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漢簡的故事，聽我慢慢說來

引言：1930年，由中瑞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內蒙古居延地區一次性發掘出土漢簡一萬餘枚。這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世界，並把居延漢簡與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故宮大庫檔案並稱為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現。42年後，中國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區進行了為期4年的集中考察，共發掘出土漢簡2萬餘枚。這是我國曆來發現簡牘最多的一次考古發掘，被譽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居延漢簡」從此成為考古界耀眼的名字。

1927年5月9日，一趟開往包頭的專列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徐炳昶、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等中國學者與瑞典大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開始了長達6年的旅程。這支考察隊的初衷是為德國漢莎航空公司開闢經新疆通往內地的航線搜集氣象資料，因此斯文?赫定給西北科學考查團選定的路線是：由北京西直門乘火車到達京綏線的終點包頭，然後組織龐大的駝隊，沿著一條古老的商道——居延古道一直向西而行。

從漢代開始直至唐代，中原與西域的交通主幹線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即從長安出發經蘭州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出玉門關通往西域諸國。其實，還有一條今天已鮮為人知的商道，那就是居延古道。這是一條沿陰山南北兩側一直向西，穿過茫茫戈壁大漠，經居延綠洲趨向天山南北麓的通道。

考查團在百靈廟稍作逗留後，於1927年9月來到了額濟納河畔。額濟納河是一條源自青海，從南向北橫穿河西走廊，經甘肅民樂、張掖，過高台、金塔，經過內蒙古腹地注入居延海的古老河流，古稱黑河，《水經注》稱其為弱水流沙。曹丕曾有詩讚曰：「弱水潺潺，落葉翩翩。」

此處的內蒙古草原地勢平緩，額濟納河也散漫地四處遊盪，不僅形成了一東一西兩條河流——一大一小東、西居延海，而且還澤潤澆灌出一片扇形的沙海綠洲。那一年考查團工作重點在氣象與地質、地理方面，因此他們在這裡建起了中國第一個有人值守的氣象站。赫定很欣賞他們的傑作，稱之為一個「真正的田園詩般的營寨」。而隨後，就是在這田園詩般的居延海地區，一批埋藏了兩千年之久的漢代書簡驚現天日。而發現它們的年輕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 Bergman）也由此名載史冊。

一支滑落的鋼筆將貝格曼引向歷史的深處

其實如果認真追究，貝格曼並不是發現漢簡的第一人，而是團中來自北大的考古學者黃文弼。翻閱《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可以看到當年的真實情形：1927年10月24日，黃文弼攜助手庄永成在居延一土堡內發現了一枚漢簡，第二天又在該地發現了三枚漢簡，黃文弼推斷說：「此地如細掘，必可多得木簡，決不止此也。詳考字跡，與斯坦因等在玉門舊障所掘得者，疑皆漢晉故物。」 但是遺憾的是，黃文弼先生髮現這幾枚漢簡後，再未進一步進行發掘，而是轉入其他地區考察。歷史就這樣與他擦肩而過。居延漢簡的大批發掘及其重大學術價值的發現，遂留給了幸運的貝格曼。

居延，在漢代名為居延澤，魏晉時稱之為西海，唐代起稱之為居延海。這裡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當年匈奴南下征戰時，也往往要經居延綠洲沿弱水黑河過酒泉進入河西走廊。在華夏民族浩瀚燦爛的輝煌歷史上，居延海、居延城一帶，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進攻河西走廊的必經之道，作為邊防要塞，這裡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王維的一首詩為我們展現了曾經發生在這裡的生動畫面。漢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鶻到西夏、元朝的党項、蒙古等民族，都在這塊土地上揚鞭策馬，南征北戰，留下過自己的輝煌篇章。黑河兩岸、居延海濱，上演著一幕幕英雄輩出的歷史活劇。

