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之後的魏斐德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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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我收到從美國西岸發來的一封郵件。發件人正是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梁禾。郵件里，她同時傳來好幾張她先生魏斐德不曾公開的照片。其中一張是魏斐德和馬內阿的合影。照片里的魏斐德坐在輪椅上，戴著遮陽帽的馬內阿站立在他的身邊。他們都出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馬內阿比魏斐德年長一歲。二人的出生地雖有不同，但在他們方向一致的眼神中，彷彿還是能讓人讀到二戰的炮火、冷戰的陰霾。否則，一生從事中國史研究的魏斐德在人生末尾不會急著向中國的讀者推薦馬內阿的大作。

魏斐德與馬內阿

如果馬內阿沒有選擇在1986年離開了他的祖國羅馬尼亞，從此自我流放，這次合影不知可否實現。流放幾年以後，當「末代皇帝」齊奧賽斯庫被子彈命中倒地的那瞬間，馬內阿已在美國定居有時，依然用他的母語來敘述他的想像與現實。馬內阿在《流氓的歸來》末尾處說道，美國就如同一家酒店。在這酒店裡，人人公平入住，而來歷各不相同的人在熙熙攘攘中也能為自己找到一點空間。就在馬內阿流亡十年之後，他盼著短暫地離開，回到他的祖國。然而，索爾·貝婁卻勸他別離開這家酒店。

將美國比喻成酒店，也可見作為文學大師的馬內阿對於修辭有著怎樣的分寸感。這裡，充斥著陌生人，說著南腔北調語，人性的普遍特徵依舊能在此呈現。將近兩千年前，普魯塔克（Plutarch）描繪古希臘繁盛的旅店業時，曾說過這樣樸素的話：「當下萬事俱備，盡在眼前。」因此，遠離故土的行吟客能在此歇腳，甚或尋歡。他們大多來去匆匆，在酒店走道里，陌生人習慣性地點頭微笑，沒有必要對誰聊表忠心。

馬內阿逃離了城堡，選擇了自由入住的「酒店」，一住就三十多年。儘管他仍堅持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但如果沒有住進這裡，如果沒有在巴德大學任教，他的文學生涯又能走多遠呢？

儘管羅馬尼亞成為了他不可停歇的素材之源，但也就在美國，他讓這些故事置換到了世界主義的維度之中。魏斐德曾說，他年輕時也是十足的愛國主義者，但立場漸變，一生基本站在民主黨一邊。爾後，當他在談到中國史研究的時候，卻又堅持「地方的世界主義」（local cosmopolitanism)，可見美國蘊含的普世精神對他有至深的影響——當然，這種精神在今日美國正遭受久違的衝擊。由此也可以說，無論是馬內阿，還是魏斐德，都熏染了托克維爾流傳下來的氣韻。

距今約兩百年前，即1832年，托克維爾和博蒙特來到美國，確有幾分朝聖的味道。他們此行旨在考察美國的監獄制度，但沒想到的是，內向、不善言語的托爾維爾發生的興趣遠遠不止於此，他似乎發現已找到「未來」。他於1835年和1840年分別出版《美國的民主》上下二卷。雖然早在19世紀40年代該書便已有了英譯本，但直到了上世紀30年代，它彷彿才在美國獲得新生。年輕的美國學者喬治·威廉·培生（George William Pearson）於1938年出版《托克維爾和博蒙特在美國》——收錄了這兩位法國人的遊記、日記和書信等。兩年之後，英國政治學者J. P. 梅耶（J. P. Mayer）在倫敦出版小書《托克維爾》，聲稱托克維爾是「大眾時代的先知」。值得注意的是，梅耶還曾編輯了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可以說，這兩本書的出版引爆生髮的潮流至今未絕。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魏斐德也正遇到托克維爾「崛起」的勢頭。

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托克維爾屹立在美國人心中，若馬克思之於蘇聯。《美國的民主》猶如美國人的當代聖經，而托克維爾勾勒出的美國圖景既可說是現實，也更屬於理念。現實與理念也未必不會各行一端，否則，今天不會有人說特朗普不識托克維爾。托克維爾被稱為美國的「公共哲學家」，但他終究不像馬克思那樣散發出彌賽亞的氣息。他是歷史學家，他似更在乎現實的複雜性。這就不難理解，除了歷屆總統愛引用他的文字之外，左右陣營人士都能成為他的擁護者，他們好像都能在托克維爾海量的文字中找到自己的靈魂之根。

