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化的科學到可接受的科學（三）

作者 段偉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三

從可接受的科學到多重實在的創構

曾與科學哲學運動平行相望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和實用主義最終成為邏輯經驗主義真正的瓦解者，其明示或隱含共同推論之一是科學是一種以構造多重實在為目的的人化物，皆傾向於主張當代科學的實質是技術性的——科學本為「技術化科學」或「技科」或「科技」。透過巴什拉、哈金、拉圖爾、阿倫特、德勒茲、瓦爾納、勞、莫爾等人的研究，從可接受的科學這一新的科學觀出發，反思作為行動的製造的技術化科學之實質，透視基於關聯與聚合的多重實在的意義，辨析異質性網路和糾纏模型的內涵。

1. 可接受的科學：可理解性與效能

關於科學是什麼或科學何為的討論是科學哲學的常規話題，在傳統科學哲學所尋求的標準科學觀受到歷史主義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等挑戰之後，任何對科學的解讀都必須訴諸其歷史脈絡，進而在歷史與當下的匯合處找到概觀的視角。科學史家皮特.迪爾（Peter Dear）在《可理解的自然：科學如何賦予世界意義》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理解框架：科學可以大而化之地視為自然哲學與工具手段（instrumentality）的混合物，其中涉及兩種不同的實踐，亦可謂之兩種理想類型。一方面，作為自然哲學的科學旨在賦予世界意義，強調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1】，它選取各種自然現象並試圖加以解釋——不僅尋求邏輯一致性，還訴諸那些看似正確、有意義和基於自然的觀念和假說。【2】另一方面，作為工具的科學則旨在創造物質控制的手段，強調效能（efficacy），它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並以實用的態度看待科學。迪爾的科學觀將科學解析為作為自然哲學的科學和作為工具的科學兩個向度，不僅反映出近代科學源於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匯流的歷史脈絡，還為我們把握真實的科學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這種理解科學的框架的啟發性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傳統的科學真理觀，從科學的可接受性的角度解釋科學的合理性：科學實踐能夠不斷拓展的關鍵在於其可接受性，而可接受性又包含兩個基本向度，即理論的可理解性和實踐效能。

所謂科學的自然哲學面向體現了科學力圖理解自然並賦予世界以意義的追求。大致而言，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涵蓋物理學和形而上學，旨在理解自然事物發生的原因並把握其本性，以獲取理論知識（episteme）與理智直觀的知識或統攝的知識。【3】固然可以指出，當下的科學曾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相當於其中的理論知識；但更重要的是，以自然哲學作為一個定語或形容詞來把握科學之為科學的特性，即其自然哲學性——理解自然的旨趣。受到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解釋（explanation）與理解（understanding）二分思想的影響，正統的科學哲學一度將理解作為心理因素而排斥在科學認識論之外。20世紀70年代以後，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基切爾（Philip Kitcher）等人在堅持科學解釋的客觀性的前提下提出應該探討科學所能提供的理解有何獨特性，並以此作為對好的科學解釋的要求。【4】鑒於邏輯經驗主義傳統未能為其所聲稱的科學對自然的客觀解釋找到無懈可擊的邏輯基礎，理解不再能作為好的解釋的一種結果自動呈現並因而可完全被解釋所替代。在邏輯經驗主義之後，雖然理解自然與解釋自然在字面上的意涵相近，有時可以不加嚴格區分，但通過對自然的解釋獲得對自然的理解並非是輕而易舉的認知成就【5】，其中至少關涉到對這些不再是唯一的解釋本身及其觀念前提與歷史語境的追問與分析。

用科學的自然哲學向度而不是科學理論來概觀科學中的理論性活動旨在強調科學的自然哲學性，即科學理論之中必然存在著自然哲學因素，至少可以說很多原理性的科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自然哲學的角色。由此提示可獲得的重要線索是，科學理論的可接受性取決於其可理解性，即它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然或賦予世界以意義。從可理解性的視角來看，傳統科學哲學僅僅關注科學理論的經驗檢驗並不能解答理論的內部自洽和外部關聯等可理解性問題。如就理論的內部自洽而言，可理解性的爭論焦點在於科學理論中存在的難以消除的固有的不完備性——難於理解甚至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學的冗餘。何謂形而上學冗餘？作為自然哲學的科學的一個基本信念是：事物以其本來所是的（唯一的）樣子存在，並為自然哲學或科學的真理所顯露。正如奎因等自然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在形而上學與科學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為了揭示所謂事物的本質或本來所是、增加理論的可理解性、尋求解釋的自洽，科學理論難免引入一些假設。這些假設：

