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材料出現前的歐亞「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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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碧士，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北京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北外全球史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東亞文化交涉學會年會開幕式的發言稿（2017年5月13日），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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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遷移還是知識交流？
當我們討論到底是什麼拉開了亞洲、尤其是中國與歐洲的距離時，歐亞知識遷移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有時從工業化的角度討論，有時從現代化的角度討論。無論是「李約瑟難題」(Tianlin, 2014)也好，還是彭慕蘭的「大分流」(Pomeranz, 2000, Rosenthal and Wong, 2011)也罷，都反映出歐洲和東亞持續在科學和技術上拉開距離的時代。
在歐洲，亞歐之間知識交換的各種前現代形式主要通過報道的形式來展現：從古代（古希臘希羅多德等人撰寫的歷史開始），到中世紀中期（我們必須提到著名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撰寫的遊記）一直到現代早期（如耶穌會傳教士從中國和日本發回的大量報道）。(Uhlig, 1986, Reichert, 1992, Frisch, 2016)
但是，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我們從考古發現得知，早在書寫材料出現以前，歐亞之間就存在積極的知識交流。
就歐洲而言，我們可以看看書寫材料出現以前歐亞間知識交流的三個例子。
舉世聞名的「冰人奧茲」（?tzi），很可能在公元前3359到3105年間被謀殺，因此距今大概有5000多年。基因和技術分析顯示出他的來源地和生活環境。他使用的燧石匕首來源於近義大利北部的加爾達湖地區，他的銅製斧頭很可能來自今天義大利的托斯卡納地區。(Fleckinger, 2011, Guilaine, 2011)
冰人奧茲
冰人奧茲復原圖
埃姆斯伯里的弓箭手（the "Archer of Amesbury），大概於公元前2400年到2200年間掩埋於世界著名的英國巨石陣附近，距今大約4300年。這個人並非來自英國，而是來源於阿爾卑斯山北部地區。他使用的銅刀來源於法國和西班牙。(Clark, 2009, Fitzpatrick, 2011).
埃姆斯伯里的弓箭手
英國巨石陣
烏魯布倫沉船（ship of Uluburun），大約沉沒於公元前1400年左右，距今大約3400年，在今天的土耳其地中海沿岸。這艘船運輸的物品有紫銅塊和銅錠（10噸）、錫錠（1噸）、玻璃製品（350公斤）以及大量其他物品。珠寶飾品來自埃及，銅製品來自塞普勒斯，圓形印章來自亞述地區，武器和陶器來自邁錫尼地區，一把寶劍來自西西里島，琥珀來自波羅的海，玻璃製品來自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Pulak, 1998)
烏魯布倫沉船
考古學家從以上三例得出結論，從青銅器時代早期開始，歐洲就已經存在廣泛分布的貿易網路。在這個貿易網路中，不僅存在商品交換，而且還有工藝方法（如青銅或黃金製造）的傳播。稀缺而昂貴的錫，與紫銅熔合在一起冶煉，可以製造出青銅。它很可能來源於那時的亞洲中部。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錫就在後來的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傳播。
我們的結論是：與熱烈討論的東亞地區現代化和工業化問題相比，人們往往忽略了東亞和歐洲之間一直存在的知識交流問題。「知識傳輸」往往和物品、動物、人員的流動相聯繫，同時也受到抄寫技術和能力的影響。因此歐亞雙方交換的不僅有物品、技能和知識，同時還有文化、世界觀和宗教。
人類50000年的演進史
人類有記載的5000年文明史
所以僅僅討論「知識遷移」還是正確的方式嗎？因為知識遷移只意味著知識從一方往另一方傳遞的過程——在前現代時期，主要指絲綢、紙張、瓷器或茶葉等從東方向西方傳遞，在現代時期，則指武器、然後是工業製品從西方向東方傳遞。難道我們不應該討論交換的過程，進而去討論「知識交流」，這樣不但涉及送出去和拿回來的過程，而且涉及在交換過程中出現雙方從未有過的新事物？
