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現代大學的精神本質，是青年人的同聲相和，砥礪前行
在昨天下午舉行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2017年度開學典禮上，群學書院創始人、著名社會學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周曉虹發表了題為《大學、同儕群體與現代性的建構》的年度講演。
本文為講演全文，經作者授權發布。
大學、同儕群體與現代性的建構
文 周曉虹
題圖攝影 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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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人類文明，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包括大學在內的學校，和更為古老的制度——家庭，也許還有教會或廟堂一樣，一直是人類文明傳統的承繼者，同時也是最古老的社會制度之一。像1968年在歐美青年運動狂飆突進之時擔任風暴中心的法蘭克福大學校長呂埃格教授所言：「大學的使命是研修和傳遞所有得到精心研究的精神領域的知識瑰寶」。雖然自19世紀之後，「教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學增加了發現這一任務」，但是自人類歷史上出現學校以來，「傳遞和解釋過去的成就」就一直是其公認的基本功能。
學校這一社會系統的出現，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一開始都不是專門或獨立的教育機構。在中國，最早的「學校」出現在西周，稱之為「辟雍」，是奴隸主貴族讀書、鄉飲、騎射或祭祀之地；後來又先後被稱之為庠、序、學、校、塾，《禮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在讀書的同時，兼為習射和養老之地。唐代的辦學達到鼎盛時期，其後因為科舉制度的推動，學校機構日益發達。
清末，開始興辦近代教育，在光緒二十八年即南京大學的源頭——三江師範學堂建立的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中始稱之為「學堂」；辛亥革命後1912－1913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學制——《壬子學制》之時始稱「學校」。
兩江師範學堂舊影
在西方歷史上，廣義的「學校」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時代。那時，一些四處遊歷的智者和哲人來到雅典，依靠教導市民為生。其後，柏拉圖在雅典近郊的樹林中開辦了後來延續了數百年的「柏拉圖學園」。不過，這個學園並不以教授知識為主，它採用活潑的對話方式，注重參與者的相互探討，與現代意義上的「沙龍」更為相似。
真正意義上的或狹義的具有「校制」的「學校」出現於中世紀，除了一部分法律學校和文科學校外，更多的是以教授宗教知識為主的教會學校，這些教會的附屬品後來為最初的大學提供了雛型：建於1088年的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和1292年的法國巴黎大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往後，先是文藝復興，後是啟蒙運動，面向公眾和社會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和大學的進步。尤其是啟蒙運動計劃的成功降低了神學的重要性，它推動了大學和教育的世俗化，宣布了經院哲學的結束，也使各門科學開始轉到了經驗主義和實際應用的方向上。
最早的現代大學：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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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社會學家庫利所說家庭是「人性的養育所」，我們這裡論述的學校尤其是大學不僅是傳統的傳遞者，自現代以來它也成了「『青年』的養成所」。
我們所以說學校是「青年」的「養成所」，是因為作為一種社會類別，而不單單是一種生理髮展階段，「青年」實際上是工業革命以來越來越普及並且越來越延長的現代學校教育的產物。
比如，在中國這樣的傳統農業社會中，一個剛剛進入生理髮育期的十三四歲的孩子，明天就可能加入父母們的勞作隊伍，在孩子和成人之間並沒有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
在近代中國，「青年」的出現與近代教育形成的學生群體的不斷壯大有關，1909年即廢除「科舉制度」不過4年，在新型學校中就讀的學生已經達到156萬，其中還有一部分就讀的是以美英為參照的「寄宿學校」，留學人數也不斷擴展，單單留學日本的就超過一萬人。學生群體就是從這時開始脫離家庭和父母的制約，脫離原本早熟的人生，成為與社會有一定距離的所謂「青年」，並被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寄予了改造舊中國的期望。
顯然，在工業社會尤其是後工業社會，正規學校教育時間的延長改變了我們定義「青春期」和「青年」的方式，不僅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即使在中國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後進入大學或學院繼續他們的學業，由此延緩了向成人的工作和家庭角色過渡的時間。
改革開放之前，除了1966-1969四年間大學停招之外，連同94萬工農兵大學生在內，24年間培養的大學生不過300餘萬人，只是現在一年招生數700餘萬人的一半。這說明，自1977年後，在受教育年限增長、大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的同時，中國年輕人進入工作領域的時間也明顯推後了。如此，越來越多的學校和越來越長的受教育年限，不僅製造出了越來越多的「青年」，也使「青年」的年齡上限不斷提高。
