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熟知的三國歷史都注水了嗎？

最新 09-27

文丨任逸飛

中國的婦孺稚子都熟悉三國

呂思勉先生在他的小書《三國史話》里曾經憶起這樣一件有意思的現象：「我在學校中教授歷史多年，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歷史試卷不少。有些成績低劣的，真『不知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問及三國史事，卻很少荒謬絕倫的。」

呂先生意識到這必然是《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所致了，平民百姓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然而這種知識，在社會上普遍了，人們得著的機會就多，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為有力。」

三國故事在平民社會的流行，其歷史顯然比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還要久遠。

根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載，在北宋時，「說三分」已成為獨立的「說話」科目之一，需要專門的藝人進行表演。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出現建立在長久以來民間三國故事的不斷積累之上。

平民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三國橋段深刻左右了《三國演義》全書的樣貌，儘管羅貫中在撰寫此書時亦參考了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注，然而《演義》畢竟是一本小說，絕非對史書記載一五一十地發揮，書中像赤壁之戰這樣情節曲折、攝人心魄的段落都或多或少地保存了說書人「說三分」的豐厚遺產，於是乎整本《演義》便以眾所周知的「七分實三分虛」的面目流傳後世了。

歷史？文學？被妖化的諸葛亮

《三國演義》的虛實相混造成了兩個長久以來困擾大眾的問題：

第一，隨著《演義》在後世行銷日廣，書中那些口耳相傳的虛構故事乃至人物形象逐漸成為了認識三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唯一渠道。

清代的思想家章學誠便指出了這個問題，他在《丙辰札記》中批評羅貫中此書「七實三虛惑亂觀者」，光怪離奇的小說家設想對科學地認識三國時代自然是一種強大的干擾，我們不妨稱這種現象為「文學滲入歷史」；

另一層困境則源於文學與歷史間的內在張力。

由於《演義》中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人物，他們的文學形象也就難免為其歷史底色所牽扯，而無法真正達到「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境界。魯迅先生諷刺的所謂「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說的正是這種狀況。

僅舉諸葛亮的例子，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孔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這與《演義》中動輒就備好了錦囊妙計，掐指一算就可預知勝負吉凶的諸葛亮簡直是渺不相謀的，可是《演義》又並不能拋棄孔明與史有據的鞠躬盡瘁，勉力國事的一面，於是整本《演義》中諸葛亮前後行事頗多乖違之處，人物性格亦難稱統一。這樣的一個人物單純從文學的角度看是塑造得不太成功的，類似的問題在書中的曹操及劉備身上同樣存在著，我們不妨稱這種現象為「歷史滲入文學」。

明萬曆辛卯金陵萬卷樓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插圖「桃園三結義」

歷史學家努力矯正三國史觀

想要解決《演義》虛實相混所引發的三國認知困境，關鍵似在於為文學與歷史釐定出一條較為清晰的邊際。

最先朝著這條路徑進發的是一批有志於通俗史學的學界中人，無論是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黎東方先生的《細說三國》，還是十幾年前曾掀起「品讀歷史」熱潮的易中天教授《品三國》書系，無一不是用大眾易於接受的淺顯語言普及三國歷史知識。

易中天在《品三國》的開首處即一針見血地指出，三國故事存在著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而他寫作《品三國》的目標：「一是要『還原』，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的。二是要『比較』，就是看看這三種形象究竟有什麼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為什麼會變成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

然而，對史實的摧陷廓清畢竟是有其限度的，最重要的難題在於，即便是史學家賴以考索歷史真相的《三國志》本身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確無誤的。

例如，有關蜀漢的歷史，陳壽自己也承認由於當時蜀漢不設史官，沒有官方史書以資憑據，許多事情都依靠自身見聞與查訪所得，可見僅靠正史恐怕連完成易中天設定的第一項任務——「還原」都十分勉強。假定終於有一天，完全真實無偽的三國歷史擺在了大眾面前，其認受度幾何，是否能使讀者獲得與閱讀《演義》時相同的樂趣與教義，依然是在未定之天。