（1）很難確定是科學的還是形而上學的，如「超距作用」、以太、幾率波等；

（2）具有不可理解性（如概念上的矛盾、悖論、不自洽、不完備等），特別是不可觀測或者難於觀測；

（3）影響理論的形式但不影響其工具效能。故而可稱此類假設為科學理論的形而上學冗餘，亦即彭加勒的約定論所說的那些科學理論中無法用實驗檢驗的獨斷或約定的解釋性假說。

縱觀科學的歷程，消除形而上學冗餘既是科學及其哲學論爭的熱點，也是科學共同體克服科學理論的不完備性和提升其可理解性的常規步驟。儘管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描述了引力如何起作用，但在當時的批評者看來，他未能闡釋萬有引力究竟是什麼，而且他有關萬有引力的「超距作用」的假定也無法用機械力學解釋。在整個１８世紀，人們越來越多地運用萬有引力解決實際問題，並逐漸接受了「超距作用」的假定。但到了１９世紀後半葉，麥克斯韋等英國物理學家又轉而主張以機械性的接觸作用解釋萬有引力，為此提出了以太假說並視其為電磁波傳播的介質。雖然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在應用上取得了成功，但後來的發展表明，曾經被其視為實體的以太因無法通過實驗觀測到而最終為相對論所拋棄。類似地，燃素說和熱質說也在理論範式的轉換中最終被放棄。這些形而上學冗餘微妙而複雜，它們似乎是科學理論中不可或缺的觀念填充物，但也可能是心理幻象和觀念偏見等巴什拉所稱的「認識論的障礙」；它們可能是為了增加理論的可理解性而有意引入，也可能由特定觀念或思維習慣無意帶進；它們可能推動理論的整體發展，也可能是無關緊要的概念泡沫。不論科學發展到哪一步，形而上學冗餘顯然無法根除。時至今日，科學哲學家和有哲學興趣的科學家依然在為時空本質、測量問題、EPR悖論、引力波、希格斯粒子、夸克禁閉、超弦等關於科學理論的可理解性和科學理論實體的實在性之類的難題所困惑，但它們已經不再是科學關注的主要問題了，而這種變化是由科學的工具向度的發展帶來的。

近代以來，科學成功的關鍵在於其自然哲學向度與工具向度之間的相互支持，後者作為前者的前提和判據得到不斷發展。雖然經典力學以自然哲學之名行事，但其內涵逐漸從亞里士多德傳統對自然本質的形而上學思辨轉變為對自然現象的實驗與數學研究。在回溯的視角看來，儘管此過程並無規劃且相當繁複，但在各種思想碰撞下，最終形成了一種對待自然的全新方式——「探究事物真正本性的『實體性』（substantial）思維，不得不替換成試圖確定事物行為相互依賴性的『函數性』（functional）思維；對自然現象的語詞處理必須被拋棄，取而代之的則是對其經驗關係的數學表述。」【6】於是，本質的自然嬗變為現象的自然，工具主義和主張哲學跟隨科學的自然主義由此萌生。萊布尼茲明確指出，除了包含在物理學微分方程中的意義外，力沒有其他意義，方程中的數學實體是找不到的，它們只是抽象和精確計算的工具。【7】歐拉則乾脆告訴哲學家，力學規律的確定性是研究的起點，只有當形而上學原理能同物理學相融合時，才能被選用。【8】在此轉變中，雖然基於經驗的科學理論時常會把基本概念和理論實體弄得一團糟，但它們一般會選擇沿著經驗有效性的方向繼續前進而把問題當作無關緊要的包袱扔給哲學。也就是說，隨著實驗技術等科學的工具向度的發展，科學找到了物質性效能這一更容易呈現的可接受性標準，並用它檢驗科學概念和理論實體——不僅電磁與原子理論建立在實驗觀測之上，以太之類的形而上學假設也成為實驗觀測的對象。

1905年的新科學革命帶來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科學從日常宏觀世界走向更深遠的宇觀和微觀領域，儀器和實驗等工具與手段成為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中介和條件，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科學的基本面貌——作為工具的科學成為作為自然哲學的科學或科學理論的物質性前提，前者取代後者成為更具有優勢的向度。由此，科學的物質性效能在很多情況下超越理論上的可理解性而成為科學的可接受性的首要判准，工具和物質上的可實現性與效能成為科學理論的可理解性和理論實體的實在性的可操作判准——只有在找到引力波和希格斯子之後，物理學家才會接受廣義相對論和標準模型。

