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結黨營私，都是把持朝政，為何歷史對二人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張居正和嚴嵩，都曾任明朝內閣首輔，也許都有把持朝政、結黨營私的行為，但後世對其評價卻截然相反，為何？

一、目的不同。在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之前，肯定都要先看一下當事人之所以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作為，他的目的何在，即使最終結局不盡如人意，只要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也往往會贏得眾人的諒解，最不濟也會贏得世人的同情。

張居正之所以要刻意培植、扶持、壯大自身勢力，摒棄「君子不黨」的古訓，在朝堂之上大搞「一言堂」，是因為他看到了大明王朝在歷經二百餘年的風雨洗禮後，已經到了積重難返、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內部改革才能得以繼續維持的地步。但自古以來，只要涉及到革故鼎新，難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革故，也就是要革除舊習、陋習，革除那些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勢力，這樣一來，必然會招致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抨擊與強力反撲；鼎新，就是要設立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新制度、新規則、新方法，對於生而就有惰性的常人來說，一時半刻也是很難接受的，況且改革之路漫漫，誰也不是先知，當然也不敢肯定將要面對的到底是地雷陣還是桃花源，所以持觀望態度的人也必定不會在少數。張居正是一個有著強烈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的人，他也必定不會允許自己既定的改革目標受到任何勢力的遲滯與阻撓，因此，不斷啟用自己身邊的人，或者說是「聽話」的人，同時，清洗那些冥頑不化、油鹽不進的反對者也就是成了張居正的必然選擇，通過這種方式運作的結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會在身邊聚集起一群以張居正為中心的「朋黨」。

反觀嚴嵩，他結黨的目的又是何在呢？答案很簡單：為享一己私利，為保一己之安。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藩貪得無厭、陷害忠良，單論他們所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夠下獄殺頭乃至於滅門的重罪，他們心裡也很清楚自己所犯的罪惡，當然也就惶惶不可終日，當然也就必然絞盡腦汁妄圖謀求一個既能作威作福又能明哲保身的萬全之道，因此，他們盯上了「結黨」這條道路，以為只要儘可能多的將別人拉到自己的這條「大船」上來，只要「船員」足夠多，大家就可以「富貴共享、風險共擔」，就能抵抗所遇到的所有大風大浪，殊不知，「結黨」本就是一步死棋，被古代歷來的統治者所忌憚、所憎恨，沉船也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二、所作所為不同。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對內推行「考成法」，大力整飭吏治，一改過去「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沓扯皮的現象，使官場氣象為之一新，極大的提高了朝廷的運作效率，使政令得以暢通全國而無阻，為其任內所採取的「富國強兵」之舉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同時，實施「一條鞭法」，改革賦稅，清丈田畝土地。此舉不但解決了賦役不均和官吏盤剝、稅收混亂的問題，既改善了朝廷的財政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對外，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不僅一舉蕩平東南倭患，同時確保北方邊境上沒有俺答來犯，維護了明朝邊疆和平穩定的局面，也為國內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反觀嚴嵩，除了逢迎拍馬，一味媚上，勞民傷財的為當時的嘉靖皇帝營建齋宮密殿，曲意逢迎的齋醮禱祀、撰寫青詞，致國家大事百姓生死於不顧、終獲「青詞宰相」的惡評外，還有就是結黨營私、貪腐無度、敗壞超綱、殘害忠良。

三、對社會的影響不同。儘管張居正的改革，因為種種原因，在後來隨著他的離世而人亡政息，也就僅僅存在了十餘年的時間，但當時的所作所為，無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本就緊張的社會矛盾，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尤其是「一條鞭法」的推出，簡化了賦役的條目和徵收方法，使賦役合一，為後來清代雍正時期推行的「攤丁入畝」的制度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反觀嚴嵩，除了削官抄家、兒子被斬、最終乞食度日、死無棺木下葬，被《明史》列入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為後世所永遠唾棄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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