1930年，當貝格曼與中方隊員陳宗器等人再度來到額濟納的時候，歷史考古成為他們此時的核心工作。貝格曼的《考古探險手記》讓我們重溫了那一幕：

在坐落在一個強侵蝕山頂的烽燧和旁邊房屋廢墟下面，我發現有院牆的痕迹。當我測量這個長方形牆體時，鋼筆掉在了地上。當我彎腰撿鋼筆的一剎那，意外發現鋼筆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於是，我開始仔細四處搜尋，不一會兒發現了一個青銅箭頭和另一枚五銖。

4月27日，在額濟納的伯羅桑齊漢代烽燧旁，這支滑落的鋼筆將年輕的瑞典考古學者貝格曼引向歷史的深處。

第二天從最東邊開始挖掘，很快就發現了窄條的木簡。……這個發現使我激動不已。我們帶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果然，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

貝格曼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地點，哪怕是老鼠洞。

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裡面有稻草、絲綢碎片、碎繩子和削下來的碎木頭。很明顯，在寫了字的木簡不必保存時，就用簡便的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寫字。老鼠把這些削下來的碎塊拖回洞里，成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在隨後的大約30個地點，貝格曼等共發掘採集了一萬多枚漢代簡牘。因為這些簡牘是在居延地區漢代烽燧遺址發現的，所以被稱為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的發現引起中外學術界廣泛的關注與震驚，它與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遺書、故宮內閣大庫檔案一起，並列為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四大發現。風雲激蕩、色彩斑斕的漢代西北邊疆，也由此漸漸掀起了它神秘的蓋頭。

其實，早在20世紀初，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故城、斯文?赫定在樓蘭、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在海頭故城也曾發現過一些漢晉木簡和殘紙，然而這些漢簡均未能留在中國。只有斯坦因交由法國漢學家沙畹整理、釋讀的部分，經國學大師羅振玉、王國維研究，於1914年出版了《流沙墜簡》一書，揭開了20世紀簡牘和帛書出土與研究的序幕。而1930年居延漢簡的出土，則以其巨大的數量、巨大和豐富的內容，成為簡牘研究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

《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

1931年3月27日，馱載著萬餘枚漢簡的駱駝隊，離開居延踏上返回北平的路。西北考查團一邊組織人員整理、編號、拍照，一邊選定中外學者開展共同研究。最初的中方學者為故宮博物院的馬衡和北京大學教授劉復（半農），外方學者為兩位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瑞典）、伯希和（法國），貝格曼也參與了整理工作，並將家屬接來北平住了兩年。後來劉半農突然去世後，北大又挑選勞乾等4名青年學者協助馬衡工作。然而，4位青年只工作了半年，簡牘文字解讀釋意的工作還未完成，就被從蘆溝橋傳來的槍聲打斷了。

北大倉皇南遷，鎖在文科研究所柜子里的居延漢簡，被劉復的學生沈仲章等人分4次偷運出來，冒著生命危險，秘密經天津、青島運到香港。

運到香港的漢簡經整理和照相，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印刷出版。就在製版完成即將印刷面世之際，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香港淪陷，已制好的書版全部毀於戰火之中。

萬幸的是，居延漢簡原件再次逃過滅頂之災。原來，香港淪陷前夕，在傅斯年、蔣夢麟等人的努力下，居延漢簡於1940年10月被秘密運至美國，交由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代管，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1965年，這批珍貴的文物被運至台灣，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居延漢簡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1972年至1976年，一次更大規模的考察工作開始了。由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地區文化主管部門和當地駐軍等單位聯合組成的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並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關等遺址進行全面發掘，所獲遠遠超出當年：共出土了簡牘2萬餘枚，其他文物2300餘件。其中僅在甲渠候官一個面積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遺址內，就發現近900枚木簡，其中有約40餘冊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冊。有的公文冊編繩雖已朽斷，但出土時仍保持冊形。人們猜測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檔案庫。這些漢簡被稱為居延新簡。

已發現的3萬餘枚新舊居延漢簡，大多是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這些漢簡連同出土的寶物，不僅忠實地記錄了漢代居延地區的屯戍活動及其興衰歷史，形象地再現了昔日西北屯戍的風貌和生活情景，也成為《史記》、《漢書》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為研究漢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法律、文字書法及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極高的科學、歷史與文物價值。而且漢簡研究還逐漸成為一門新興的顯學，也成為考古發現對歷史研究發生決定性影響的典型案例。