這場新科學革命不僅導致了時空相對性和不可觀察的微觀實體是否具有實在性之類的形而上學層面的挑戰，更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地位：

（1）科學對世界的表徵與干預相伴隨，科學理論的可理解性與工具效能相互關聯；

（2）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是可以轉換的，不存在唯一的形而上學實在或形而上學真理，如尼采所言，世界是可以詮釋的，在它的背後不存在某種唯一的意義，但卻有無數種意義；

（3）形而上學之於科學雖不可避免，但它們只是一些暗含的、不能檢驗或未加驗證的假設，哲學或形而上學層面的追問，固然可以對科學理論的可理解性提出挑戰，但並不對其可接受性產生決定性作用。

因此，科學得以正式脫下自然哲學的外套，其形而上學問題，如愛因斯坦與玻爾關於量子力學的哲學論爭，最終也只能訴諸實驗。對此，哈金的實驗哲學區分了表象的實在性和干預的實在性。他指出，理論表象層面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最終沒有結論，但從干預的角度來看並不難理解——我們完全有理據相信電子等理論實體的存在，因為我們可以操縱它們。在他看來，恰如波普爾所言，將日常「實在的」概念擴展到微觀世界的原則是「我們猜想為實在的那些實體應該能夠對顯然是實在的東西施加因果效應」（波普爾語），也就是說實在的概念源於人們改造世界的能力。【9】他從工具有效性的角度提出了對實在的可接受性條件：「凡是我們能夠用來干預世界從而影響其他東西或者世界能夠來影響我們的，我們都要算做實在。」【10】

哈金認為，干預的觀點十分顯見，甚或微不足道。而實際上，這個論點甚至可以追溯至柏拉圖，他在《智者》中就曾極其相似地界定過所謂「是者」：「我的意思是有能力的東西。[247e]這種東西在本性上要麼傾向於對他者起作用（主動），要麼傾向於受作用（被動），甚至承受最細微的東西最小程度上的作用，即使只出現一次——所有這些東西都真地『存在（是）』。我給『諸是者』做個界定，它無非就是『能力』。」【11】也就是說，「諸是者」乃舉凡有能力起作用或受作用者。論及作為認知對象的「實在」，文中進而指出：「如果『認知』是起作用[248e]，那麼反過來必定推導出『被認知』是受作用。根據這個道理，『實在』受到『認知行為』的認知，它由此而被認識，並且它由此通過受作用而運動……」【12】我們不妨推論，如果認知者亦為「是者」，則認知者與被認知者皆為有能力的能動者，認知即能動者間的相互作用，正是這種相互作用確立了認知的實在性。在此意義上，科學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最終判準是科學的工具與實踐效能或有效性，但這種可接受性顯然是非獨斷的和可修改的，同時也是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

2. 作為行動的製造的技術化科學

在觀念、理性與精神的光芒的遮蔽下，直到十分晚近的時候人們才在思想上確立認知者作為能動者的地位。在馬克思的《巴黎手稿》等著述中，科學與機器幾乎是同義詞，因為在青年馬克思那裡，人本質上是具有行動能力的自然存在，這代表了19世紀後期的重新認識人的本質的思想潮流——精神、理性和真理不再對行動具有優先性。所謂作為自然哲學的科學延續了哲學用概念進行理論建構的傳統，但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從科學或所謂實驗哲學的工具效能中找到了改變世界的力量：以行致知。正如阿倫特所言：「理論不再意味著一個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連貫起來的真理體系......理論在相當程度上演變成了現代科學理論，一種有效的假言命題系統，它隨著產生的結果而變化，其有效性不取決於它『顯露』了什麼，而在於它是否『起作用』……而工業革命對世界的成功轉化似乎證明了，人的行動和製造為理性制定規則。」【13】