因此問題並不是到底是什麼拉開了東亞和歐洲之間的距離，而是亞洲和歐洲之間有什麼共同點，亞洲和歐洲共同為人類創造了什麼。
全球氣候變化、人類演化及文明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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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材料出現之前的歐亞知識交流
這個普遍問題至少應該先以特定時期出現的特定問題的方式來處理，因此也需要特別的方法。因為有以上三個例子，我們可以假定在書寫材料出現以前，東亞和歐洲之間也存在人員和物品的交換。因此「書寫材料出現之前的歐亞知識交流」就成為下列問題的考慮對象：
能否找到有效的方法和考古發現，證明東西方之間在書寫材料出現以前一直存在交流？
如果能找到的話，這種交流具體指的是什麼，它們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
採用什麼樣的遺迹和方法來認定這些問題的結果和答案？
有哪些新發現？哪些舊的發現需要修正？哪些發現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我們作為歷史學家應該怎樣對待這些結果和方法？
進一步的工作會帶來什麼結果？
書寫材料出現以前的知識生產方法
現代歷史研究的證據建立在各種人類活動的遺迹之上。事實上，歷史學家主要依靠書寫資料，包括古代的紙莎草紙文獻、器物銘文、錢幣和各種圖畫表現、物品、衣物、紀念碑、建築等等。
現代考古學採用的方法和結果與上述方法和材料大不相同。因此，主要關注發掘現場的全貌及其細緻的環境分析的古典發掘考古學，它所採用的各種複雜方法在現代考古學方法的應用下得到進一步擴充和鞏固，如：
水下考古學（如沉船，貨物）
實驗考古學（如武器、機器）
樹木年輪學（測定年代）
運用碳測定來分析生物學材料（測定年代）
古生物病理學——宏觀和微觀層面
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年代）
放射術——紅外線和超聲波記錄
X光
化學分析
最近採用的自然科學和微觀生物學方法也值得一提：
空氣考古學和土壤分析的地球物理學方法，例如通過磁共振、地面雷達或超聲波測定隱藏物或不連續的定居痕迹，如地基或樁柱
鍶同位素分析（包括探查人類和動物的來源和遷徙）
不同的基因分析法（人類、動物或任何生物遺存的來源和親屬關係）
樹木年輪學——包括基因和分子生物學
冶金考古學（金屬，尤其是合金的成分）
光譜學/質譜分析（分析化學、物理和生物發現）
激光掃描
以上的列舉並未窮盡，但是很容易看出這些都是最現代的方法，常常伴隨有科學和技術設備，在很大意義上都可歸為自然科學、分子生物學或醫學。
但是歷史學家並非考古學家，當然更不是受過科學或生物學訓練的考古學家。歷史只是考古學的輔助科學，反之亦然。因為歷史學、考古學都可以成為輔助科學。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之間不會總是彼此太平，一團和氣。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這位美國頂尖的中國考古學家，強調考古學必須從文獻研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von Falkenhausen, 2006, Shaughnessy, 2007)：書寫傳統並未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羅泰認為，考古學起的絕不只是輔助作用。但是即使是對考古發現作出最細緻的詮釋，考古學也只能提出一些有條件的和有限度的陳述——尤其是這些考古發現常來自掩埋的地下，因此只能從有限的層面來表現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答案只能是兩種方法的結合。毫無疑問，考古學總是比文獻材料能更深入到過去。對那些書寫資料出現較早的文化，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這也同樣適用。
因此上述問題可以分為兩步：
書寫文字出現以前的東西方之間有沒有知識交流，如果有，出現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我們從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中可以知道些什麼？
找到普遍問題、具體的時期和具體的調查對象以後，考古證據出現的地點就需要界定。在東西方之間，有很多著名的路線，後來被簡單標記為「絲綢之路」。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分辨出四條不同的線路：