魏斐德也如此。1996年，魏斐德接受《歷史雜誌》的採訪。採訪者提到他的宏偉著作《洪業：清朝開國史》時，說道：「《洪業》非常值得一讀，尤其對於非專業的讀者。而同我所讀到的關於近代早期的著作相比較，它更表現出了17世紀中國的複雜性。作為托克維爾的崇拜者，我注意到你在全書前言開篇便引用了他的文字……你的最後一章又再一次引用了托克維爾……因為托克維爾是一位研究法國舊制度的偉大歷史學家，我認為，他會敬佩您對於中國舊時代的歷史著作。」魏斐德聞此欣喜，如遇知音。這本講述中國歷史的巨著，其中卻有大量直接引述托克維爾的文字，這難道不值得推敲？

托克維爾（奧諾雷·杜米埃繪）

1987年，整整三十年前，列文森圖書獎在美國創設，表彰在漢學研究領域中的精品力作。《洪業》成為首屆獲獎作品。

1988年，魏斐德的前輩費正清在《紐約書評》發表文章《中國巨獸》（The Chinese Behemoth），一併評述《洪業》與法國漢學家的歷史小說《中國皇帝》。費正清在文章中如此寫道：

20世紀的近代革命之前，在中國記述最為詳盡的政治變革便是17世紀的滿族入侵。新近從長城以北崛起的滿族政府於1644年佔領北京，此事件常常被描述為，剛剛團結起來的半游牧的非漢族，出於軍事擴張的目的，對中國實施了成功入侵。得勝的滿洲人從1644年到1912年維持了大清政權，巧妙地宣傳他們的成功故事，以致於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的擴張之中也急切地盼望以同樣的方式來奪取中國。1644年滿族政權的鞏固經歷了大量混亂的鬥爭和政治運動，類似於歐洲同期的三十年戰爭；但是，中國已成為團結的國家，而歐洲卻沒有。當歐洲為宗教與原初的民族主義而戰，在此過程中現實了從封建主義到民族國家的轉變，而此時的中國人關注的不過是從明王朝（1368—1644）到滿清王朝的變更。

讓·萊維（Jean Lévi）《中國皇帝》原是一本講述秦始皇統一大業的法文歷史小說，1987年由著名翻譯家芭芭拉·布雷（Barbara Bray）譯成英文出版。這書涉及的時代與明清變革相差近兩千年，費正清卻能合而觀之，如見一根暗線貫穿在歷史當中，不曾變異，不曾消退，帝國的命脈在長時間的隧道中循環往複地展露一出出類似的劇情。這樣的往複，為突變設置障礙，帝國便又無緣轉化為民族國家。直到近代，帝國的陰影與歷史記憶依然未見消褪。在魏斐德筆下，「間諜王」戴笠並不類似於同時代的納粹人物希姆萊，這位飽受本土文化熏染的一代梟雄倒是布滿了《三國》、《水滸》中英雄好漢們的影子。

原來，《洪業》一書的寫作便出自費正清的建議。上世紀60年代末，魏斐德曾在香港收集了大量關於17世紀中國農民戰爭的資料。費正清對此工作也予以支持。1977年，魏斐德剛好四十歲，在英國劍橋某學院任教，便決定開啟這項研究寫作的「洪業」。一個大問題已在他的頭腦中盤旋已久。帝制之下的中國浸潤在儒家倫理之中，「忠」被認為是個人的重要道德品質。在大統一的和平年代，清晰的等級譜系不會讓人產生什麼疑慮：臣子對皇帝要保持忠心；妻子對丈夫，學生對老師，也得順從於更高的指示。但是，平和單一的局面出現破綻，煌煌帝國甚至已出現並列的好幾位最高統治者，過去的最高權威被分化為若干勢力，當初效忠於天朝的儒士文臣轉眼之間又能在「異族」的朝廷上表盡忠心。忠心的轉換就正為《洪業》的問題意識之所在。

清朝國旗

「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這裡的忠屬於「排他的品質」（particularistic virtue）, 而非「普遍的品質」（universal virtue）。「人」有各色，獨立的訴求也都不同；當對此人表盡忠心的時刻，往往意味著與此人的競爭者當保持足夠的敵意。作為「普遍的品質」的忠，其忠誠對象在所有人之上都有著不可挑戰的權威，且具有抽象的性質。比如，一神教意義的上「神」，儒家所謂的「天理」，啟蒙運動後流行開來的「理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彷彿是眾人之上的天神，但臨到關頭，天朝分崩，作為人的帝王終於露出孱弱的表情。種種以「忠心」為名且頗有張力的劇情也紛紛上演。1644年4月，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侵入北京，崇禎帝上吊身亡。昔日的明朝忠臣一時無路可尋，有不少拜倒在新皇帝的寶座之下，以示忠心。不久，流落到南京的明朝殘餘勢力即便氣息微弱，也有人急著懲處那些一時背離於我而又從北歸來的叛徒們。史可法就察覺到這事的諷刺性：當初，那些身在南方的高官多因犯過才被貶至此，他們現在卻可以毫無忌憚地炫耀天賜的道德優越。