首先看到科學行動效能的是馬克思之前300年的培根以及在其思想感召下的無形學院和皇家學院的那些行動先驅。作為縮略口號的「知識就是力量（權力）」揭開了知識與權力聯姻的秘密：所謂科學的有效性實際上就是知識對於權力和財富增長的有效性，正是人們希望建立和強化對自然和世界的控制這種權力意志刺激了科學家對知識的進一步追求。正如現代政治觀念史家沃格林所言：「如果沒有預想生產技術的實驗室工具，科學的發展本身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而生產技術如果沒有之前的科學進步，也是不可想像的。」【14】這種思想使我們意識到，科學在近代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建制的原因再簡單不過，即社會希望科學成為一個特殊的製造部門——以其所生產的知識滿足社會對權力和財富的追逐。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問題導向的綜合性的認識方式（way of knowing）——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又譯技術科學、技性科學）。當代科學史家皮克斯通將科學的認識方式概述為世界解讀（或解釋學）、博物學、分析、實驗和技術化科學等五種，其中技術化科學意指像製造商品那樣製造知識的方法，其主體是政府、大學和企業，社會對知識製造的需要可以使得博物學、分析和實驗轉化為技術化科學。【15】由此，我們可以給這個當代科學技術研究中的普遍使用而無明確定義的關鍵詞做出一個定義：為行動而製造知識的活動。也就是說，技術化科學並不是簡單的科學加技術或者科學的技術化與技術的科學化的結合，而是一種以滿足社會提高其控制力等行動效能和財富積累之需要的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方式，其內涵與漢語中政策性意味極強的科技一詞十分接近。

就知識製造本身而言，技術化科學不僅操縱其研究對象還創造研究對象和科學現象本身 。在英美哲學傳統中，對科學認識的理解往往囿於認識即觀察這一刻版印象，主體被設定為「遙望」客體的觀察者。在20世紀80年代，倡導實驗主義的哈金與主張建構經驗論的范弗拉森曾就我們能否真的透過顯微鏡看展開過討論。范弗拉森認為，人的感官是觀測一切事物的尺度，我們原則上可以透過望遠鏡觀星，以為我們可以認出它們，如木星的衛星；但不可能透過電子顯微鏡看，因為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出電子顯微鏡所呈現出的是什麼，沒有理由相信沒觀察到的東西的存在。哈金則認為，如果我們可以操控理論實體，如噴射出了電子，它們就是真的。但在英美哲學傳統之外的法國新唯物主義傳統中，這種爭論或許不會發生，因為科學認識中的主、客體關係則從一開始就是高度人工化的。梅洛-龐蒂曾指出，科學中存在一種絕對的人工主義：科學「把任何存在都看成『一般客體』，也就是說，彷彿它對我們來說既什麼都不是，卻又註定為我們的人工技巧所用」；科學中的思考意味著在實驗控制之下進行嘗試、操作和改造；科學將世界命名為操作對象，將科學的認知情境絕對化，「彷彿那些曾經存在或正在存在的一切，從來都只是為了進入到實驗室中才存在似的」。【16】問題是科學為什麼需要這種絕對的人工主義？在巴什拉看來，科學的客體並非我們直接感知的客體，因為在我們直接感知的客體如水與火中往往負載了我們的慾望和幻想，為了克服這些認識論的障礙，科學認識必須不斷辯證地引入基於新的科學理性的秩序。【17】他在《新科學精神》中指出：「機械學的簡單化直覺相應於簡單的機制；用撞球和鐘擺進行的標準物理實驗就是簡單的機器；純粹的實體實際上是化學人化物……自然的真正秩序是我們用聽任我們擺布的機械方法加入其中的秩序」他認為這種理性的秩序使得現代科學與胡塞爾的現象學大異其趣，科學不可能像現象學所聲稱的那樣直觀對象的本質，科學活動不僅以技術操控其研究對象，而且真正地創造了科學研究的客體與科學現象本身。雖然這貌似哈金的論點，但其所關注者並非電子之類不可觀察實體是否具有實在性，而旨在強調對微觀粒子的研究只能是技術性的，只能通過實驗儀器加以探究——只能對其進行一種「現象技術」（phenomeontechnique）研究——在其中，無現象自然顯現，無現象為所予（given）。也就是說，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可能獨立於我們的理論和技術，不可能如其自身那樣得到把握，主體與客體、知與行之間的界限隨之消弭。