《烈火三國》：重講「三國故事」的全新嘗試

於是一個有價值的探索擺在了我們面前，既然難以令三國的歷史更「歷史」，為何不能使三國的文學更「文學」呢？

換言之，如何去打破歷史對《三國演義》中各色人物的羈絆，在新的基點上去重述《演義》的故事，以更完滿的姿態和更新奇的視角去勾勒一個眾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國世界，會是一件比單純地考據歷史更具挑戰性的工作。

成君憶先生的新作《烈火三國》用兩卷九十六章的巨大篇幅為這項前無古人的工作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烈火三國》不是對《三國演義》簡單的現代式重述，而是有著全新思想內涵的三國文本，依照著者自己的話說，就是要「通過講述三國時代那些刀光劍影的歷史故事，來闡明亂世中義的存在。」

《烈火三國》中的「義」不再是《三國演義》中「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命循環，也不是「尊劉抑曹」背後對「王道」與「仁政」的虛妄寄託，這裡的「義」是植根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行為法則。

全書開篇，著者活用《演義》第一回大青蛇現身溫德殿的天意示警，描繪了一幅青蛇鑽入漢靈帝腦中的活劇，青蛇在這裡不過是個隱喻，代表著帝王對權力無可遏抑的貪婪慾望，漢朝的國運也就在失控的慾望需索中背離了「義」，走向分崩離析。

是否遵循了「義」，不僅影響著王朝興衰，同時也決定著英雄的命運。

著者以關羽和呂布的經歷作為對比，在書中兩人成為連襟，分別迎娶了貂蟬及其姊妹卻非。卻非之嫁與關羽原出於一場人心的試探，關羽踏入其會法術的未來岳丈胡老闆的酒店，胡老闆為雲長下一場目眩神迷的「銅錢雨」，「兩丈見方的房間，積滿了兩三尺厚的銅錢」，關羽卻對眼前的場景嗤之以鼻，他從銅錢堆中拔出腳來，表示不受不義之財，於是終可抱得美人歸。

上述這番試探，對於輕義好利的呂奉先實在是太強人所難，呂布不能在亂世中守住「義」，終至於霸業成空。

「義」的探討離不開著者詭奇的敘事風格，關羽會法術的岳父不過揭開了其中的冰山一角，《烈火三國》中的神怪元素是獨樹一幟的：曹操生前身後常為一山豬精所困擾，關羽在戰場上收穫了天神的指引，周瑜的魂靈執著地盤桓在荊州的上空。

一些人或許會疑惑這類聊齋式的筆觸是否適合講述三國故事，但他們大概忘記了所有三國書籍的源頭，出版於元代至治年間的《全相三國志平話》恰恰是以玉帝斷獄、楚漢英雄轉世下凡的戲碼開場的，漢高祖因大肆屠戮功臣被罰去投胎當漢獻帝，韓信成了曹操，彭越成了劉備，英布成了孫權。如此看來，《烈火三國》的神怪元素不僅完全無礙於描摹三國畫卷，甚至比古代章回小說更進一步，真正打破了人物與歷史的扭結枷鎖，開闢了刻畫三國人物形象的嶄新文學空間。

然而我們需要看到，神力沒有賜予《烈火三國》中的人物更多隨心所欲的自由，他們依然要受到現實的宰制，為自己做出的選擇承擔後果和責任，正如同荷馬史詩中的希臘諸神不能夠主宰阿喀琉斯的生死。

在全書的結尾，蔡邕的魂魄與陸機、陸雲展開了一場沉重的對談，陸雲認為三家歸晉不過是三堆碎片合成一塊碎片，亂世還遠遠沒有結束。

正是在這裡，《烈火三國》以文學的姿態向歷史投過一絲悲憫的凝視，英雄的紛爭，無論誰勝誰敗，都沒有給民眾帶來任何長久的福祉，三國的終結毋寧說是落幕於宿命般的「諸神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