六十年代中國大學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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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學校通過將年輕人「拉出」家庭，在相當程度上瓦解了家庭傳統，形成了自己越來越廣泛的影響，那麼在學校規模越來越大、年輕人越聚越多、包括電子媒介在內的溝通手段越來越多樣化的今天，隨著師生間交往在頻數和支配性方面的下降，圍繞學校形成但擴展到學校以外的同儕群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上升，並且毫無疑問反過來也在瓦解學校的舊有「傳統」或建構新的傳統。
這證實了希爾斯的想法，如果父母和教師的影響力下降，就必然導致「子女只能自己去規定標準；這意味著，他們接受的將是最有影響力的同代人的標準」。
1950年，美國社會學家大衛·理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就敏銳地注意到：伴隨著現代社會的越來越迅速的變遷，原先在青少年社會化中佔有至尊地位的長輩，開始喪失他們至高無上的影響力，讓位於現在越來越豐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同儕群體（Peer Group）。為此，里斯曼指出，要解釋現代社會的性格變動，就必須「強調同儕群體和學校在青少年性格形成中的作用，即使這有可能低估成年期經驗對性格變動的影響」。
里斯曼：《孤獨的人群》
在理斯曼的論述中，他人突破傳統和自我，一步步成為人們行為的決定性影響因素，而這個「他人」對青年一代而言最重要的現代組成就是Peer Group，即所謂同儕群體或同輩群體。
同儕群體是由地位相近，年齡、興趣、愛好、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大體相同的人組成的一種非正式群體。在這裡，儘管年齡是一種關鍵變數，社會經濟地位、種族以及性別等差異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諸多社會學的研究都證實，在現代社會同儕群體對個人社會化的影響力日漸提高：不但美國和歐洲的高中生每周和同齡人在一起的時間要兩倍於和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而且美國的青少年和同齡人在一起的時候情緒更好；同樣，中國的孩子也更願意將心裡話告訴自己的同齡人，甚至在中國學生中，同儕群體在學業成就方面也有相當的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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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感悟到同儕群體的影響力並予以經驗研究的，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西奧多·紐科姆。自1939年起，紐科姆費時數年，完成了有關美國貝南頓女子學院女生的學院經驗和社會政治態度關係的調查。
研究發現，在位於佛蒙特州的這所倡導進步主義的大學中，和同學即同儕群體的交往「使得那些來自保守主義家庭的女大學生們的政治和經濟態度發生了改變」。具體說，剛剛進入大學時，那些和保守主義家庭聯繫密切的低年級學生偏向保守，但此後幾年與同學即同儕群體交往的學院經歷卻使她們在政治傾向和個人生活風格上趨於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伴隨著工業化尤其是後工業化向全球各地的推進，形態各異的青少年同儕群體以及青年文化也開始遍布全球；從那以後，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在美國以及歐洲等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現代社會發展和社會運動都源起於形形色色的青年群體、同儕群體和青年運動，以及那被稱之為青年文化的東西」，而大學或學院正是青年文化的孕育之地。
塔里克.阿里等：《1968年，反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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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完全獨立的意義上而言，在中國，姍姍來遲的青年文化出現於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年代，以及1992年後越來越強大的市場力量的塑造。不過，如果你夠敏銳就能發現，1966年的狂飆突進的紅衛兵運動和隨後而至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其實已經以中國的方式開始為後來出現的圍繞同儕群體形成的青年文化奠定了基礎。
潘鳴嘯《失落的一代》
和他們的當過紅衛兵和「知青」的父母一代相比，改革開放後長大的中國青年一代，真正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青年亞文化。與此相應，同儕群體的影響力也開始進一步上升。從這近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來看，造成同儕群體影響力上升的宏觀制度背景有許多，其中包括：
（1）政治環境的寬鬆、大學教育的普及、職業選擇的自由化和多樣化為這40年中成長起來的70後、80後、90後甚至00後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華的舞台，也為他們向包括父母在內的成人權威挑戰提供了可能；
（2）社會流動的頻繁和速率的提高，「異地就學－異地就業」和「離鄉務工」兩種社會流動模式的主流化，像金一虹教授所言，形成了青年群體在地理邊界和舊有關係兩方面的「脫域」性流動，並因此削弱了親代對子代的控制，也使得在異鄉甚至異國共同學習、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年輕一代彼此間的影響力持續增長，形成了一種類似瑪格麗特·米德所言的「並喻文化」——成長中的年輕人開始以他們捷足先登的同伴為楷模；
（3）在年長的孩子走向社會的同時，19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那些脖子上掛著鑰匙的形單影隻的未成年的獨生子女們，即所謂teenagers，走出家庭尋求同齡群體的友愛、理解與溫情，在那些雙職工和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同伴即同儕群體甚至成為孩子們最主要的心理慰藉；
