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諭旨中說了什麼讓康有為終身困惑不已？

作者：馬勇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

（此篇接上篇《不存在的「光緒密詔」卻內含慈禧的政治底線，使得大清宮廷血流成河》）

楊銳似乎沒有意識到9月14日帝後衝突有多麼嚴重，更沒有預見到這份密詔會在後來政治發展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所以，當他與皇上當面檢討政治改革得失時，似乎覺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責有道理，也同樣以為皇上過於聽信康有為等一派的餿主意，採取了一系列不應該實行的過激措施，諸如罷黜守舊大臣、提升政治新銳等，這樣的事情在楊銳看來都屬於過激措施，均非當務之急。基於這樣的判斷，楊銳在皇上發布密詔後，也只好應皇上要求提了三點建議：

一是建議皇上確實應該利用此次政治改革重建皇權中心權威，重建政治秩序。建議清廷正兒八經舉行一次授權儀式，由皇太后親挈天下以授皇上。相應的，皇上應該確認皇太后在王朝政治決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擁有最終否決權。皇太后的意見就是最後意見，皇上不要在這些問題上固執己見，要充分理解皇太后的好意和用心。

第二，鑒於政治改革開始後秩序失范，楊銳建議皇上不要急躁，應該對所有將要進行的改革通盤考慮，宜有先後，宜有次第。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新政詔書聯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國內外的輿論雖然一致稱讚，但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

第三，楊銳認為王朝政治的本質就是人事，但是人事變動最為敏感，他建議皇上在推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不要在人事問題上大動干戈，進退大臣不宜太驟，以免引起不必要糾紛與反彈。

楊銳坦誠以對，如果皇上能從這三個方面有所改善，那麼皇上的困惑必將迎刃而解，與皇太后的關係一定不會成為問題，滿洲貴族也不會對改革有那麼大的抵觸情緒。

至於先前政治變革中的一系列失誤，或者被皇太后談話中認為是失誤的問題，楊銳以為這都是因為偏聽偏信康有為等人激進主義誤導的後果，因此，楊銳在這次面談或書面建議中，鄭重建議皇上一定要與康有為等人切割，脫離關係，不要因康有為一個人而貽誤一個王朝。楊銳的這個建議簡潔明快，一句話：「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慈禧太后與光緒帝）

康有為過於激進的政治主張在1898年政治變革中確實發揮過重大影響，根據後來的研究，康有為在那很短的時間裡，用自己的上書特權，又使用別人的名義，確實為朝廷出了很多主意。這些主意僅就道理而言當然並無大錯，許多問題也確實擊中了王朝政治的要害。問題在於，政治畢竟是一門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康有為只顧著出風頭，只顧著政治改革，幾乎根本不願考慮反對者的意見，於是將北京的官場攪得不得安寧，康有為已經成了「麻煩製造者」。朝野內外反對康有為的勢力正在集結。如果皇上此時繼續傾向於康有為，勢必會因一人而喪失大多數人的支持。這在當時成為北京官場的秘密，只是沒有人願意直白告訴光緒帝而已。

在光緒帝的概念中，康有為只是一個具有新思想新主張的讀書人而已，讓康有為享有建言特權，並不是一件壞事。只是善良的光緒帝根本不知道康有為的活動能力，不知道朝野上下已有相當一部分官僚對康有為的學說、做派、人品很不以為然甚至很反感。現在一經楊銳坦誠點破，皇上固然有所尷尬有點震驚，但也畢竟由此猛醒由此覺悟。在與楊銳談話或收到楊銳書面建議後，皇上依然駐蹕頤和園，相信他應該就此理解與皇太后有所交流，他們應該談及一些政治話題，甚至完全有可能談及很具體的人事調整，比如怎樣安置、處置康有為這樣的人。

皇太后其實很早就知道康有為有問題，因為那些對政治變革不滿的大臣在她面前哭訴，從來不敢直白指責皇上，不敢公開挑撥兩宮關係。但是他們說說康有為的壞話並沒有障礙，何況康有為並不是什麼「南海康聖人」。根據李提摩太回憶錄提示，當時和後來的許多傳聞都表明皇太后確認康有為「毒化」了皇上，挑撥了皇上與皇太后之間的關係，「紊亂朝政，誹君謗上」。由此，皇太后建議皇上對康有為採取措施，應該在情理之中。

楊銳的謀劃與皇太后的建議不謀而合。這使光緒帝很容易按照這個思路往下進行。只是，皇上此時還有一個顧慮，儘管大家都說康有為不好，但畢竟還沒有抓到康有為有什麼實質性問題，康有為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有功之士，他雖然有一些活動引起大家反感，但畢竟沒有什麼真憑實據說他是壞人，沒有辦法將康有為抓起來。為了面子，也為了不動聲色平息因康有為而引起的高層疑慮和不安，光緒帝於9月17日明發御旨，命康有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辦官報：

諭。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應該說，這份明發御旨已經給康有為留下足夠面子，可惜的是這份御旨在不同解讀者那裡卻引起了不同回應。

（康有為）

康有為在多年之後回憶此事，依然以為皇上的這份明諭表明政變已發生或即將發生。他的理由是，皇上明降御旨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於御旨中刻意強調「逗留促行」一事，更是違反常例的非常之舉。按照康有為的理解，非將帥統分逼撓，無明降諭旨之理。何況康某人不過是不值得稱說的微官，到上海辦報更是一樁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何值得勞駕皇上明發上諭？既嚴責詫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反而給予獎賞呢？又，皇上確實召見過我一次，朝廷有記錄，無煩皇上自明，皇上在此處鄭重聲明只召見一次，這種反常舉動難道不值得深思？

康有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的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這一不同尋常重要決策的內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的態度，知道皇上與皇太后的對談，知道皇上他的遷就與愛護，他的偏見依然會讓他無法正視這一違反常例的「明降諭旨」，不能作出正確判斷，更不要說順手牽羊順勢而為前往上海了。相反，康有為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他還是不願就此離開北京。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15級碩士研究生 雷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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