就知識的建構過程而言，技術化科學不僅是社會—經濟—政治與境中的創造物，它在建構自身的同時也型塑著社會。在當代科學技術論中，科學被解讀為技術化科學。其中，最為成功的是拉圖爾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NT）：在實驗室等科學活動中，人與非人的行動者（制度、機器以及動物等）在相互衝突與聯合下構成了異質性的行動者網路，科學家和工程師通過對諸行動者的旨趣的轉換，將這個混雜（hybrid）的混合物整合為一種可以就科學事實和技術人化物（artifacts）的效果達成一致的機器。簡言之，技術化科學是相關活動的行動者網路像機器一樣製造整合的產物。在此，值得深入討論的是，在行動者網路中，所謂技術化科學究竟呈現出的是一種什麼樣技術性？換言之，為什麼由技術性（techno-）這個前綴可以造出技術化科學、技術社會、技術生物權力（technobiopower）等複合詞？這是因為技術、科學、社會、經濟等類概念只是一種權宜的標識，其所標示的客體是塞拉斯（Michel Serres）意義上的准客體（quasi-object）——並非完全沒有同一性，但其同一性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客體，造出這些複合詞是為了跟蹤使其得以相互建構的行動者網路。對於行動者網路來說，行動者受到其他行動者的作用而不斷變動的同時也意味著對帶來變化的行動者的持續改變，它們是在情境中共同決定和共同進化的准客體；如果像看待客體那樣對行動者的作用和角色明確界定，會阻礙我們把握其中的動態過程。因此，行動者網路不是角色固定的等級式的恆定結構，而是基於無本質的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關聯鏈（association chains），它們兼具物質性（materiality）和符號性（semiotics），是類似於德勒茲的「塊莖」（rhizomes）的無中心流動網路，其發生與流變使得物質性的技術與基於權力機制的社會同時顯現而難分彼此。簡言之，在行動者網路中，技術與社會不是在本體論上相異的兩種實體，而乃同一本質行動的不同面向。【18】而這種同一的本質行動又是何物呢？它應該是源於人或非人行動者的能動力量（agency）——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意向性的；既體現為物質性力量，又表現為權力意志，正是這種能動力量賦予所有行動者以本體論上發出影響的同等的可能性，一種不僅僅是發自人的抽象的技術性成為滲透於網路內外的複雜的行動力量。

從晚近現代性的視角來看，技術化科學處於知識與權力結構的節點，滲透於其中的抽象的技術性成為當代世界型塑的關鍵因素。透過阿甘本對設備（apparatus）的討論，我們可以大致把握技術化科學對現代社會的關鍵性影響之所在。阿甘本認為，由福柯提出的設備（apparatus）（dispositif）概念是福柯的思想策略中的關鍵術語，其內涵為：「（1）它是一個包含話語、制度、建築、法律、警察手段、哲學命題等在內、由各種的語言與非語言要素組成的異質性裝置；（2）它始終有具體的戰略功能，永遠置於權力關係之中；（3）因此，它似乎處於權力關係與知識關係之交匯處。」【19】福柯與阿甘本所言的設備隱喻就是技術化科學的具象，使兩者的意象得以聯接的就是抽象的技術性，而抽象的技術性將使作為設備的技術化科學呈現為一種開放性的行動。回到前文提出的技術化科學的定義——「為行動而製造知識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伴隨著技術化科學的產生與發展，知識、製造和行動的內涵發生了十分複雜的交錯與變異。起初，製造的概念在科學或知識的實踐效能取代其可理解性中發生了關鍵性作用——我們可以認識在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客體和現象。對此，阿倫特指出：「儘管人似乎不能認識不由他自己製造出的這個被給予的世界，但他至少能夠認識那些他自己所製造的東西。」【20】隨著技術化科學的發展，人們發現，雖然我們不能在創世意義上「製造」自然，但卻完全有能力在實驗室現象製造的基礎上發動沒有人類干預根本不會發生的自然過程——在「製造自然」的同時「製造歷史」。阿倫特認為，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技術世界已經開啟了以行動進入自然（act into nature）的進程，這種行動與技藝人（homo faber）和工業革命意義上的製造有本質的差異，因為製造一般都有一個明確的預見結果，而以行動進入自然則會引發無窮無盡的事件鏈條，行動者事先根本無法知曉和控制其後果，其不可預見性和危險性昭然若揭。【21】

3. 基於關聯與聚合的多重實在

儘管哲學家們一直在為存在的世界和有效性的世界如何相互通達而付出了大量的智力勞動，培根以來，科學共同體內部對科學合法性的論證實際上採用的是工具主義意味的可接受性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將科學運行的有效性視為科學建構的可理解性的依據，認為兩者可以融匯同一，甚至以前者替代後者。科學的工具主義的可接受標準與正統科學哲學支持的一元論的科學觀及科學實在論所扮演的角色是類似的——為既有的科學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背書。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與科學技術研究則一直致力於超越這種科學主義和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產生了知識建構論、關係實在論、實驗實體實在論、建構實在論、能動者實在論等新的關於實在的學說。與傳統的認知論和正統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最大的不同是，它們不再關注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實在世界與經驗世界的二分及其同一之可能，而是力求凸顯實踐與境中的功能性建構。【22】從這種建構實踐出發，科學所處理的實在的多重性得以顯現。