（4）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電子媒介的發展，使得年輕一代可以不再通過父母或教師這些傳統的信息或知識來源，相互之間交換、分享或宣洩人生真諦、科學知識、生活竅門、情感領悟甚至社會憤懣；如此，在孩子們的社會化過程中，那些稍稍年長的或捷足先登的同學或同伴，代替了父母或老師成為孩子們主動認同的精神領袖或人生導師。
扎克伯格成為許多青年精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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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同儕群體的崛起，或者說這個特殊的「他人」能夠成為年輕一代自身的精神偶像和認同對象，除了現代社會的宏觀變動之外，還有著深刻而細膩的人格與社會心理基礎——即認同或社會認同的力量。
談及認同，有兩個重要的環節是不能忽視的：
首先，在由生理年齡相似而組成的同儕群體中，認同或群體認同這樣一種心理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如果說，一個人在青春期之前其個體認同就像是還未被編織在一起的一塊塊碎布，那麼到了青春期結束的時候，這些碎布將會被織成一整塊對於個體而言獨一無二的布料。這些「碎布」拼織的過程，所以會發生於青春期階段，除了個人的生理和神經系統的日臻成熟外，也與此時年輕人開始脫離父母接觸他人或社會有關。換言之，正是地位的不穩定性或過渡性，使得他們前所未有地急切尋求認同尤其是群體認同。
接下來第二個環節是，認同這樣一種單純的心理性力量，是如何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從而使同儕群體能夠取代父母和教師，成為年輕一代的行為榜樣或人生標杆的？對此最簡單的回答可以藉助於社會心理學家泰費爾的「微群體實驗」。
在實驗中，對群體成員身份的意識是產生群體行為的最低條件。換言之，那怕沒有先期的互動關係，只要被試單純地知覺到分類時，就會分給自己的群體更多的資源和正向的評價。這種知覺上的分類，會讓我們主觀上知覺到自己與他人共屬，從而產生一種認同感。這說明，主觀的群體認同會產生客觀的行為後果。
回到我們討論的議題，年輕一代正是基於這種主觀的代際認同，意識到了彼此間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意識到了彼此間共同的興趣、偏好和利益，意識到了他們與其他群體尤其是成人群體之間的心理隔膜和現實差異，並最終形成了更能夠制約他們的意識和行動的同儕群體及其亞文化。這與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所描述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有著極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一如「覺悟」這種主觀的意識在工人階級的客觀「存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同儕群體的形成過程中，「認同」同樣舉足輕重。
進一步，最為重要的是，這種相互間的認同，以及與包括父母和教師在內的成人群體的疏離，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來說都是工業化或現代化的結果。因為正是工業化或現代化，才使得年輕一代走出家庭，走入學校或社會，並有可能以「群體」的方式共同思考和共同行動。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同儕群體或代際認同，本身也是一種現代性，是現代社會與生物性的個人生理成熟階段相互作用的結果。
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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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通過對大學的意義及大學生活中同儕群體的重要性的討論，觸及到了現代性及其建構問題。
所謂modernity即現代性，恐怕是最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乃至藝術實踐中使用最為頻繁的概念，但也是最莫衷一是的概念。但無論如何理解，鑒於現代性出自西方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也可以將其大致理解為因人類歷史進程或傳統的斷裂而產生的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以及與此相應的思維習慣與行為邏輯。
從宏觀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而言，現代性標誌著新的世界體系的形成，世俗化社會的確立，世界性的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與之相應的以科層製為代表的現代行政組織和法律體系的運行；
而從微觀的思維習慣和行為邏輯而言，現代性則意味著以啟蒙主義的理性原則建立起了對社會歷史和人本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由於貨幣經濟的發展既導致了社會生活中的「事本性」原則，也導致了人際關係的計算性；由於神秘性的破除既剔除了社會生活中的巫魅因素，也導致了對人的控制及其對人性的忽視。
基於我們所討論的題域的局限性，在這裡我們對現代性及其建構的觸摸將聚焦於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思維習慣和行為邏輯。不是我們不關心制度或結構，只是因為相比而言在以往的討論中人格和心理受到了相對的忽視，而我們贊同羅伯特·貝拉的觀點：現代或現代性不應只被視為「一種政治或經濟體系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種精神現象或一種心態」。
