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
齊世榮（1926-2015），祖籍河北省南皮縣，生於江蘇連雲港。歷史學家、教育家，新中國世界史學科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早年就讀於成都燕京大學歷史系、清華大學歷史系，師從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翁獨健等著名歷史學家。1954年進入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畢生從事世界歷史的教學和研究，致力於推動我國世界歷史學科的發展。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
有些中下級官員，因其所處的特殊位置和不同一般的人際關係，這類「小人物」的日記反倒能比「大人物」的日記透露出更多的消息。下文以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為例，予以說明。
趙烈文（１８３２—１８９３年），字惠甫，號能靜居士。他的官很小，只做到易州知州，但他是曾國藩十分信任的幕僚，很受曾的器重。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專摺奏調他至保定，考語有「隨臣營多年，素講愛民之道，熟於史學，庶以儒術潤澤吏治」云云。所記《能靜居日記》，始於咸豐八年（１８５８年），迄於光緒十五年（１８８９年），歷時３１年，手寫稿本６４冊，內容豐富。他迭參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戍幕，得知許多內幕，以下略舉數例，以見其日記的史料價值。
日記中有關於清軍攻佔天京後大肆掠奪的情況。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６４年７月１９日）：「傍晚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得，頗亂伍。余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又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１８６４年７月２６日）記：「計破城後，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戳以為戲。……又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偽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即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賞亦可矣，蕭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里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至合村遺民空村竄匿，喪良昧理，一至於此，吾不知其死所。」但曾國藩在致郭崑燾的信中，卻謊話連篇地說：「此次攻克逆巢，舍弟（指曾國荃）號令嚴明，將士人人用命，盡洗向來搶奪財物、子女之習，故能搜殺數日，無一漏網。」
趙烈文同曾國藩的一些談話，極具史料價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１日）：「初鼓後，滌師（指曾國藩）來暢談。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衫，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舟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額良久，日『然則當南遷乎？』余雲『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同治中興」的第一功臣曾國藩對時局如此悲觀，以致對他的親信幕僚竟議論起清朝的危亡，可見「中興」的真相如何了。而趙烈文所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將亡，可謂極有遠見。果然，四十餘年後，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次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
又，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１８６９年７月７日），趙謁曾國藩久談。曾（時任直隸總督）說：「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蘅（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那拉氏和奕訢等，在官樣文章中，都是以「聖君賢相」的面目出現的。但在曾國藩的心目中，卻是個個庸劣，無一有治國之才，國家大政掌握在他們手中實在危險，故「甚可憂耳」。曾國藩對他們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絕非苛求，但他只有在和自己最親信的幕僚的「私房話」中，才能道出。《能靜居日記》的重要史料價值於此又得一證。
趙烈文在光緒元年九月初二日（１８７５年９月３０日）的日記中還揭露了淮軍的腐敗。「雇舟成，將旋保定。張子衡廉訪招飲，話別。並識湯聘徵、鄧寶臣兩軍門，談及淮軍駐津者皆令赴海濱屯田，兵勇雖來田間，而逸樂已久，不甘勞苦。又統領營官脧削日甚，食米旂械號衣之外，下至包頭裹腿均制辦發給而扣應食之餉，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紛紛，每哨僅十餘人。將弁利其虛伍，以為乾沒。聞之可為寒心。自軍務稍息，合肥公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務，如興造土木，創建善堂，及宦幕遊客，或贍家，或歸櫬，或引見，或刻書，均勒令營中貲助。甚者嬉遊宴飲，挾妓娶妾，無不於焉取之。武人多獲穹爵，其巧援者知頭銜無益於事，而欲求補署，則非聯絡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顧坐營無掠奪之利，辦公薪水又僅足日用，不得不設法漁獵。將習巧宦而士心有離心。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海疆多事，２０年後，趙烈文的隱憂在甲午戰爭中終於應驗。淮軍早已腐朽，戰敗是絕非偶然的。
甲午戰爭爆發後，淮軍屢敗。翁同龢等寄希望於湘軍，但湘軍亦早已腐敗。《能靜居日記》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七、初八（１８６５年６月２９、３０日）記湘軍劉松山貪污及士卒索餉事，大致雲劉松山「初發皖南，紿士卒至蕪湖領餉。至蕪湖，復雲鬚至金陵。至金陵，領得五萬，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獨兵勇無有。復雲鬚過江發餉，且雲江口不過三十里。士卒行至螺絲溝，不啻百餘里。已擁大舟糧運中流而進，士卒終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嘩。……又其平時各勇告假，以須償欠，皆堅勒不許。至勇丁耐苦不得而自去，則此款領到後全歸乾沒。舊制，勇丁須五百人一營，今則三百人已為滿數。故一充營官統領，無不立富。……而士卒恆半菽不飽，人心思亂，已非一日云云。」《能靜居日記》所述淮軍、湘軍的腐敗情況為研究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史料。
《史料五講（外一種）》
齊世榮 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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