現存居延漢簡中紀年最早者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時間跨度達270多年。

簡牘是戰國至魏晉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它上承甲骨卜辭、鐘鼎銘文，下啟紙張和印刷的發明與使用，是中國文化重要發展時期的主要載體。漢簡可分為竹、木兩類。竹簡一般出土量少，保存情況也不好，不僅字跡多處漫漶不清，而且大多為殘簡斷簡。相對而言，木簡保存情況較好，大概這裡的自然氣候條件和環境有利於木簡的保存。木簡所用木材多為松杉、白楊、水柳、紅柳等。而令人感到興奮和驚奇的是，在眾多木簡中，貝格曼還發現了一支完整的毛筆！他是在穆德布林遺址發現的，這支毛筆是迄今為止我們這個用軟筆作為書寫工具的民族最古老的實物。人們將它稱為「居延筆」。

這支漢「居延筆」的筆桿為木製實心，筆頭系狼毫製作。據馬衡先生鑒定，此筆為東漢初年製品，比保存在日本正倉院的唐「天平筆」早了幾百年。至於墨色，專家們分析後認為居延漢簡所用的是丸墨，屬天然漆煙，其色澤烏黑並發紫光，一經寫在竹木簡上便歷久不褪。

鎖在文件櫃、檔案庫里的軍事秘密

透過居延漢簡，漢代的社會面目，漸次呈現在人們面前。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

因為居延漢簡出自漢代西北邊疆要塞駐軍遺址，所以其主體多是與軍事有關的簡牘，而且大都是當年鎖在文件櫃、檔案庫里的軍事秘密。

西漢時期，霍去病率金戈鐵馬，北上居延，所向無敵，直殺得匈奴人放聲號啕，基本消除了匈奴對漢王朝的直接威脅。漢朝遂在弱水黑河兩岸建城池、築長城、修塞障，戍邊屯田。大灣城、地灣城、肩水金關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緊密相連，成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橋頭堡。

但是，不要說漢代在西北邊疆如何駐軍防衛，有多少烽燧多少兵，司馬遷、班固沒有告訴我們，甚至連「河西四郡」究竟是哪四郡，各是何時設立，都已無人知曉。但是經過幾代歷史學家們對幾萬件漢簡的整理解讀後，一個司馬遷、班固也未曾告訴你的漢代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簡文中我們知道，漢代張掖郡所屬的居延地區設有兩個「軍分區」：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

都尉駐地稱城，設都尉府。都尉府內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馬及其他僚屬。都尉直接的下級機構稱候。候官所在稱障。候官的下級稱部，長官稱候長。部的下級為燧。燧是最基層的瞭望防禦組織，與今日的哨卡職能近似。燧設燧長，管轄戍卒，少則三四人，多則三十餘人不等。戍卒又按其服役的性質分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與霍去病的野戰軍不同，他們的職責就是守衛瞭望、傳遞消息。

烽火傳信制度在中國起源很早，至少西周時即已存在，周幽王為博美人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婦孺皆知。從居延出土的漢代軍事檔案中，我們知道，漢代烽燧制度相當完備，而且已成為漢代邊塞防禦體系的核心之一。

為了保證烽燧制度的嚴格執行，漢代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制度，從烽火信號的記錄與上報，軍事情報的通報與警備命令的發布，以至吏卒職責所規定，日常訓練與考核，士卒功過的考察與獎懲等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發現的一份《塞上烽火品約》，特別引起專家們的興趣。

這是寫在17枚木簡上的一份文件，是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卅井、殄北三個候官臨敵報警、燔舉烽火、進守呼應、請求馳援的聯防條例。其中對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數、時間、意圖、動向以及天氣變化異常等各種情況下，各塞燧燔舉烽火的類別、數量、方式、如何傳遞應和，發生失誤又如何糾正等，都有很具體的規定。

