包括實用的學問，而現代的學術不包括實用的學問。因此他強調為了發展學術，「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
為「致用」而治學（即學以致用），從一個方面來說是一件好事，因此「經世致用」也一向被視為我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這也未嘗不是我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弱點。學術探索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需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自覺地接受嚴格的專業訓練（哪怕是通過自學的方式），爭取具有必要的專業條件的環境，「兩耳不聞窗外事」，不以求利為目標，排除干擾，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成果。過分注重知識的功利性，必然影響到對抽象學理的追求。人的聰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作學術不能全力以赴，那麼在真正的學術競爭中自然也就不會有位置。更何況有些人本來就是把學術當作敲門磚，作為爭取功名利祿的手段，對於他們來說，要想作出可以稱為學術成果的東西，恐怕是不可能的。這種為「致用」而治學的風氣發展到極端，就是「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學風。而在這種學風下，也就沒有什麼學術可言了。
當然，學理和實用並非截然分離，為「致用」而治學和為學術而學術之間也沒有價值判斷上的高下之分。朱光潛指出：「學術原來有實用，以前人研究學術也大半因為它有實用。但人類思想逐漸發達，新機逐漸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強似一天，科學、哲學都超過實用的目標，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縱使無用，科學家、哲學家也決不會就因此袖手吃閑飯。精密地說來，好奇與求知是人類天性，穿衣吃飯是為滿足自然的要求，求學術真理也不過為饜足自然的要求。誰能說這個有實用，那個就沒有實用呢？我們倘若要對於學術有所貢獻，我們要趁早培養愛真理的精神，把實用主義放在第二層上」 。實用主義並非壞事，但是在實用主義的驅動下，肯定是無法作出第一流的學術的。明顯的例子是愛因斯坦與比爾?蓋茨。當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發表後，全世界只有12個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難說這個理論帶來什麼具體的「經濟效益」。但是這卻是20世紀最偉大的學術成就。相反，比爾?蓋茨的發明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實用利益，但在西方卻無人將其視為學術成就。
從以上所言，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對學術一詞理解之混亂，是導致我國今天學術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不清楚什麼是學術，難怪要求人人都作學術工作。例如據說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兒園老師、辦公室職員提職稱，也要有學術論文發表。我們承認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絕無貶低這些研究成果的意思，但是從學術的兩個基本要義來看，他們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屬於學術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是在學術機關辦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是學術成果，那麼還有什麼學術標準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對學術一詞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其純學理性。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學界特別有意義。過去我們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取向，在當時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同時現實是功利主義籠罩全國，極少有人還在「為學術而學術」，而真正的學術卻非要有具有這種精神不可。因此如果我們還不亡羊補牢的話，我們的學術永遠是二三流的學術，諾貝爾獎永遠也只有洋人和海外華人有資格領取。
五、關於學術的一個認識誤區
如前所述，學術是一種純學理性的探索，因此我們就不能從功利主義的立場，而應從純學理的角度，來看待學術。就此，我們需要澄清一個認識誤區，即學術成果的價值不是由純學理性探索所達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題目的大小，來決定的。
在今天的學界，很多人都認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則不那麼重要，甚至無關緊要，值不得花氣力去研究。不錯，從現實需要來說，研究的問題確實有輕重之分，但是從純學理的探索來說，所有問題都是重要的。由於各個學科的側重點不同，同樣一個事物，某一學科的學者視為不重要，對於另一學科的學者卻十分重要。例如對於一部經濟史研究著作，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最重要的是運用了什麼理論，提出了什麼模式。至於對所用具體史料的訂正，似乎可以說是「旁枝末節」。但是對於一些歷史學家來說，情況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實的可靠，而理論和模式則是第二位的 。
一座知識的大廈不僅要棟樑等大部件，而且也要磚瓦釘子等小部件。如果只重視棟樑而忽視磚瓦釘子，那麼這座大廈肯定蓋不起來。不僅如此，由於大廈需要的小部件的種類和數量遠比大部件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廠家來提供這些小部件。因此，對於為這座大廈提供建材的廠家來說，只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產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這座大廈成為不朽。因此，如果我們都趨時去做熱點問題的研究，那麼勢必造成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中不僅資源過剩造成浪費，而且大量沒有能力進行這種研究的力量也湧入，從而造成大量廢品或者假冒偽劣產品。同時，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卻無人問津，從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義而言，每個學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應左顧右盼，心神不定，而應當堅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義。胡適曾經說在國學研究中，發現一個字的新意，對於研究者來說，其意義不下於發現一顆新的星星。過去這句話曾被猛烈批判，認為是玩物喪志的典型。但是從學理上來說，這句話沒有錯，因為只有在每個知識領域工作的學者都目不旁騖，專心致志地追求本領域中的學術探索，整個學術也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此外，從實際情況來說，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古文字學中，甲骨文自發現以來，「認字」就是一項核心的工作。文革以前和文革中，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幹擾，以致在很長時間中進展緩慢，從而影響了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就作重大課題研究而言，我們要說的是，絕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課題研究。這需要一系列必要條件（不僅包括外各種客觀的條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條件如學養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最終做出來的只會是次品或者廢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過的。相反，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觀條件的小課題，只要真正努力，卻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向來以善做小問題的研究著稱，但是千千萬萬個小問題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學者在國際中國史壇上不可動搖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學者的看法，近幾十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成就大於中國學者。這裡不擬對此進行評論，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過我國宋史已刊出論文著總數為1.5萬篇，如果其中有2/3是做小問題研究的，那麼就有1萬篇文章，可涉及宋史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在這1萬篇文章中，如果有1/3（即3300篇）有學術價值，那麼我國的宋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必定獨步全球，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可惜在過去那種人人爭做大題目，篇篇討論大問題的風氣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為廢品或者複製品，以致許多真正想做學問的學者不得不轉向日本學者的論著。由此可見，只有真正理解學術一詞的意義，以此為標準進行學術工作和學術評價，我們才能有高水平的學術。
最後，回到文章開始的話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中國不僅在經濟上貧窮落後，而且整個社會長期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在此情況下，要進行真正的學術建設、確立學術標準當然很困難，因此我們不應苛求前輩。但是，今天情況已經與和過去不同了。推進學術建設立，為將來的學術盛世到來奠定基礎，已是刻不容緩。在我國的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產品在國際上常常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我們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到了今天才勉強消除了這個惡名。如果我們在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的建設方面無所作為，那麼中國學術產品的"假冒偽劣"的惡名，不知還要背到何時呢？
（李伯重，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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