天山以北的草原絲綢之路（Steppe Silk Road）
通過塔克拉瑪乾的沙漠絲綢之路（Oasis Silk Road）
通過帕米爾山脈的佛教絲綢之路（Buddhist Silk Road）
海上絲綢之路（Sea Silk Road）
絲綢和香料之路
我們選擇沙漠絲綢之路，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慮：在這個再度興起的貿易網路里，有一個區域是所有路線的必經之地：那就是人所共知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在喀什，這條路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擴散到其他不同的路線上，然後和敦煌東部相連。佛教絲綢之路的各條道路在沙漠絲綢之路的南部臂彎處交匯。敦煌東部彙集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各條支線，它們延伸到天山北部，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北，然後通往甘肅的河西走廊。
所以這項研究的範圍也就確定下來：採用現當代考古方法，同時採用自然科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沙漠絲綢之路」最早確知的遺迹開始，一直到「絲綢之路」上的書寫材料出現為止（即到公元前5世紀），在這段時期內尋找考古學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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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材料出現之前的歐亞知識遷移與歐亞知識交流——沙漠絲綢之路
1 關於方法論的幾點說明
有關絲綢之路的文獻簡直汗牛充棟。如果僅以是否符合科學標準來衡量，這些文獻頓時就會大幅縮水。但符合科學標準的文獻不再受到冷落，而且已經在不斷增長。
從古典德語區關於絲綢之路的科學研究文獻來看，很多商品貿易都已廣為人知並已討論過：(Haussig, 1983, Haussig, 1988, KLIMKEIT, 1988, Ptak, 2007, Wieczorek and Lind, 2007b, H?llmann, 2011, Selbitschka, 2014)
大約7000年來自和闐的玉（後來也有來自中國東南部的玉石產地）
礦石（如錫礦）、金屬、銅
支付物：貝殼、鑄造金屬（銀、銅）、硬幣
寶石
象牙
公元前3600年以來的絲綢、絲綢製造和加工技術
棉花、棉布
陶製品、它們的生產和成型技術
玻璃、鏡子
雙峰駱駝
費爾干納的馬、馬雕（甘肅武威的飛馬）
戰車
武器和盔甲、以及相關戰術
但是墓葬里出土的典型的青銅時代的亞洲人工製品在以下幾個方面都存在問題：
由於宗教和經濟結構的原因，它們代表了一種選擇的過程，此外
具體時期只能確定為某個時間點以前，如地下發現的遺物在掩埋以前可能經過了相當長的使用時間；
因此，就要採用複合的時間測定方法，包括可能使用的碳十四（C14）測定或樹木年代學
絲綢之路上的很多考古發現，可能不如古典考古學指出的那樣年代久遠；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有些考古發現會比已知的年代更為久遠。
從1980到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就被吸納到很多國際考古項目中來。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一個特殊的「絲綢之路項目」，從這個項目衍生的無數相關合作項目直到今天仍在持續，如中德「絲綢之路時尚項目」（Silk Road Fashion Project）從2013年開始運行，主要關注從公元前一千年開始通過服飾展開交流的問題。(Wagner, 2014)
同時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的古典考古發掘成果，也被編為極豐富的文獻資料不斷展出，它們被製作成美麗精良的目錄或書籍，顯得圖文並茂。(Chang et al., 2005, Wieczorek and Lind, 2007a, Liu and Chen, 2012, von Falkenhausen, 2006)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在她的著作中概括了近期的考古發現，這本書不僅讀來讓人賞心悅目，而且在世界範圍內被推薦為絲綢之路史的標準入門讀物。(Hansen, 2012, Hansen, 2016)
在一開始的控制階段，只有在2000年左右出版的資料才會被考慮，它們討論的是知識交流問題。知識交流中最有趣、最重要的問題和世界觀融合的問題，尤其是宗教問題，卻不會成為討論的對象。
