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人性需求的層次性結構與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應對
編者按：
2017年9月23日-24日，第二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在安徽合肥召開，圍繞「繼往開來探究古今聖學，開拓創新奠基生命文明」的主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實修者就「文化自信命題下如何復興優秀傳統文化」展開學術討論。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教授作為本屆論壇嘉賓作了主題發言，現將論壇發言整理為文字，以饗讀者。
李利安教授發言
人類的一切歷史與一切現實，都是文明的發展歷程和文明的當今呈現。人類一切文明都是人的現實需求的一種應對方式，而人的現實需求全部根植於人性之中，這種人性正是生命的本質所在。換句話說，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文明發展史，全部文明發展史都是人的現實需求的滿足史，人的現實需求的滿足史就是人性的彰顯史。
過去人們以為性善性惡的討論就是所謂的人性論，我個人覺得這太狹隘了。性善性惡是就人的相互關係而言的，審查這種關係中人們所採取價值判斷，即對其中所包含或所呈現的是非、真偽、好壞、高低、貴賤等進行判斷，並以這個判斷來涵養內心，並指導自己的行為。所以，從本質上來講，這是處理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時所表現出來的特性，而這種特性與人們的天性有關。傳統所說的人性大概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談的。
可是，人活在世上，要處理的關係太多了，而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性善性惡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性。我覺得要從更加豐富多彩的人性面向當中探討完整的人性內涵。從這個意義來講，我覺得存在著一種3+1的人性結構。所謂的3，就是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所謂1，就是人的靈性。
人的生物性，也就是天性，是作為一種動物天然具備的那種特性，比如說我們都要呼吸，要吃喝，要睡覺，要禦寒，要防雨防風，要有房屋可住，要有性從而有物種的延續，我們都有新陳代謝，有天然的求生欲，有天然的自私，有天然的懶惰與閑散等等。這種人性，說大一點就是物質性，說小一點就是生物性，動物性，其中與人的教化和禮儀相去甚遠的部分也可以叫獸性，這都屬於自然性，也可以簡稱天性。這種人性與外在的物質世界、生物界、動物界等是相一致的。生物性需求的應對就是要處理我們和大自然的關係，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天人關係。當然這個「天」是自然，不是至上神意義上的天。處理這種關係就是一種文化的應對，也就是生物性需求的應對辦法。例如，從古到今，觀察天相，觀察四季，觀察風雨陽光，觀察物種及其特性，知道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如何生產等等，這些都是處理天人之間的關係。處理這種關係的文化，我們稱之為科技。我說的是廣義的科技，就是認識自然，把握自然，理解自然，處理我們和自然的關係，向自然索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這都稱之為科技。這種文化所支撐的文明形態，就是物質文明。
第二種人性就是人的社會性。人都都有這樣一種特性，就是告別動物，告別單純的自然體，成為和動物不一樣的一種生命存在，這就是人。所以，也可以簡稱為人性，當然是狹義的人性，即相對於動物而為人所具備的那種特性。動物不會思維，沒有文字，不能交流感情，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約束，也沒有人的榮譽感、神聖感等等。而人具備這些東西，人有社會的角色，有社會的定位，有社會的承擔，有社會的地位和影響，有社會的榮譽，有社會對他的記憶以及他對社會的影響等等。人有自己的組織，有家庭，有朋友，並在一定禮儀下開展某種活動，這都屬於人的社會性。而人的社會性需求，無論是成名成家也好，還是和諧相處也好，乃至生命安全和尊嚴以及歸屬感也好，說到底就是要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幾十年在孤島上生存下來，即便從生物性上來講還是一個人，但因為他沒有了社會角色、社會承擔、社會禮儀、社會歸宿，他已經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了，大概只能說他是野人了。社會性是與生俱來的，一個人在還沒有生出來時就已經註定是張家、王家、李家或趙家多少代孫，出生以後，鄰居、幼兒園、朋友、師生、同事、上下級等等社會關係越來越複雜，如果參加了社團，又有了民族的認同，國家的認同，形成重重無盡的關係網路，定位一個人的社會存在，烘托並約束著一個人的全部生活，一個人的社會性也就越來越彰顯。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講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在其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編者注），的確抓住了人的本質屬性。
