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驛：在歷史中遠去的一道背影

郵驛：在歷史中遠去的一道背影

中國古代郵驛有3000多年的歷史，曾經在維護和鞏固歷代王朝的統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與發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今天，回首漫漫歲月，面對崇山峻岭里的古代驛道，觀看戈壁大漠中歷經滄桑的郵驛遺址，我們的心靈深處，仍然會被歷史的回聲所感動。

本報特約撰稿人 袁維和

懸泉置遺址俯瞰

便捷快速的郵驛傳道

中國古代把郵政叫作「郵驛」。東漢學者許慎認為，「郵」是古時邊陲地區傳遞書信的機構，「驛」在古代是指傳遞官方文書的馬、車工具。因此，在我國古代，郵驛應理解為：給政府傳遞公文及給來往官吏提供食宿及車馬運輸工具的機構。歷朝歷代因郵驛職能的調整分合等，不同時期叫法不同。周朝時稱「傳」，春秋戰國時稱「郵」或「置」，秦朝時稱「郵」，漢朝時稱「置」或「驛」，魏晉時稱「郵」或「驛」，唐朝時稱「驛」或「館」，宋朝時稱「急遞鋪」，元朝時稱「站赤」，清朝時稱「郵驛」。

我國是文明古國，據發掘的現有甲骨文記載，早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專門的郵驛傳遞設施，到了春秋時期，郵驛傳遞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孟子·公孫丑上》記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所說的意思是：德性的廣泛傳播，比郵驛傳遞公文的速度還要快。藉此，可以反觀出當時郵驛傳遞的飛快速度，已被社會所公認。

甘肅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自漢武帝派霍去病徵戰河西，武力驅逐匈奴勢力後，在絲綢之路甘肅段沿線「列置郵亭」，設立了許多郵驛，保證長安到西域的信息暢通無阻。從那時起，甘肅境內驛道延伸，郵驛增加，出現了「列郵置至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榮局面。

1990年，在敦煌市莫高鎮甜水井東側，發現了震驚世界考古界的懸泉置遺址，這是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古代郵驛。據考古專家分析，懸泉置始建於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後，廢棄於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以後，漢代前後連續使用220年左右。據史料記載，懸泉置在東漢廢棄後，唐代又在這裡不遠處，重新設立並啟用，改稱為懸泉驛，繼續履行其郵驛的作用。

這個郵驛經歷了漢、唐王朝，前後使用達400多年。在漢代，當時敦煌的懸泉置設立，首先是傳遞朝廷的公文信件，其次是負責接待過往的各級官員和往來商客，以及前往中原的外國使節等。在懸泉置的文物發掘中，出土的漢簡文書竟達2.5萬多枚，主要有皇帝詔書、國家法律、各級郡縣行政文獻、驛站內的文書資料和日常運行記錄等。其中，有個漢簡是置嗇夫的管理日誌，其中寫道：懸泉置有官徒卒御37人，傳車15輛，傳馬40匹，還有官牛和牛車等。置嗇夫，「置」，即郵驛，負責傳遞朝廷官員公文和行政命令及轉運物資和公務接待的地方，「嗇夫」，當時縣級以下官員的謂稱。懸泉置嗇夫，即懸泉置郵政組織機構的行政長官。從這裡出土的漢簡上，可以看到當年沿河西四郡，由武威到敦煌沿線的郵驛站名稱及相互間的里程，從蒼松、鸞鳥、小張掖、姑臧、顯美、昭武到祁連置，郵驛準確標識出了當時絲綢之路在這一帶精確的路線位置。

據漢簡史料記載，當時從長安到敦煌的這條絲綢之路古道上，共設有80多處類似的郵驛。漢朝全面繼承了秦朝的郵驛制度，並改革創新，「郵」和「驛」分流。郵驛中具體規定為：以騎馬為主遞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以步行為主遞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郵」正式命名；負責長途傳遞公文的機構，叫「驛置」，負責短途步行傳遞公文的機構，叫「郵亭」。當時規定驛道上「十里一郵亭，三十里一郵驛」。驛使統一著裝，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身背赤白囊，醒目地賓士在驛道上。步傳每天可走四五十里，車傳每天可走七十里，馬傳每天可走三四百里。而且傳遞方式是接力交接式的，人馬歇息，公文不得停留，必須接力以最快的速度傳遞到下一個郵驛。當時，從金城郡(今蘭州市)快馬傳遞公文到長安，計算為1450里，七天就可以跑一個來回。