科學所面對或處置的實在之所以具有多重性，乃因從現代到當代的科學已經進入了具有行事性（performative）的科技時代或技術化科學的時代。【23】正如斯蒂格勒所辨析的那樣，技術科學是服務於科技發展的科學，但同時也對顛覆了科學概念本身——科學從述事性（connotative）的話語轉換為行事性的話語。【24】述事性話語與行事性話語源於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所謂述事性話語旨在陳述或描寫事情的過程或狀態或者對事實做出判斷，而行事性話語則在被陳述出來的同時創造出在該話語之前並不存在的情形，斯蒂格勒藉此凸顯技術科學與行動的關係及其對科學觀與技術觀的本體論意義上的顛覆。從亞里士多德到笛卡爾，傳統的科學觀將科學視為述事性的典範，及對穩定現實物或所謂「存在」之「本性」的純粹描述或客觀描述；而技術則是指能夠成為不同於其現狀的偶然的事物，它是對「存在」的某種可能性的呈現，但只要它不服從「存在」遵循的各種法則即不能與穩定的存在兼容，就仍是一種意外事件。對此，亞里士多德認為作為偶然性事物和意外事件的技術可以被知識（episteme）即科學所簡化，康德則將技術視為應用科學，稱這種偶然與意外為對科學的一無所知。也就是說，前者將「無科學」的技能與確然性知識、可能性與現實性對立起來，而後者則認為技術是從科學理論得出的一個結果，視可能性為現實性的一種模式。與此相反，當代技術化科學和科技的本質則是行事性——技術化科學的發明「遠遠不是描述存在之物或現實，而是對某一可能性事物的記錄，該可能性事物處於『存在』之外，也即處於對『存在』的實在性的描述之外。」【25】在本體論意義上，技術化科學具有他律性，因其受外在法則約束而可理解為純粹的偶然性。因此，康德意義上的古典科學與當代技術化科學的根本差異在於：在古典科學中，技術的他律性只是「存在」轉變過程中的短暫表象；技術化科學則削弱了對所謂純粹描述性的追求並變得具備了行事性，可能性不再是現實性的一種模式，而現實卻成為了可能性的短暫的呈現——現實物或現實性反過來成為可能性的一種模式。由此，可能性與現實性分道揚鑣，科學開啟了對所有可能性的研究而不再囿於理想性的「存在」而裹足不前。【26】

技術化科學的行事性是在近代科學的「動手思考」【27】的思想形式上發展起來的，正是這種「動手思考」使世界得以重新創造，而在這種思想形式得以創造的背後則潛藏著一種德勒茲式的元方法——關聯（connection）。所謂關聯，其所體現的思維風格可以說是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主張實驗優於本體、「與」（And）先於「是」（Is）；關聯可以追溯至休謨等經驗論思想家論及的鬆散的、外在的結合（association）以及由此形成的外在關係，他們曾期許概念的實驗者能夠超越常識的邊界和框架，創造出先在於常識的關係與關聯。【28】在經驗論及實用主義的脈絡中，不存在給定的所予或已完全確定的本體論架構。因此，我們之所以必須去關聯、創建更多的關係的目的與其說是認出真（recognition of the true）或預言什麼，毋寧是開創更多的可能性或對未知的敲門聲保持關注；它不再追問可能性的經驗的條件，而旨在探討思所未思的條件——這十分類似於威廉.詹姆斯對經驗主義的界定——其所關注者乃製造中的事物而非已造成者（「not of the things made but of the things in making」）。更進一步而言，在近代科學走向技術化科學的過程中，做、行動、行事性以及實驗的本質就是關聯或「與」。關聯首先是感知的和事件性的，而不是建立在論斷和真理之上。關聯就是去聯接這與那、從這裡移動到那裡；它不是因為相信有某種既定的所予或基於本體架構的模式而去再現它們，也不僅僅強調世界在本體論上的雜陳無序，而是試圖創建出某種並非既存的關係，以使不同的關係者相互關聯切合（fit）——關聯所進行的工作類似於星座的構想與巨石陣的構建，而不同於基於既有畫面的拼圖遊戲。在尋求和發展關聯的過程中，「與」成為優先於「是」的基本邏輯操作，運作（working）便先於論斷或同一性（identity）方面的考量了。