近期的研究呈現出絲綢之路的新面目。因此就如芮樂偉·韓森通過無數協議、貨單和法律糾紛所展示的那樣，絲綢之路絕不是一條從歐洲最西部通往亞洲最東部的遠距離公路。相反，絲綢之路是一個各種貿易線路廣泛交織在一起的網路，主要的區域零售貿易藉此可以連接起來。奢侈品可以從一個貿易夥伴的手裡轉到另一個夥伴手裡，經過無數中轉站，最終抵達遠東或者極西地區。
Wieczorek和Lind研究的結果顯示，絲綢之路也絕不是奢侈品的運輸線路，而是一個「自行組織的網路，其通盤運作根本無法籌劃，甚至無法從一個貿易點去加以管理。」絲綢之路是地中海和黃海之間、也是西伯利亞和印度次大陸之間的關係網，而且它也連接了常遭忽略的南北軸線。(Wiezcorek and Lind, 2007b, 22)
儘管有1990-2010年間現代古典考古學的驚人發現，仍然有無數的疑難問題需要解決，包括考古學自身，尤其是從可見的現場發掘環境中得不出考古發現物真正來源地的結論：這並不僅僅是物品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到生物的問題，尤其是人類，他們有時乍一看好像是直接來自歐洲。實際上，傳世文獻和現代考古學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信息，告訴人們這些早期生物材料的來源。
正是在這裡，考古學的最新科學和（分子）生物學手段派上了用場，它們早在20世紀末就和最近的技術手段相結合併得到發展。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持一種懷疑的立場，要從考古發現的歐亞大陸最遠兩極——即歐洲和中國——出口的物品中尋找證據，有時甚至從早期的朝鮮或日本尋找材料。討論考古發現時，我們或者採用考古學領域利用現代自然科學和/或微生物手段得到的最新考古發現來完善現有文獻，或者將二者相比照。因此醫學和科學參考文獻的書目，即PubMed和Web of Science，很可能會被用作歐亞知識交流史的新資料，作為新近出版物的依據得到系統使用。我們使用的詞目有：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與歷史
絲綢之路與考古學
絲綢之路與基因或基因學
絲綢之路與疾病
這裡面有太多的數據，包括很多誤報的書目數據，因此我們的研究只能限制在最近10年甚至5年的結果。
這讓另一點也變得清晰起來：這份論文/演講只能是窺豹一斑。因為除了剛才提到的那些局限，上述書目文獻主要涉及的都是英文資料，而且主要來源於醫學、生命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那些在中國和德國出版的非英文文獻在這些書目中並未體現出來。因此可以說目前所利用到的這一領域的相關參考資料至多不超過總量的25%，甚至更少，而且由於時空的問題，這些材料還經過嚴格的甄別和篩選。
2 在極西地區（歐洲、小亞細亞地區）出土的遠東（中國）出口物品
絲綢及其製品
羅馬帝國時代的記錄材料里就已記錄了絲綢的進口，因此自漢代以來，在西方沙漠地區如敘利亞的帕爾米拉古城就有關於中國絲綢的考古證據。
西漢以前中國以外地區的絲綢或疑似絲綢的抵達範圍以及和大夏建立正式貿易的嘗試（地圖來源：Good 1995: 960; Margariti 2011）
但是，幾十年來歐洲考古學家一直試圖解決「漢代以前歐亞大陸的絲綢問題」。有關古代絲綢的問題涉及很多方面：
絲綢這樣的精細織物經過多個世紀極容易腐爛
古代的絲綢真是中國絲綢，還是其他的蠶絲材料？
所以，這些絲織品真是通過絲綢之路從中國進口的，還是從印度、美索不達米亞或希臘生產和傳播出去的？
絲綢之路考古學家發現的絲織品會通過上述提到的中德合作項目得到更全面的分析，這個項目創造了一個「絲綢之路時尚」（silk road fashion）的術語。
絲綢及其製品領域的另一個主題也很複雜，這裡只略為提及，那就是分析古代的染料。
3 在遠東地區（中國）出土的從極西地區（歐洲、小亞細亞地區）出口的商品
玻璃製品
只是從漢代開始，古代典型的中國玻璃才沿著沙漠絲綢之路向西傳播，並且範圍也沒有超出新疆地區。（Fuxi, 2009a, Fuxi, 2009b, Fuxi et al., 2009a, Fuxi et al., 2009b）只有少量中國漢代以前的玻璃或琺琅器製品在蒙古和西伯利亞被發掘出來。(N=2, Fuxi 2009: 46-51)
中國製造的玻璃和中亞或歐亞大陸西部地區不同。周朝的玻璃製品的化學成分和琺琅器比較相似，製造技術來源於陶器和上釉技術。 (Fuxi 2009: 9-12; (Wei, 2009): 244-45).
直到公元前500年，琺琅器和現代意義上的玻璃才在中國通過增加冶煉爐的溫度和改變材料成分得以生產。但是這些鹼-石灰-硅酸鹽，後來是鉛-鋇-硅酸鹽或鉀鹼-硅酸鹽玻璃的構成還是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玻璃製品不一樣。(Fuxi 2009: 8)在中國，玻璃主要用來製造貴重物品，模仿一些稀有的寶石，特別是寶玉。
古代中國玻璃的化學成分的發展（圖表來源： Fuxi 2009: 8）