到了魏晉時期，我國中原地區戰亂不斷，但是河西走廊地區卻很安定，這裡的郵驛傳遞也非常暢通。1972年，嘉峪關新城鎮的戈壁荒灘上，發現了有1400多座魏晉時期的古磚墓群，其中在5號墓的挖掘中，發現了一塊《驛使圖》磚畫。畫中一位信使騎在一匹棗紅色駿馬上，左手舉著簡牘公文，右手拉著韁繩，正在賓士途中。他的臉部神情嚴肅緊張，特別是沒有繪出嘴巴，說明當時的驛使保密工作很嚴格，守口如瓶。他騎的那匹賓士的駿馬，四蹄騰空，馬尾飄逸，可想像出馬的速度之快。這幅《驛使圖》，真實地再現了當時郵驛人員，風馳電掣的傳遞速度和晝夜不停、風雨兼程向遠方遞送官府各種公文文書的場面。古代邊塞詩人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讚：「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歷史的腳步走到了唐宋時期，郵驛也進入了空前的繁盛時期。據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中記載，唐朝以長安為中心，散射狀開通七條大驛道，通往全國各地，即長安到四川、廣東、福建、山西、山東、雲南和新疆。其中，長安至西北的西域驛道路線是：自長安經涇州(今涇川縣北)、會州(今靖遠縣北)、蘭州、鄯州(今樂都縣)、涼州(今武威)、瓜州(今瓜州縣東南)、沙州(今敦煌市)直達安西(今庫車縣)都護府。

驛道邊上設置的郵置，運行效率非常高，長安的政令一經發出，兩個月內便可在全國推行。據《大唐六典》記載，全國有水陸驛2557個，驛務人員2萬多人，其中驛夫1.7萬人，構成一支龐大的官府郵驛隊伍。宋朝，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強化，與之相適應的郵驛管控也更趨向軍事化，郵驛事務由朝廷的兵部直接掌管，負責郵驛的規章條令、人員調配、驛馬配置等。同時，朝廷樞密院管理驛馬的發放，頒布驛使的憑信符牌等。當時，將傳遞朝廷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具體分為「急腳遞」「馬遞」和「步遞」，郵傳效率進一步提高。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西夏王朝派出大量步、騎兵，踏冰橋渡過黃河，圍攻蘭州。蘭州府傳遞緊急軍情，攜金字令牌直通神宗皇帝。紅底金字的金牌上寫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八個字。沿線郵驛十萬火急，日行500里，軍情很快就送到了開封的皇帝手中。

我國歷史上疆域面積最大的是元朝，為了保證對國家有效的控制，元朝政府尤其重視郵驛網點的布局和驛道的擴展。元朝把郵驛稱為站赤。元朝中書省、通政院和兵部共同管理郵驛組織。全國有驛站1119處，驛馬4.5萬匹。元朝通過驛道與西方進行頻繁的往來，當時有三條國際驛路，一條是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北部的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第三條是經過甘肅全境，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古道。特別是從宋末時期繼承下來的急遞鋪，在元朝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元史·兵志》記載，鋪兵跑步遞送文書至下一急遞鋪約10里，身系懸鈴主要是讓驛道上的行人聽到鈴聲後讓路。當鈴聲傳至下一站時，站里的鋪兵提前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公文包袱立刻出發。這樣一站站以此類推，公文傳遞效率非常高。《永樂大典·站赤八》記載稱，設在甘肅境內的驛站尤其多，因為甘肅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且河東地區多高山峻岭和深山峽谷。據統計：天水至臨洮一線設驛站12處，涇川至蘭州一線有驛站10處，寧州(今寧縣)經靈州至河西一線設驛站15處。另外還有蒙古的站赤32處，脫脫禾孫馬站(稽查)6處。當時朝廷通信有兩種方法：一種稱為「鋪兵傳遞」，主要是通過步驛傳遞有關日常政務的文書；另一種「遣使馳驛」，主要通過馬驛，傳遞朝廷重要的文書及軍情急務。馳驛傳遞人員必須持牌符證件，以此表明驛使的重要身份及證明此文書或軍情的重要性。最常用的是金或銀字圓牌。這種金圓牌上刻有漢字、畏兀兒字和八思文字等三種文字，刻著「天賜成吉思汗皇帝聖旨疾」字樣。1965年，甘肅省博物館在蘭州徵集到一塊元朝的鐵質銀字圓牌，牌面正反面都刻有虎頭紋樣，正面刻八思巴蒙古文，經專家考證其字意為「長生天氣力里皇帝聖旨不從者治罪」。當時，金銀字牌由據守地方的蒙古諸王或軍事長官掌管，遇有要事，牌子隨驛使及公文同行，用以給沿途郵驛昭示，證明其人和物的重要性。