據漢簡所載，漢代烽火的信號標誌，大致可分為五類:烽、表、煙、苣火、積薪。烽是草編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籠形物；表是布帛旗幟；煙是煙灶高囪所升煙柱；苣火乃舉燃葦束火把；積薪為巨大的草垛，晝燃視其濃煙，夜則熊熊大火。其中前三種主晝，苣火主夜，積薪日夜兼用。

烽火報警，事關重大，故務求迅速、準確。那麼，如果邊疆有警，消息究竟如何以及多長時間才可以傳到長安呢？

漢代烽火逐烽傳遞的速度，據漢簡可知一時約行99里。西漢實行一日十八時制，一里約相當於今325米。若以此數折算，漢代烽火傳遞速度一晝夜當行579.15公里。依此推算，從敦煌傳出烽火到長安只需三晝二夜（60小時），在兩千年前，這應該是相當快的速度了。

早在漢朝中國人已經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

共有36枚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債）寇恩事》簡冊，因為記錄了一件兩千年前的經濟糾紛案件，成為居延漢簡最知名的簡冊。

根據簡上的內容，我們試著將其還原成一個故事：建武三年（公元34年），甲渠障的候官粟君向居延縣起訴該縣居民寇恩欠債不還。據粟候官說，上年12月中旬，他與其下屬令史華商、尉史周育合夥出資(牛、谷)僱用寇恩運送5000條魚去集市出售，並付給寇恩一頭牛、27石穀子作為傭金。寇恩同意在賣出魚後交付通行錢40萬，但現在只交了32萬現金。更為過分的是，寇恩曾借走一頭牛用來拉套，但他卻把借的牛賣了，然後又用作為傭金的那頭牛來抵償，但是兩隻牛的價值相差20石穀子。因此粟君候官要求對方償還現金8萬及兩頭牛的差價20石穀子。

居延縣收到粟君的起訴書後，在立案的同時將這份起訴書移送給被告寇恩所在的都鄉。鄉里專管刑獄的宮姓嗇夫立刻驗問了被告寇恩，並根據寇恩的供詞寫成爰書及治決言，然而他的結論卻是寇恩不欠粟君的債。

按寇恩的說法，粟候官原先就說過黃牛、黑公牛雖然個頭大小不一，但價值完全相等，均按60石定價，任由寇恩隨便挑一頭帶走，黑牛就是抵傭金並非是借牛。因為魚沒有賣得40萬錢，所以寇恩賣掉了黑牛，把32萬現金交付給了粟君的妻子業。寇恩和粟候官的妻子業一同去賣魚，回來的時候還為她趕車，在路上累計走了二十多天，中途寇恩又給業買了十斤肉，值谷1石；到了第三驛站，寇恩買了2石大麥給業，總計谷3石、錢15600。不僅趕車的工錢沒有計算，還把一個值一萬錢的大車軸、一個值三千錢的羊皮口袋、一個值一千錢的大竹笥、一個值六百錢可裝一石糧食的去盧、兩根值一千錢的繩子等器物，都裝在業的車上，由業帶回了家。此外，他的兒子寇欽為粟候官捕了三個月零十天的漁，卻一直沒有得到工錢。按當時僱工的基本價，成年男子干一天活給2斗谷，因此合計工錢為20石谷。市場谷價是一石谷四千錢，寇欽20石谷作工的工價正好與寇恩欠粟君的錢相當。因此粟候官所訴的「牛不相當谷二十石」的說法不對。

這可謂是一場官與民之間的訴訟案。出人意料的是，當粟君看到結果後，認為寇恩的供詞與實際情況不符，遂又將此案上告到兼有軍事和行政管轄權的居延都尉府。而都尉府則下令讓居延縣「更詳驗問治決」。於是，居延縣又令鄉嗇夫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複核。而鄉嗇夫在第二次驗治寇恩時還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首先向寇恩鄭重宣布：如果不如實提供證詞，就要負相應的法律責任！有趣的是，寇恩堅持原詞，鄉嗇夫便將寇的供詞再次寫成爰書，上報居延縣，並堅持原來的結論，即寇恩不欠粟君的債。居延縣收到鄉嗇夫的報告後，如實上報給甲渠候官，而甲渠候官將它們通通存檔，並標其卷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栗君所責寇恩事」。