下圖分析了兩千件包含中國玻璃的製品。中國玻璃里含有特殊的鉛，因此可以和其他地區的玻璃區分開來。
對世界各地搜集的大約2000件由各種材料製成的古代物品所作的鉛同位素分析數據，其中包含很多礦石。中國玻璃中的鉛含量分別占最高和最低比（材料來源： Brill 2009: 115）
在新疆沙漠地區春秋或戰國時期的墓葬里出土了其他來自地中海或波斯的玻璃珠。(Bo and Lipeng, 2009): 327-28)在薩姆拉（Sampula）沙漠發現典型中國設計的耳墜。所以在絲綢之路南部的同一座墓葬里發現了來自中國、波斯甚至小亞細亞地區的製品，但時間只能確定到東漢時期（公元前1世紀）。(Bo & Lipeng 2009, 323-24)
西北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的玻璃分布（地圖來源：Fuxi 2009: 54）
總之，沙漠絲綢之路沿線發現的古代玻璃顯示出一條邊界線：中國玻璃只出現在烏魯木齊或吐蕃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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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的生物遷徙或地域傳播
人員（依人體測量學或文化而重建的種族類別）
對西方考古學家而言，從塔里木或阿爾泰山地區發現的乾屍看起來和現代歐洲人差不多，雖然它們距離歐洲的距離那樣遙遠，這一點尤為令人稱奇。
塔里木或阿爾泰山地區發現的乾屍、復原圖片及地理位置
但是，他們必須記住的是，這些人很可能並不是從大西洋沿岸遷徙而來，這些印歐人種的祖先很可能來自中亞鹹海。甚至粟特人也可能參與到北部沿線的遠距離貿易中來，從新疆、西伯利亞或哈薩克發掘到的古人，他們到底走了多少距離至今還不知道。墓葬地點的改變很難證明遷徙，甚至難以證明一般性的轉移，尤其是並沒有從另一個地方完全照搬來的特殊墓葬形式。
所以要通過墓葬里的人工製品確定本地墓園裡的「外來戶」顯得異常困難。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最近的生物學數據對這個問題可以作出多大貢獻？
中國西北地區與中亞毗鄰，是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此外，經過中國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曾經在東西方交流中起到過關鍵作用。但是我們對這個地區人口的基因構成所知甚少。Shou從中國西北14個民族中收集了503份男性樣本，結果顯示這些人的基因存在顯著差異，總體而言他們的基因背景與中亞地區的人更相似，而非東亞。現代西北人的祖先是早期聚居西北的東亞人和後來東遷而來的中亞人的混血。這種混血可追溯到過去的10000年間。他們的種系可能在中亞人東遷的過程中進入中國。歐亞西部通過基因流傳到中國西北現有民族的影響非常微弱。(Shou et al., 2010).
考古學研究提出在絲綢之路建立以前歐亞大陸上就有人員流動和長距離貿易的觀點。研究中使用了生物學上得來的鍶同位素分析，用來評估絲綢之路建立以前亞洲內部人口活動和文化交流的程度。帕米爾高原東部鐵器時代早期的一座墓葬里，有34具遺骸間展現出相當大的變率，其中有10具可辨認為移民。把這個比例（10/34）和該地區1909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其中有3%為非本地人口）比較可以發現，2500年前在帕米爾高原地區就存在相當高的人口遷徙行為。而且，外來的隨葬物品，例如來自中國東部地區的絲織品，來源於近東地區的角質豎琴，清楚的顯示出高原地區在絲路建立以前就存在著不同文化間的互動。(Wang et al., 2016)
中國西北的絲綢之路沿線生活著好幾個土生土長的民族，他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習俗，也許是地理上的隔絕和不同的語言傳統帶來的結果。但是也可能是過去兩千年間大量的貿易和其他交流活動，造成這些民族的不同基因庫之間有了融合。系統進化樹和主要成分分析顯示，生活在新疆烏魯木齊自治區內的4個民族和另外9個生活在絲路上部地區的民族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模式。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中國西北地區的民族之間存在高水平的基因流動和種群混合。地理區隔要比語言隔離更能解釋大比例的基因方差（21.58%比2.3%），這也和地理因素對世界其他民族的影響相吻合。(Zhang et al., 2014)
歐亞大陸的人員流動和人口遷徙