人的社會性促使人叩問：為什麼人有不同的社會角色、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有的人地位很高，我為什麼就不能呢？所以一定要追求一個安全、公平、正義、尊嚴等問題，要求搭建一個公共平台，讓所有的人能夠自覺遵守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獲得本來應該得到的地位。我們講中國夢，這個夢主要還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甚至一個黨的夢，或者用一個籠統的集合性名詞——人民的夢。美國夢卻首先是個人的夢，而且這個夢的核心內容是一定要人人機會均等，我可以持 槍以維護我的生命安全，我只要勤奮，只要有才華，就能夠立足，就能夠致富，就能夠獲得地位，就有信仰的自由和其他生活領域的自由等等。這種夢的實現，就是要把每個人的社會性需求都得到滿足，而這就必然要求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可以靠法律，還可以靠很多其他類型的文化，但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文化來維繫。在西方，是否可以這樣說，主要是政治文化轉化為法律形式來維繫社會的和諧運轉，連政治家都會熔化在法律的體系中，為法律體系所左右了，這樣的社會制度很可能更高一級。像日本首相可以隨時變更，政客之間可以不停地打鬥，但是社會非常平穩，民眾生活照舊。但是民主不發達的國家，政治家的打鬥、最高領導人的變化很可能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造成巨大的打擊，這是政治文明不進步的一種表現。總之，我覺得人的社會性需求如何滿足，最終要靠制度文明。
第三種人性就是人的精神性。人都是有精神的，不同於一般的生物。我們有思維能力，我們不僅能認識周圍的一切，包括自然、社會、我們自身，而且我們能夠積極地、主動地來掌控我們的精神，從而不斷告別憂慮、恐怖、孤獨、煩躁、怨恨、悲傷、狹隘、自私，形成沉穩、安詳、自在、超脫、博大、慈悲、積極的精神狀態。這是不得了的，不是被動地為外面的世界所決定，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建構一個體系，形成一種狀態，達到一種境界，自我的完善也好，自我的提升也好，自我的存在也好，自我的感覺也好，自我的美麗也好，等等。這是精神性的一個最大特點。這是動物所不具備的，其核心就是能夠掌控自己的精神，使得精神既有對外界的把握和理解，更能夠有一種獨立而自由的存在，從而來支撐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尊嚴。這是作為人必然具備的一種人性，如果沒有精神性，人肯定是殘缺不全的。好比說植物人，從生物學角度來講照樣是人，但是沒有了精神，是殘缺不全的人，所以被稱之為植物人。這也像前面我們所說的，從社會性來看像孤島上生活幾十年的人，也是人性殘缺的，所以被稱之野人。孩童時期的精神性不飽滿（其實他們的社會性和生物性也都還在不斷增長和完善時期），所以還不是一個成熟的人，所以很多權利不能獲得，也難以自由地存在，必須受到保護。
精神性需求說到底要處理好主觀和客觀的關係，有的時候我們把這種關係叫做身心關係，這種關係的處理是要以自由地掌控主觀、掌控人的心來實現的，這是它的最大特點。這種關係怎麼來處理，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應對方法，如通過藝術，通過文學、哲學、心理學等等，都可以來應對。但是，真正能夠徹底、持久、深厚地來應對人的精神性需求，那不是世俗文化中的精神文明，而是宗教領域內的精神文明。宗教的精神文明是這樣的一種文化體系，它通過人神關係來解決解決人的身心關係。而人神關係又涉及到人的靈性問題，3+1的人性結構中的1就是靈性。
前三個人性，社會性、生物性、精神性都還比較容易理解，這個1是最難理解的。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詞來表達這第四個人性，權且就用靈 性這個詞。比如說，佛教講三世輪迴，前世到今世之間的鏈接是什麼，如影隨形的業力是什麼，業報輪迴的時候靠什麼維繫。部派佛教時期的補特伽羅、有分識、窮生死蘊等不同的概念都是通過不同的方法來探索人性當中是不是還有另外的一種存在。用什麼樣的方式，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種人性，各個派別都不一樣。在佛教文化的現實存在中，這樣的人性存在是被承認的，尤其在中國的佛教史上，例如在南北朝佛性論佔據中國佛教理論體系的主導地位之後。佛性是什麼，爭論很多。但不管怎麼爭論，中國的佛教信仰者，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對人性當中的這樣一種特性的存在的認可。