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胖胖：他留下了叫希望的種子

鍾揚常年背著一個超重的雙肩包。資料圖片

浙江在線9月27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陳偉斌）「我想帶出一批博士生團隊，探索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支教模式，幫助西藏形成人才培養的造血機制。一百年後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我的學生們還在，他們早晚有一天會發現那顆改變我們國家命運的種子。」2014年，鍾揚在接受採訪時留下了這句話。然而三年後的2017年9月25日，53歲的他在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鍾揚，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

「鍾揚老師走了，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將如同那些種子般在世上綻放新生。」在一段鍾揚自己為主角、宣傳和呼籲更多年輕學者參與到西藏植物研究保護的微電影評論區，一位哀悼者如是寫下。

哀思之中，記者也聯繫到了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傅承新，在採訪結束後，這位和鍾揚有著30年交情的老教授，給記者發來了一個簡訊：「他是當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植物學家！」

我們相識時他才20多歲

豪放、直爽、學識豐富

獲悉鍾揚不幸的消息後，傅承新非常震驚。作為同行更作為朋友，三十年的交情，鍾揚的離去，我的悲痛不是僅用言語便能表達的。

「認識30多年了，那會兒他才20多歲，豪放、直爽、學識豐富。」這是傅承新對鍾揚最開始的一段回憶。他記得當初相識是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因彼此都是研究植物的同行，很快就結下了友誼。

1984 -1999年，鍾揚曾在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任職，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導師。

從武漢調入復旦大學後，地域的拉近，讓傅承新和鍾揚有了更多接觸，有時還會帶著各自的學生上天目山考察學習，「那時我每年都會請他來浙大講課，他在進化生物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這位15歲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的學者，讓包括傅承新在內的很多教授、學生非常欣賞與佩服，更何況在中科大期間，鍾揚學的並非生物學科，而是無線電電子專業。鍾揚曾在一篇自述中寫到，當年作為地區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主任的兒子，為了避嫌他不得不放棄1979年的高考機會，不能參加正規的高考，他才嘗試著去考中科大少年班。

後來轉而研究生物領域，完全是因為他對這個學科的熱愛。

上世紀90年代前後開始，基本上每隔兩年國內就會舉辦一次青年植物系統進化探討會，鍾揚和傅承新幾乎每期必到，這個探討會一直延續至今，2014年還是在浙大舉辦的，當時鐘揚準時出席，「2016年是在西寧辦的，鍾揚是主持者。」

傅承新說，由於此前鍾揚是學數理化的，因而在轉行研究植物時，比很多一開始就專註生物研究的學者有著天然的優勢，他能將最新的理論方法引入植物進化發展研究。特別是到復旦大學後成立了生態研究所，他能夠更專心進行生物進化發展層面的研究。

他說自己放不下西藏的工作

願意兩邊跑

2001年之後，傅承新記得，鍾揚來浙大講課時，帶著兩個西藏的學生。那時，他在主動報名成為援藏幹部的同時，也已是西藏大學的特聘教授。一次會議期間，鍾揚和傅承新曾聊天，說自己放不下西藏的工作，願意兩邊跑。

據復旦提供的公開信息，鍾揚到西藏後，便全身心投入到盤點青藏高原的生物資源、探尋生物進化軌跡的工作中去。他曾說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鍾揚更是如此，繼2001年之後，2010年鍾揚成為第六批援藏幹部，之後又申請留任第七批。3年期滿後的2016年，由於西藏大學相關學科建設處在緊要關頭，大病初癒的他毅然再次申請留任。

常年在西藏工作，鍾揚還給自己起了個藏族名字——索頓。把西藏大學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推向世界也成為其一個夢想。「把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團隊，西藏的生態研究才能走得更遠。」碩士點、博士點相繼獲批，在鍾揚的帶領下，西藏大學的植物學研究已初具規模。

對於西藏生物多樣性的調研，更是讓他著迷與執著。「到了西藏，他就收不住腳了。」

為了讓更多年輕學者能積極投身西藏的植物學研究，鍾揚還曾參與拍攝過一部講述自己和師生們日常工作的微電影。如今，這部微電影在網上熱傳不已。

今年7月份，受一檔網路節目邀請，鍾揚出席過一次演講，那次演講亦因其言辭幽默、故事生動、精神感染力強，受到熱傳，有網友稱其為「網紅鐘教授」。

和鍾揚曾有短暫交流的另一位演講者在得悉鍾揚的哀訊後，也在朋友圈中寫道：驚聞鍾揚教授車禍去世，十分愕然。在七月的杭州和鍾教授有過一面之緣，鍾教授的演講張馳有度收放自如，現場感極好。這個演講他只準備了兩個小時，講得卻是流暢至極天衣無縫，自嘆相當不如。鍾教授學問做得無比紮實，嚴謹中飽含對世界的溫情，繁複工作之餘又不丟失幽默感，這樣的人英年早逝，真是太可惜。

藏族同事叫他「鍾大膽」

學生昵稱其「鍾胖胖」

青藏高原上，有近6000個能結種子的高等植物物種，佔全國的18%，數量大，質量也非常好，最有科研意義。但同時，在西藏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的工作是最為艱苦、難度最大、條件最差的。據了解，僅收集種子樣本一項，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個，而且每一個樣本都要收集5000顆種子，不同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於50公里。按此計算，鍾揚一年至少行走3萬公里。

傅承新說，此前幾年裡，鍾揚幾乎每個月都要往返於上海和西藏，但這種長期的高強度工作狀態，加之他為人豪爽愛酒，2015年5月鍾揚突發腦溢血，經搶救治療幸無大礙，「只休息了半年多，2016年就又開始往西藏跑。」

也是在2015年，傅承新開始參與華東生物多樣性調查項目，他想到鍾揚，並請他擔任骨幹。病情才剛有恢復的鐘揚毫不猶豫接受了，也是直到那時，傅承新才知道鍾揚大病了一場，「但他還是堅持過來了，我們最後沒敢讓他去野外。主要請他負責資料庫建設。」

這些年來，鍾揚一直急切地想盤清西藏的生物「家底」。無論多難多危險多艱苦的地方，鍾揚都是以身作則，他的勇敢與堅持，甚至讓藏族同事給他個「鍾大膽」的外號。很多學生，則因為他的因材施教和親切和藹，而昵稱他「鍾胖胖」。

在身邊人的印象里，鍾揚做事情極為認真與投入，即便是身體狀況最差的時候，他都堅持如常。

也正是這些年來不懈努力，鍾揚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造就了西藏高端生物學科研團隊，在進化生物學等研究方面能與日本、歐美鼎足而立。

「如果在野外，我們只要找到一顆種子或者少數的種子，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這在我們植物學界那就是真正的、叫希望的種子。」在那次網紅演講中，鍾揚說自己希望能為植物學界留下真正的叫希望的種子。實際上，他不光留下了種子，也留下了學子，以及他的精神。

鍾揚老師走了，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將如同那些種子般在世上綻放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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