「與」優於「是」不僅反映了現代科學的技術化科學轉向也導致了實在論的去形而上學化的趨勢。不論對實體、關係還是結構而言，「是」的論斷體現的是建立在確定的本體架構之上的大全的、已完成的和無限性的理論知識或科學——科學可以捕捉到實在的全部細節與整體結構，在自然的關節點上切分自然（cut nature at its joints），比如找到自然之類（nature kinds）。弔詭的是，啟蒙時代信心十足的百科全書學派卻發現根本就無法整理出單一的知識體系，所謂的百科全書最後只好按字母排序編纂；如果把各個學科對世界的描述和論斷看成科學的詞典的話，則似乎永無完成之日。這種詞典不斷轉換，先是系統性的分裂，然後以一種新的方式重組詞典中的術語所指稱的對象，術語和指稱對象往往發生大規模變化，先前被認為完全不同的對象被組合在一起，某些先前屬於同一範疇的成員則可能分屬不同的部分。【29】邏輯經驗主義發起的「統一科學」運動最終也未能將世界映射為科學語言的圖像。因此，「是」的論斷無法論證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實在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同一，用古德曼的話來說就是「真理不能根據與『那個世界』的符合而被定義與檢驗。」【30】具有操作性和凸顯運作的「與」則和「是」不同，因為「與」的操作與運作在使事物之間發生關聯的同時重新創造了它們——除了造物主創世意義上創造或達爾文式的自然演化之外，所有人的創造都是重新創造，而這種重新創造實質上就是製造。對此，阿倫特指出，恰如維科所言，要證明物理存在，我們就得製造它們——如果人們假定人只能認識他自己製造的東西的話，現代科學的誕生無疑促使人們的興趣從追問事物是「什麼」轉向考察過程「如何」，令前者成為後者的副產品；換言之，只要知道一個東西是如何產生的，就意味著「認識」了它。【31】主張建構實在論的瓦爾納（Fritz Wallner）則強調：

（1）實在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形而上學區分純粹是一種語言學上的謬誤，我們堅信人實際上是生活於真實世界之中；

（2）科學的結論應被視為「建構」的而非「描述」的，科學家藉助不同的程序發現資料之間的關係而建構起一個小系統即微世界（Microworlds）——由科學家所創發的關係所連結的資料體系，傳統意義上對實在的洞察（insight）只適用於檢驗我們自己所建構的微世界中的實體（如理論、客體等）；

（3）建構實在論意味著我們能夠創發一些事物，且它們能不依於我們而運行——微世界必須能夠獨立於其創發者之外運作。【32】

關聯方法或「與」操作所推進的是零星的和局域性的實在建構，多重實在由此產生。關聯或「與」操作實際上是從問題出發引入各種理論概念和技術工具，將其加以組合併使之儘可能地能獲得自洽性的運作，使各種要素因此聚合（assemblage），成為某種能夠自我運行的閉環（closure）。因此，關聯或「與」操作又可稱之為聚合方法。約翰.勞（John Law）指出，所謂聚合方法是實在的探測器與放大器的組合，不同的聚合方法的應用使得針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的實踐產生出多重性的實在。【33】而勞對聚合方法和多重實在（multiple reality）的討論是基於對莫爾（Annemarie Mol）的研究的評論。莫爾通過對貧血等醫療實踐的研究指出，對於看起來是同一種疾病的貧血，有臨床診斷和血液檢驗等不同的實踐判准，由此所建構出的貧血不是對同一種實在的不同視角下的考察，而是有差異的不同的實在。【34】如果臨床診斷的貧血與化驗單上統計意義上的貧血是不同的實在，就會出現所謂本體論的政治之類的問題：這些不同的實在有何關係？如何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是否應該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等等。如果不再有唯一的實在或真的標準，是否意味著可以添加一些政治性的理由作為可選擇的考量因素？

多重實在無疑是一種與行動者的構建相關的、局域性的和建構性的實在，而這種有限的、非終極性的建構也帶來了一種「存在論的差異」。與海德格爾式存在論差異論及的存在與存在者的差異不同，它指的是多重實在之間的差異——如果將它們都視為實在的話。從多重實在論出發，表徵或摹寫式的、基於自然類的唯一的本體論將為基於能動作用的、多重的互動類（interactive kinds）的互動的本體論所取代。由此，多重實在論必將應對兩類處理邊界問題：交叉者間的邊界物（boundary object）和不同與境間的外推（strangification）。

4、走向異質性網路和糾纏整合

在科學與技術研究中，SSK和技術的社會建構論等主張將更多的情境因素納入其中，試圖更好地解釋「為什麼A實際上會以這種方式出現」。這種方法的整體論意味主要體現在層層遞進的三個方面：