這種人性需求，就是終極超越的需求，也就是要叩問生命的意義，生命的來源和歸宿，解決生命的未來延續與永恆存在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解決一個聖凡關係問題。你承認那個東西的存在，或者是修鍊那個東西，並在認識和修鍊那個東西的基礎上實現對宇宙、人生、未來、價值、意義、痛苦和幸福等的判斷，就有可能超凡入聖，就可能獲得莊嚴感、幸福感、神聖感，從而獲得提升自己生命境界的最大空間。這個時候，你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了，不是一個俗人了，不是一個凡人了，是得到解脫的人，是實現了生命尊嚴的一個人。說到底，這是處理一個終極超越的問題，處理一種聖凡關係的問題。如果說人的精神性需求還是一般人文類型的文化可以應對的話，那麼凡聖關係的調整，靈性需求的應對問題，就只有宗教文化才能勝任。
李利安教授發言
學術界從內涵角度對人類文明的劃分無非是三種，當然今天又加了一種生態文明，這是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特殊背景下剛產生的一種說法而已，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並不是一種獨立的文明。比如說太湖的治理需要科技，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文的介入，如抑制我們的物慾，重新看待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這是世界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問題。所以，從古到今，人類獨立地應對這個世界的文化，實際上就是三種：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這三種文明為什麼能夠成為獨立應對這個世界的文化體系呢？是因為它們分別應對了三個最重要的人性，就是生物性、社會性、精神性。而精神性和靈性是糾纏在一起的，甚至是分不清的，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提升和安慰一定要靠靈性的關照，而靈性的關照是需要神聖意義的信仰來完成的。我有一個心理諮詢師的朋友，做的已經非常出色，但他也會遇到一些心理的問題，當轉而用佛法的信仰來應對這個心理問題的時候，就感覺非常的犀利，就可能迎刃而解，而他平時所講的那些身心靈三者貫通呼應的學說，儘管已經觸及到人的靈性關照問題，但因為缺乏深刻而虔誠的信仰，而只能流於學說的層面，很難發揮真正的作用。在信仰支撐下的靈性呼喚以及這種靈性呼喚的應答，是最給力的精神關照。總之，3+1這樣一種人性結構，是我所理解的完整的人性。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想說，人有四種人性，就有四種人性的需求，就有四種人性需求的應對，從而產生了四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分別支撐了四種不同人類文明，即物質文明、制度文明、世俗精神文明、宗教精神文明。其中第四種人性和第四種文明體系的特性和意義，在今天中國是有巨大爭論的，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以唯物主義為主導。而在歷史與現實之中，人的精神性主要還是依靠宗教信仰來塑造和提升，這也就是為什麼自古以來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精神文化始終是宗教，而在今天全球依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將宗教信仰作為他們靈魂的安頓之處，與此同時，世俗的精神文明，如文學、藝術、哲學、心理學、民俗、倫理等，其實都會從宗教的精神文明那裡尋找精神的源泉和動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宗教文明的表達和傳播手段而已。於是，科技、政治、宗教也就成為人類最具獨立意義的三種文化類型，分別支撐物質、制度、精神三種人類文明形態，並應對人類的三種人性，即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應對精神性最給力的方式則是信仰支撐下的靈性關照）。
本文作者：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李利安教授
原創聲明：本文作為第二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發言論文，經作者李利安先生授權發表，嚴禁轉載，侵權必究！
※第二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嘉賓 齊魯師範學院教授 曾凡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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