明清時代，郵驛進一步得到了發展。朱元璋稱帝後，立即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的郵驛網路。明朝對郵驛規定，日常文書交給步行的遞鋪處理，重要緊急文書交給馬驛辦理，因後者速度快。明清時期蘭州作為交通樞紐中心，驛道呈放射狀，通往陝西的驛道有三條：一是蘭州經定西、會寧、靜寧、隆德、平涼、長武至西安；二是蘭州經臨洮、漳縣、天水、兩當入陝西至鳳翔；三是蘭州經固原至西安。蘭州通往青海的驛道有兩條，分別為蘭州經臨夏和蘭州經永登至西寧。蘭州通往寧夏的驛道有三條。蘭州通往河西的驛道主要沿古絲綢之路入新疆。眾多的郵驛均設置在沿綠洲有水源人口居住多且戰略關口要道上。如山丹縣的峽口，位於絲綢之路戰略要地。唐代著名詩人陳子昂稱之為：「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峽口堡郵驛，就設在古稱「鎖控金川」的天險戰略要衝上。這裡古遺址有古長城、古城門、古兵營、古城樓等，當時的峽口堡郵驛重點是遞送緊急軍事情報及傳遞各類官方信息，接待過往官吏。郵驛人員與駐守的軍營將士們，歲歲年年堅守在西風古道上，共同維護著絲綢之路的暢通。

清朝後期，鴉片戰爭慘敗，清王朝開始走向衰落，可是古驛道上的郵驛仍在艱難地正常運轉著。據史料記載，清朝在甘肅共設驛站132處，配驛夫2158人。蘭州榆中就處在絲綢之路古驛道上。榆中有兩個歷史悠久的古郵驛站，即金崖驛和清水驛。直到中華民國2年(1913年)，清水、金崖兩郵驛站才正式裁撤。由此可見，當時榆中這兩個古老的郵驛，伴隨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最後退出了歷史舞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郵驛人員忠於職守，直到最後仍將結餘的驛站運行資金全部上交。

近年來，榆中縣在民間發現了清光緒年間清水驛的郵驛文書記錄。其中三份是由河州行營經蘭州府(今蘭州市)、蘭泉驛、金縣(今榆中縣)金崖驛、清水驛、定西秤溝驛發往內地的夾板公文文書記錄；兩份是由西寧行營經蘭州府、蘭泉驛、金崖驛、清水驛、秤溝驛發往內地的夾板公文文書記錄。這五份郵驛文書，詳細記錄了過往公文上下郵驛站接送時刻、登記號、接交人、馬夫姓名、郵驛站之間路程、驛道情況、延遲的時間、原因、天氣情況等內容，文書上還有蘭州府、金縣知縣防偽簽字和府、縣大印。從這些文書記錄中，可看出郵驛嚴格的管理及郵驛人員嚴謹細緻的履職狀況。

清光緒河州寄蘭州驛站封

嚴格的郵驛組織管理及良好的設施

中國古代郵驛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以法治驛，靠嚴刑峻法和嚴密的組織管理來保證郵驛正常運行。秦朝頒布《行書律》，律文中指出，皇帝詔書及註明的緊急文書，接到後立刻送出；不急的文書，當天處理完畢，不許留存積壓，如果有耽誤者，以法律論處。《行書律》還規定，收發文書時，必須詳細記錄文書發出或收到時的日期，甚至要註明早上或晚上。

東漢曹魏時期，頒布了《郵驛令》，這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郵驛法。唐朝的郵驛法令，集中在當時國家法律彙編的《唐律》之中。宋朝在國家大法《宋刑統》中，對郵驛設立了眾多法律法規，如其中規定：「諸不應入驛入者，笞四十，」貪贓枉法者，「皆杖一百」。

在南宋時期，朝廷官員彙集編纂了散失在民間的有關郵驛舊規，匯成《金宇新書》115條。其中涉及郵驛刑律的51條，有關賞格的10條，有關郵驛遞鋪管理的54條。元、明、清時期，對郵驛管理也都有明確的法律和規章，如元朝的《站赤條例》、明朝的《昭代王章》等。明朝朱元璋掌握政權後，限制王公貴族私自使用郵驛，影響其正常運行。朱元璋的一個駙馬都尉歐陽倫，多次違禁利用郵驛遞送走私茶葉，其家奴更是仗勢欺人，強迫沿途郵驛提供車馬，捆吊打罵驛站人員。朱元璋知道後震怒，把駙馬歐陽倫賜死，他的家奴一併處以死刑。這樣，暫時對郵驛管理起到了好的作用，出現了「驛遞清樂，而里甲不擾」的良好局面。

古代郵驛的基礎設施也隨王朝當政者的重視而改善，隨王朝的衰敗而弱化。今天我們還能從文物或文獻記載中，感受到當時的情景。如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從現今考古發掘的地基上看，整個郵驛坐西朝東，佔地面積達兩萬餘平方米，建築面積達3000餘平方米。主體建築的塢堡，猶如一個很大的城池。院子四角還有角樓，正門上建有門樓，大院子里有好幾十間房子，院子外面建有馬廄、車棚等。可以想像出當時這裡寬闊高大氣派的郵驛建築風貌。興建於明朝的蘭州沙井驛，佔地面積近萬平方米，是一座規模宏大，氣勢非凡的郵驛城堡，四周修築高牆，內有水井、房子、馬廄、料場等設施。