（1）它通過引進更多的要素（如相關社會群體）使A（科學知識、技術等）在一個要素網路整體中獲得更大的解釋的靈活性；

（2）這些要素具有異質性，A被置於社會、政治、心理、經濟、技能、職責、偏見等與其不同質的要素網路之中，這使得A不再按照自身的慣性、動力和軌跡運行，不再僅僅陷入自我解釋的循環，而獲得了改變形態和方向的可能性；

（3）與A相關的異質性要素整體中的互動與博弈過程得到了動態考察，這使得A的形態成為一個過程量，偶然性由此進入其中。

這種建構論的解釋往往因為對不充分決定的強調而帶有較明顯的相對主義色彩。如技術建構論者比克（W. E. Bijker）和勞（J. Law）曾宣稱，「它們有可能是別的樣子：我們對技術的興趣和關心的關鍵即在於此」。【35】建構論的後續發展形態即所謂後SSK，如行動者網路理論（ANT）和凸顯科學實踐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相對主義。這些理論汲取了新實用主義、實驗哲學、新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技術現象學等相關研究的成果，將理論與實驗、對象與工具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科學與技術也因此被稱為具有整體性的「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顯然，技術化科學這個詞的內涵不僅僅意味著庸常意義上的科學技術化或技術科學化，而是一種代號（token）——對其所在的整體的標識。在ANT看來，技術化科學的活動是構造更大的網路——一種由人和非人的行動者構成的異質性網路。

為了擺脫相對主義的困擾，後SSK的整體論策略從對不充分決定性的強調轉向對現實穩定機制的關注。實驗室研究將杜恆—蒯因論點涉及的確證整體的範圍拓展到實驗儀器，使理論與實驗通過調整而獲得彼此匹配和相互辯護，穩定的實驗室科學由此得到解釋。與這種凸顯實踐的唯物主義類似，ANT倡導一種關係的唯物主義，以展示技術化科學如何對物質力量進行形式轉換，如何構造人與非人的相互作用。尤為突出的是，行動者網路建構的產物不僅僅包括技術化科學，還涵蓋包括社會群體在內的社會世界和物質世界，涉及的人和非人要素都以平權的關係術語加以對待。由於網路作為一個整體互相併置，要理解網路的成敗，必須研究整個網路，這使得對技術化科學的「生態學」思考成為可能——技術人工物或科學事實的「生態位」是多維產物。【36】

在ANT的基礎上，拉圖爾認為，一旦放棄主客二分對主動性和被動性的分配，人—非人就不再是一種力量的較量，而是一方的主動性越多，另一方的主動性也越多。【37】其結果是，在行動者網路中，越建構越真實。同時，拉圖爾指出世界並未出現過現代性的主客二分，世界文明演進所遵循的並非進步史觀而應是他主張的糾纏（entanglement）模型：隨著文明的推移，是越來越多的糾纏而不是與日俱增的自由，世界上的各種事物從較少的糾纏發展到更大規模且更深入的糾纏，我們走向的世界是一個納入了越來越多事物，並因而日漸增加多樣性的集體。【38】顯然，這是一種具有超對稱性的整體論的歷史理論。

異質性網路和糾纏模型所反映的共同旨趣是希望打破既有的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意味的範疇劃分的不滿。在日常和理論話語中，科學、技術、經濟、社會等範疇往往被賦予一個不變的本質，並被條分縷析地分割安置，結果這些範疇本身反而成了理解事實的障礙。異質性網路和糾纏模型的應對策略是，先擱置既有範疇的內涵，將它們作為一種代號放到一個整體中探討其相互作用，使我們對它們的內涵獲得整體建構性和整體生成性的理解。哈拉韋（D. Haraway）等後人類主義者所採用的也是類似的整體論策略，即通過打破界限使人與機器、人與動物相互混雜（hybrid）而實現奇異的新整合（如cyborg）。

縱觀後實證主義和新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及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發展過程，不難看到這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放寬研究視域，引入與科技相關的各種異質性要素，並考察它們之間的互動、整合和糾纏的過程。社會利益、相關群體、政治、價值、風險、創新乃至科技戰略和公共政策都被納入到研究日程之中。這種廣義的整體論策略使我們看到了很多以往沒有看到的整體性內涵：與社會相關的技術、與金融共生的創新、科學所追求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真理、後學院科學與公共參與的轉向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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