這一漢簡只保存了全案程序的前半段，以至於案件最終是否開庭審理又如何審理的我們都無從知道，但是這一案件幾十年卻是一再被歷史學家、法學家們看重，他們從漢代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多個角度不斷做出新的解讀。

我們花這麼多的筆墨來介紹這則案件，也是因為從中看到了漢代真實的司法制度。粟候官雖為甲渠障的最高指揮官，但他並沒有倚仗自己的權勢上門逼債，而是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問題。而且他雖與居延縣廷同級，但涉及民事經濟糾紛，他們還是要到縣衙門提起訴訟。這說明當時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完備性。而且此案件的民事主體雙方也比較平等，草民寇恩敢於和甲渠候粟君這樣的縣級官員打官司，居延縣也讓當事人根據對方的起訴或答辯提供各自的證詞，說明早在漢朝中國已經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這讓人回想起大漢帝國時，心裡又多了些許溫暖。

每一次簡牘的出土都帶來了一次又一次驚喜

隨著居延漢簡的發現，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門新興的學科「簡牘學」逐漸興起。

70年代以後，全國各地又相繼出土了一大批簡牘和帛書資料，如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睡虎地秦簡、居延新簡、阜陽漢簡、定縣漢簡等，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涉及範圍更廣。八九十年代以來，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簡牘、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湖南沅陵虎溪山漢簡、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竹書、湖南湘西里耶秦簡等簡牘的出土面世，給學術界帶來了一次又一次驚喜：張家山、馬王堆以出土了大量漢代醫學簡牘聞名，而睡虎地秦簡為研究秦代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則展示了公元前4世紀前後中國學術界的繁榮景象和人們的精神世界，人們從中找到了儒學史從子思到孟子之間的鏈環。

1993年，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發掘一座西漢墓葬，出土竹簡134枚及木牘24方。其中《東海郡轄下長吏名籍》記載了東海郡下轄117名長吏的姓名、籍貫、原任官職、現任官職及任現職的原因。專家對這117人的選任方式進行統計後發現，通過察舉、徵召途徑的僅37人，佔32.7%；而因功升遷的有73人，佔64.6%。這說明漢代官吏晉陞的最主要的途徑是累計勞績，逐級提拔，60%以上的官吏可通過這一途徑得到升遷。這與我們以前在歷史書上學的可以說是大相徑庭。

另外，新出土的一部《神烏傅（賦）》是一篇亡佚兩千多年的漢賦。它採用擬人的手法，通過雌烏遭盜鳥傷害，臨死與雄烏訣別的故事，表現了夫婦之間和母子之間的真摯感情。此賦風格與以往大多數傳世的、屬於上層文人學士創作的漢賦迥然不同，無論從題材、內容，還是寫作技巧來看，都更接近於民間文學。此賦的發現，將中國俗賦的歷史又向前提早了200多年，對於研究古代文學史有特殊的價值。

簡牘重要的學術價值為愈來愈多的人認識，每一次簡牘的出土，都會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轟動，甚至波及世界學術界。

1961年日本也在奈良平城京，從一座8世紀的宮殿遺址中出土了奈良時代的木簡。此後，日本各地共出土了7至9世紀的木簡10萬片左右。過去人們都認為，古希臘、古羅馬人是在用草編成的紙上寫字。但是，現在史學家們也開始注意到古羅馬時代遺址中也有寬14至15厘米、長20厘米，寫有字跡的木板。中亞各國出土簡牘更是屢見不鮮，除發現寫有漢字外，還發現了佉盧文及西夏文的木簡。

面對數量如此巨大浩繁的居延漢簡，仍有專家斷言，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如果把發掘範圍擴大到整個都尉系統，相信會有更多、更重要的漢簡出土。我們期待發現更多的漢簡，期待掀開那神秘蓋頭，一睹那氣勢磅礴，風情萬種的大漢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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