忠既然是特定共同體的凝聚力量，也就能成為在其中謀求個人地位的無形資本。帝國無疑為一大共同體，無數臣民對帝國和皇帝的忠誠必然屬於帝國穩定的基石。武力的壓制，知識信息的封閉，經濟的嚴密控制，使得無數人對帝國之精忠不二構成了客觀的條件。但當帝國被外來武力所干擾甚或侵奪的時候，赤誠忠心也成為各方爭奪的陣地。丹心已去，舊帝國的命數將盡；恐嚇也罷，利誘也罷，換來舊國臣民的忠心，將註定是一番持續較長時間的「洪業」。「清朝開國史」，這不光是武力挺進的歷史，更為收穫忠心的歷史。「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清代統治者用這些的標識來強化天下人的歸順，而不計其成本。

史景遷在對此書的書評文章中，開篇即寫道：「明王朝在1644年的隕落，其後來者清王朝在此後二十年中的凝合，是人類史最具戲劇性的事件之一。」魏斐德抓取這17世紀中二三十年的歷史光影，來說明忠君的思想在舊帝國與新帝國的間隙中遇到的種種困境與變異。儒家經典只是空洞地告訴我們，對於君王要保持忠誠。而且，其中也會講到天下的命數、天運：當一個王朝不能謹守天理的時候，就當被新的王朝取而代之，正所謂「湯武革命」。1644年，清軍入關，昭告天下：「明季驕淫壞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機肆虐。我朝深用憫惻，爰興仁義之師，滅爾仇讎，出爾水火，綏安都城，兆姓歸心。」

剛剛奪得天下的清王朝儘管宣稱天命在己，但仍面臨各種對抗勢力的隱患。這種對抗的勢力中，除了明王朝的效忠者外，還有若干妄想獨立的帝國背叛者。對於叛亂，這個新興帝國絕不會姑息。更有一些新的忠臣在平叛之中的英勇表現最終得到了帝國的褒獎。有趣的是，在馬氏一家中，馬熊鎮在抗擊三藩之亂中獻身，而他的祖父是明代忠臣，父親最終降清。他們具有道德楷模意義的故事被編成戲劇《桂林霜》，在乾隆年間廣為傳播。魏斐德說：「通過馬氏家族，歷史終於回到了原來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稱了，它不僅取代了明代的統治，而且能夠勝任。」

經過三十多年的步步躍進，無數人頭落地，當下對清王朝的忠誠和昔日對明王朝的忠誠，二者已可並視，而不再衝突，這就似乎意味著清王朝的江山已是固若金湯。全書末尾處，魏斐德寫道：「權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網路的末端已開始同官僚系統的指揮中心脫節。甚至更糟糕的是，整個系統已放棄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經有過的彈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紀清朝重建統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紀強大的外來干涉再次出現之時，難以作出制度上的選擇。在清朝滅亡的最後時刻，整個政治結構也隨之崩潰了。」對於此奔潰的討論便詳見於他的上一本書《大門口的陌生人》。

而就在這最末章節之首，魏斐德還引用了托克維爾的一段話：「中央集權易於將規則性因素強加於日常事務……使社會處於一種行政官員習於稱為秩序井然和社會安寧的睏倦的管理狀態。一句話，這種體制長於防範，而非有所作為。」

托克維爾在完成了《美國的民主》一書之後，又於1856年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他在前者記錄下在美國的考察與希望，後者則為他對自己祖國現實的反思，尤其是而以大革命之後的帝國十年（1804—1814）為核心 ，追問帝國在法國產生的由來、影響與未來。大革命雖然在法國的歷史上打開了洪流，但是，托克維爾認為，過往歷史中形成的傳統便如暗河一般，不經意間又會冒出頭來。帝國形態的再次出現便如此。托克維爾也要戳穿那些歐洲思想家們對於中華帝國的天真想像。以伏爾泰為首，他們把這東方的大帝國設想為社會改良的理想模型，認為那裡等級分明而致社會穩定，沒有一神教帶來的禁錮而有儒家道德的溫潤教化。而在此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托克維爾已隨手留下了不少他對中華帝國的思考。在他眼裡，那是停滯的帝國，人類近代知識無法在此生根，革命也無從起步。

假如說，托克維爾以《美國的民主》為參照基礎，完成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那麼，魏斐德何嘗不從中受益，以此反觀中國的歷史與當下。抑或可以說，這部美國「聖經」為魏斐德提供了不可忽視的問題意識，他以此來觀照中國那段複雜多面的歷史，而不失去考察的焦點、重心。而當我們津津樂道於《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當代啟示時，難道就該這樣舍此逐彼，忘卻思考捆綁於明清帝國的思想又會有怎樣的轉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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