重視心態或精神世界的觀點並非僅是西方世界的獨語，1992年，具有先知般敏悟的費孝通先生就意識到劇烈的社會轉型在改變中國社會的歷史命運的同時，也會帶來對原有社會秩序的猛烈衝擊，甚至帶來了「更為迫切的心態秩序的危機」。由此，這位當時已年逾80的老人認定，我們「必須建立的新秩序不僅需要一個能夠保證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態格局，而且還需要一個所有人均能遂生樂業、發揚人生價值的心態秩序」。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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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代人格或心理特徵而言，英格爾斯和史密斯的有關六個發展中國家的那項著名研究提出，儘管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中，但現代性強的人在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等方面卻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徵。這些能夠顯現人的現代性的心理特徵主要表現在12個方面：
（1）樂於接受新的生活經驗、新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2）準備迎接社會的變革；
（3）思路廣闊、頭腦開放，尊重並願意考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4）注重現在與未來，守時惜時；
（5）有強烈的個人效能感；
（6）有計劃性；
（7）尊重知識；
（8）可依賴性和信任感；
（9）重視專門技術，有願意根據技術水平高低來領取不同報酬的心理基礎；
（10）對教育的內容和傳統的智慧敢於挑戰；
（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12）了解生產及其過程。
我們認為，同父母或教師這些年長一代的影響相比，今天的年輕一代尤其是大學生彼此間形成的同儕群體對他們自身的現代性建構可能更為重要。不錯，孩子們是進入校園來接受教授們的指導的，但這僅就文化和知識的傳承而言是正確的，但對現代人格和社會心理的養成而言則未必盡然。這是因為：
（1）青年一代是中國的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顯然首先必須鑄就能夠堪與時代比肩同時超越年長一代的年輕一代，就像100多年前梁啟超所言：「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2）儘管英格爾斯說過，一個人的現代性「在成年之後也能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還是認為，青春期是鍛造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因為這一時期的社會化為一個人的成長做好了自然鋪墊。因此可以認為同年長一代相比，年輕一代與時代更為貼切，他們本身也體現了更多的現代性。
（3）除了上述兩點，更需要強調的是，一個真正能夠支撐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現代價值體系和社會心理的建構，需要通過不斷的反思、交流和吸收，而歷史終將證明，年輕一代及其同儕群體才能夠完成這一時代重任。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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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群體所以能夠成為建構年輕一代之現代性的載體，在於其相互間的影響和互動最易觸發彼此間的反思或反省。我們說這種反思或反省所以重要，是因為缺乏這種反觀自照，就會繼續沉溺於對原有文化或行為模式缺憾的渾然不覺和孤芳自賞之中，當然就不會產生重建的願望或渴求。
同儕群體間的高度認同，決定了他們對來自他人的回應最為敏感，也最易接受，決定了他們對那些觸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問題的內在因素具有客觀反省和定性的能力；如果說現代人的一個重要標誌即在於能夠對自我加以持續不斷的分析，那麼同儕群體便是你最佳的「鏡中自我」，它保證了高度認同的另一方能夠藉此作出有效的自我矯正。
同儕群體所以能夠成為建構年輕一代之現代性的載體，也在於其相互間的交流或溝通最為便捷和有效。交流或曰溝通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人所共知，沒有交流，任何技術和發明不會擴展開來；沒有交流，也不會有盛唐時之中國；沒有交流，同樣不會導致近代以來傳統中國的最後崩潰，一個朝向現代的新中國的出現；沒有交流甚至不會有人類社會，一如齊美爾所言，持續穩定的交流或互動，是人類社會形成的基本條件。
交流不僅能夠交換物品、交換信息、交換價值觀念，而且交流能夠為人們的反思提供比較的可能。同儕群體間的交流是後來者向捷足先登者學習的最佳途徑，它不僅能夠增進同儕間的理解、情感和認同，而且更能夠通過對他人的了解，為自身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的改變提供契機。
同儕群體所以能夠成為建構年輕一代之現代性的載體，還在於其相互間的吸收或借鑒沒有根本性的障礙，它保證了在每一個不起眼的孩子後面都有可能站著一個個緊密聯繫的同儕群體，他們不僅能夠同舟共濟，而且能夠成為子代「反哺」父母或師長的知識「蓄水池」或「擴展內存」。
幾年前，當我在撰寫《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一書時，就注意到同學尤其是大學同學已經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同儕群體，並且正在成為塑造年輕一代的重要的社會化力量。由此，大學在由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傳授知識的同時，也一定能夠通過年輕一代彼此間的影響和對年長一代的「文化反哺」，體現出其創造性的力量。
周曉虹：《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
※2017上海書展收穫滿滿 書迷樂「淘淘」
※最好的教養，是用閱讀和孩子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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