唐朝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詩人杜甫帶妻攜子流落到甘肅秦州(今天水)，住在秦州驛中，他曾留下了一首讚頌秦州驛美景的詩歌：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垌。」

詩歌中描繪出了郵驛一幅美麗如畫的風光圖畫。門前是一個青幽幽的水池，邊上是翠綠的竹林，還有高大茂盛的柳樹綠林。中唐詩人劉夢得在《管城新驛》一詞中，更有形象生動的描寫：

「門街周道，牆蔭竹桑，境勝於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既塗宣哲，領甓剛滑，求精於內也。」

意思是郵驛門外的街路規整寬敞，周邊草木優雅，郵驛房子內是名貴木材構建，牆壁房頂是高級精美的裝修。

驛使圖(本版圖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百姓通郵難及驛使的悲涼命運

古代郵驛站點是歷代朝廷的官辦機構，主要為歷代封建王朝及官員們服務，老百姓基本上享受不到郵驛的服務。平民百姓的書信傳送十分艱難，基本上靠熟人鄉親或商旅捎帶傳遞，其時效性差，毫無安全保障。所以，古代百姓渴望通郵，流傳下了「青鳥傳書」「鯉魚傳書」「黃耳傳書」「鴻雁傳書」等民間通郵傳說的故事。

在漢代《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寫道：「客從遠方來，送我一書札，長相思，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年字不滅。」

可見當時通郵之難，相思之深，家書抵萬金。晚唐詩人杜牧在一首《旅宿》的詩中寫道：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系釣魚船。」

從中可看到他煩悶的在旅店裡思鄉難眠，想寫份家信吧，要隔年才能捎帶到，通郵難的苦悶可見一斑。而在晚唐一位叫韋莊的詩人詩句中，可看到更可悲的一面：「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可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封建王朝建立起來的發達的郵驛網路和豪華的郵驛館舍。在服務於封建王朝統治的同時，也滿足了歷代一些官吏假公濟私，捎帶私人信件物品，甚至享受奢侈腐敗的生活。他們利用便捷的郵驛網路，運送個人物品，甚至在驛站胡吃海喝，巧奪民利，恣意享樂。

晚唐詩人杜牧的詩道出了真情：

「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裡，形象描繪出了驛使飛馬賓士，一路風塵滾滾，人們以為有緊急奏章上報，卻原來是通過郵驛從南方專門送給皇妃吃的新鮮荔枝來啦。

當每個朝代走向沒落時內亂四起，郵驛費用得不到保證，驛使生活毫無保障。郵驛人員大部分是被迫服勞役的平民百姓，他們深受壓迫，一些郡縣的貪官污吏，仗著山高皇帝遠，任意剋扣他們的口糧，使之更加貧困。唐代武宗時期，在甘肅肅州(今酒泉)終於爆發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郵驛驛丁起義。這次起義為首的是氾國忠、張忠，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快馬快步，從肅州一直打到了沙洲，得到了沿途各驛丁的積極響應和支持。朝廷得不到情報，倉皇不知所措，起義者給朝廷很大的震動。

元朝往來於郵驛的官員，更是胡作非為，他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花天酒地，無所不為。他們對驛站人員發泄私憤，即行吊打，無節制地使用驛站馬匹。據《永樂大典》記載，延祐元年(1314年)，官吏由於晝夜在驛道上使用馬匹，驛站無法應付，造成大量馬匹途中倒斃。元代詩人許有壬在詩中寫出了站赤們的悲傷生活：

「盛冬裘無完，豐年食不足。為民籍占驛，馬骨猶我骨。束芻與斗菽，皆自血汗出。」

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使許多站赤人員被迫出走逃亡，甚至出家。

清代詩人秦松鈴在一首《點夫行》中描寫出郵驛人員悲苦的生活：

「奔疲面目黑，負背形神枯。水深泥沒踝，衣破肩無膚。苦情不敢說，欲語先嗚嗚。」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隨著歷史演變，古老的郵驛站點，跟隨時光的流逝，漸漸淹沒在歲月的長河中。他們對歷代王朝政權的鞏固，以及在經濟文化繁榮發展中發揮出的巨大作用，留在了史冊里，默默地見證著昔日的輝煌。

清朝末年，伴隨著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也輸入了一些新式的郵政運行管理方式，舊的郵驛運行方式顯得落後了。1896年，清朝政府開始辦理新式的大清郵政，郵驛逐漸被代替。到了1913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宣布，將全國古老的郵驛站點全部撤銷。這個在中國大地上延續使用了幾千年的郵驛傳遞方式從此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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