位於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塔里木盆地在東西方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上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關歷史事件發生的確切時期和這一地區人口的來源分布仍然有待辨析。Li展示了在新疆塔里木小河墓地出土的人類遺址的分析數據，這是目前在塔里木盆地發現的有人類遺骸的最古老的考古遺址。結果顯示小河地區的民族是來自東西方民族的混血，這意味著在青銅時代早期塔里木盆地就生活著混血民族。據我們所知，這是塔里木盆地生活的混血民族的最早的基因證據。（Li et al., 2010）
馴養的動物
我們知道，驢子是最早的一種駝畜——肯定比駱駝早，也許比牛要早。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國驢的馴化過程及其傳播路線」質疑了這一論斷。在這項研究中，系統進化分析顯示，古代的中國驢有著極高的線粒體DNA多樣性和兩個明顯的線粒體母系血統，即已知的索馬利亞和努比亞血統。這些結果顯示，中國飼養的驢子其母系來源很可能與非洲的野驢有關，包括努比亞野驢和索馬利亞野驢。和歷史記錄結合起來看，這項研究的結果意味著這種飼養的驢子早在漢代以前就已傳播到中國北方和西部地區，那時中國飼養的驢的數量急劇上升，用來滿足貿易擴張的需求。在唐代絲綢之路達到巔峰時期，它們自身也可能成為商品，或者被用來在絲路沿線運輸其他商品。(Han et al., 2014)
「哈薩克馬是新疆地區最重要的一個古代馬種，它們對其他地區馬匹繁殖和種類改良的貢獻非常大，但是它們的遺傳多樣性和種群結構卻不容易理解」。Gemingguli等人在最近的基因研究中發現，中國和哈薩克的哈薩克馬身上存在高水平的遺傳多樣性。「但是，在兩個國家的單倍群和地理來源之間並沒有觀察到明顯的對應關係，也沒有觀察到重要的種群差異。」這可能是過去這兩個國家之間通過絲綢之路頻繁接觸帶來的結果，或者是由於長期的異型雜交以及和外來馬匹間的雜交帶來的結果。(Gemingguli et al., 2016)
Warmuth等人對馬匹的研究在基因層面也得出同樣的結果，可資比較。「遺傳分化的整體水平比較低，與研究地區歷史中高水平的基因流一致。空間遺傳結構呈現出重要但比較微弱的遠離大陸的孤立特徵，沒有證據證明目前出現的顯著的遺傳聚類。結合地理環境特徵極大提高了數據的適應性，但是當我們控制地理距離時，只有遺傳差異之間的關係和絲綢之路變得很重要，支撐這個古代的貿易網路有效運作，以促進基因流在地形複雜的地理環境中穿越極大的距離。」(Warmuth et al.,2013)
蒙古牛作為最普遍的種類，具備嚴格的中國北部地區牛的形態學特徵，對蒙古牛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典型的中國牛是和來自印度的牛雜交的結果。「歷史和考古記錄顯示，在公元前2000年牛被引入新疆地區，瘤牛在公元2世紀才在新疆出現。這兩種牛在新疆共同生活了幾百年，這從吐蕃地區的阿斯塔納墓地（公園3-8世紀）出土的泥塑和木雕作品可以看出。多種證據顯示，最早的瘤牛基因滲入蒙古牛很可能發生在公元2-7世紀期間，通過新疆地區的絲綢之路得以實現。這個結論與以前的猜想不同，那時認為瘤牛基因滲入蒙古牛發生在13世紀的蒙古帝國時期，這在時間上比以前的猜想提前了1500甚至2000年。(Yue et al., 2014)
更讓人驚訝的結果是雞，它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人餐桌上的一道最主要也是最古老的菜肴。「雞是世界上最普遍的飼養動物。但是它們被馴養的時間和地點100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中國，尤其是中國北方，一直被認為是飼養雞的最早地區之一，因為很多考古遺址中都發現了雞的遺迹。但是要從中國早期全新紀遺址里確認考古學上的家養雞骨骼還存在爭論。在這份研究中我們分析了1831例鳥類骨骼，其中包括429例從中國北部和中部地區18個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現的以前被認為是「家養雞」的骨骸。儘管對55例現代中國原雞種屬的骨骼所作的形態學種類認定標準，包括家養雞和野生的紅毛原雞，還沒有完全建立，經過再次分析這些「家養雞」的骨骼可以發現，其中沒有一例來源於雞類。此外，在18個遺址中只有2個曾發現過可確定為雞類骸骨的骨骸，顯示在全新紀早期和中期的中國北部和中部地區，雞既不是普遍飼養也不是廣泛分布的動物。(Eda, 2016)
穀類
Jones等人在2016年指出：今天全球範圍內很多重要的農作物，包括小麥和大麥，是在10000和11000年前開始在亞洲西南部種植的，然後在東半球傳播，到達歐洲、北非，經過歐亞大陸向東傳播。它們的傳播路徑一直是爭議的焦點，但是通過歐亞大陸的考古植物學遺迹的普遍日期測定，這個傳播路徑漸漸得以明晰。最令人感興趣的是Zhao等人所做的工作，他們提出小麥傳播到中國的三條路徑：一是通過歐亞草原，二是通過海路從印度到歐亞大陸東海岸，三是沿著河西走廊，構成中國西部的絲綢之路的一部分。(Jones et al., 2016).
