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對枉法害民官吏的懲戒

光緒初年，山西大旱，山西吉州知州段鼎耀「於省局撥解賑銀膽敢扣留不發，實屬玩視民瘼，忍心害理」，曾國荃向光緒帝上疏《特參州縣疏》參奏段鼎耀，因此，1879年段鼎耀著即正法。1878年，因在前舉四川東鄉案中激變良民的知縣孫定揚被處斬監候，知府張裕康、冉正構發往新疆充苦差永不準釋回[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96。]。雲南糧道崔尊彝，戶部主事崔澄寰、周頌，戶部主事孫家穆、太常寺卿周瑞清，知縣潘英章、戶部主事龍繼棟、御史李郁華等則革職發配有差。

縱觀整個清代，應當說清代前期，文官懲戒制度實施的還是比較好的，到了晚期時期就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如對犯罪官員懲戒不力等。但也應當看到，該制度的制定與執行，確實懲治了不少過犯官吏的腐敗違法行為，對其他官員起到了警戒和震懾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整飭了晚期時期的腐敗現象。因此，它對於保證清朝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維護當時社會的穩定也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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