小麥這種穀物普遍被認為是從西亞傳入的。在西亞，從公元前8000年開始小麥就已出現，並在歐亞大陸被人普遍種植和改良。在中國，小麥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出現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地區（黃河流域），甚至比中國西部（新疆，公元前2000-1500年）還要早幾百年，因此很可能有多種傳播渠道，有時可能來自北部鄰居而不是來源於西部鄰居。(Liu & Chen 2012, 92-94)在公元前2000年期間，在西部地區，小麥取代越來越多的原生黍類作物，這些黍類作物是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黃河流域地區，從公元前7000年左右開始種植的。在公元前5到3世紀的沙漠絲綢之路上曾發現過用黍類作物製成的麵糰。
但是，在五六千年間的傳播速度似乎很難超過每年一兩千公里，傳播的範圍似乎比西風帶的眾多種子更有效。
Spengler等人的文章強調業餘的游牧民族、業餘的定居生活在穀類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他們提供了從歐亞大陸中部的山區和沙漠地帶的田園營地發現的新的考古植物學分析結果，記錄了迄今所知在季節性流動的牧人中也有農作物種植的最為久遠的證據。Tasbas和Begash遺址發現的碳化穀物顯示公元前3000年早期從亞洲西南部和東亞地區傳播到亞洲內陸的第一批穀物。到了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山區和沙漠里的季節性營地顯示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在生存策略里吸收了種植玉米、小麥、大麥和豆類的技術。這些發現把歐亞大陸中部牧民中使用家庭種植的編年史往前推了大約2000年。(Spengler et al., 2014)
發酵、釀造、白酒和啤酒
與穀物相聯繫，我們自然想到了對它們的發酵、釀造和加工。「通過對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河南賈湖遺址中古代吸收到陶罐中的有機物所作的化學分析顯示，這些混合釀造的飲料中含有大米、蜂蜜和水果（山楂或葡萄），早在公元前7000年時就已經生產。這個史前的飲料為公元前2000年里出現的獨特的穀物飲料，它們作為液體完好保存在密封的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中。這些發現提供了直接證據，證明在古代中國文化里存在穀物發酵的飲料，它具有相當的社會、宗教和醫學價值，有助於解釋商朝甲骨文里的最早的描述。(McGovern et al., 2004)
最早的製造啤酒的配方几乎和大麥生產的證據同時發現。「西安米家崖遺址發現的陶罐提供了第一份直接證據，根據對澱粉、植物化石和化學殘留的分析，可以證明中國很早就存在啤酒釀造行為。我們的數據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啤酒配方，其中高粱，大麥，薏米和植物塊莖被放在一起發酵。結果顯示中國人早在5000年前就採用特殊工具製造出有利的發酵環境，從而建立了先進的啤酒釀造技術。我們的發現還顯示早期啤酒釀造可能促進了大麥種植的遷移，從歐亞大陸的西部遷移到中國中部平原地區，直到3000年以後庄稼才成為這個地區農作物的一部分。」(Wang, 2016)
水果和蔬菜
從公元前3000年末到公元1000年初，食物全球化邁出了第一步，很多重要的農作物和動物，原本在中國、印度、非洲和西亞內部種植和飼養，穿過中亞地區，極大地促進了歐亞大陸農作物的多樣性。他們的論文帶來了一個考古植物學的資料庫（AsCAD），用來探索這些農作物沿著東西方交往的南部和北部路線遷移的證據。比如，農作物從近東地區通過印度和中亞遷移，就依靠小麥和大麥從公元前8000年到2000年間抵達中國的過程來檢驗。豆子和胡麻在漢代才完成這個遷移的過程，而且從來沒有完全本地化。然後討論轉向中國的黍、稷、小米、桃、杏，追溯它們從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間的遷移情況。中國的稷傳到歐洲，小米傳到印度北部，桃子和杏子傳到克什米爾和巴基斯坦的斯瓦特（Swat）。最後，中國的粳稻移植到印度，催生了秈稻，這個現象也在文章中得到討論，它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這些莊稼的傳播路線包括經過亞洲內陸山脈走廊，穿過中亞，那裡有小麥、大麥和中國黍的切實證據，然後抵達北方。至於粳稻、杏和桃的傳播路線則不太清楚。北方的路線可以和經過印度東北、西藏和中國西部的的路線相對照。並非所有的路線都同時存在，這篇文章突出那些精選的農作物的長距離遷移，而不是農民攜帶植物種子的擴散模式。(Stevens et al., 2016)
葡萄相對於其他沒有人工種植的物種會是一個好的追蹤物。有些考古發現的葡萄酒種子甚至在青銅器時代早期的中國遺址上就已發現。但是這些葡萄大部分都是野生品種，而不是地中海的品種。在新疆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人工種植的葡萄樹的一片木材，日期是公元前300年，這可以作為證據，證明吐蕃地區的葡萄栽培方法，可能是從希臘遷移而來，這也可以通過這段時期內發現的具體的裝飾品來證明。(Jiang 2009, cf. also Wieczorek 2007: 74sq)
胡桃是經濟上比較重要的作物，全世界範圍內都在種植，它的木材和堅果都有價值。人們基本認為胡桃在末次冰勝期以後在亞洲原生地幾乎是在完全獨立的狀態下存活下來並自發生長的。儘管它的自然地理環境很孤立，胡桃在人類管理和開採的影響下經過了很多個世紀的進化。我們評估了這個假設，即亞洲胡桃目前的自然基因資源的分布至少部分是古代人的分散活動、人們的文化交往和造林活動帶來的結果。基因分析和人種語言學、歷史數據結合在一起顯示，古代貿易路線如波斯御道和絲綢之路，讓胡桃從伊朗和外高加索傳到中亞，然後從中國西部到東部的長距離傳播成為可能。古代商業打破了塔什乾和撒馬爾罕（烏茲別克的中東部）地區本地生長的胡桃的空間基因結構，絲綢之路以北的北部和中間路線都在這個地區匯聚。除了胡桃的經濟價值以外，我們的研究描述了一個可選的方法，用來理解那些長壽的多年生樹木品種的遺傳資源怎樣受到地理和人類歷史互動的影響。(Pollegioni et al., 2015)
茶葉
中國是茶葉的源產地。但是茶葉生產和日常使用的開始時間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們都很高興地聽到，茶文化在中國的早期起源現在有了生物分子學的證據來證明。
從中國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和絲綢之路開始的西安發現的古代植物遺存中提取的植硅體和生物分子成分顯示，早在2100年之前，茶葉就已開始在中國種植，以滿足西漢王朝的飲茶習慣。然後它在公元200年傳到中亞，比之前的記錄要早幾百年。長安和西藏阿里地區茶葉最早的實物證據顯示，西藏高原的絲綢之路的分支在公元2到3世紀時就已經建立起來。
5
目前的「書寫材料發現以前的歐亞知識交流」問題，總結了歷史學、現代考古學和利用科學和分子生物手段開展的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顯示出一個存在明顯差異因而只能視為初步的研究圖景。
基於這些研究結果和從歷史學、考古學中得到的有益的啟示，我們可以推斷，至遲從新石器時期開始，很可能還要更早，歐亞之間就存在知識交流活動，因此它存在於書寫材料出現以前。
這種交流包括貨物、產品、技能和動物。知識的運輸和貨物的運輸非常相似，都是通過貨物和產品的貿易、技術人員的遷徙，新的知識得以傳輸，新的技能得到吸收和同化。
特定的人員，顯然是在過渡地帶，如沙漠絲綢之路，發展了他們的文化，通過與其他文化間穩定的交流過程，某些新的東西得到發展。
這就意味著：廣泛意義上的交流過程很少會遭遇完全獨立、未受觸及的領域。相反，交流過程通常建立在文化特殊性的基礎上，而這種文化特殊性反過來又代表了一種混合，一種難以分割的前期交流過程的混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的是歐亞之間的知識交流，而不是歐亞之間的知識遷移。
目前的研究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極不完善的選擇，因此精確的初步研究很有必要。這些研究，如果成功並且前景可觀，就可系統擴展成各種研究項目，如針對具體產品、具體技能或具體程序的研究。
總之，這些初步的調查和簡單的初步研究也可用來研究其他地區的知識交流和文化互動：我們開始的例子討論的是歐洲，在東亞地區還有其他地方，例如從西伯利亞到印度尼西亞的南北軸線，或者從朝鮮到日本的絲綢路線的持續。
絲綢之路一般都被看成聯繫非洲和歐亞大陸農業文明主要地區的一個交流體系，被看成起源於古典時代。對絲綢之路的歷史和作用的修正看法顯示，至少從青銅時代開始，整個非洲和歐亞大陸就通過複雜的交流網路聯繫在一起。它提醒我們，非洲和歐亞大陸擁有共同的歷史，儘管它的很多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生態和文化上的多樣性。
（原標題為：歐亞知識遷移還是歐亞知識交流)，刊發時有刪節）
※托克維爾之後的魏斐德
※發現台灣1620—1945
※「當你陷入別人的夢中，你就完了。」
※尋找歷史學背後的人
※西羅馬帝國的遺產落於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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