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競爭贏在回歸商業的本質
企業競爭贏在回歸商業的本質
一切商業競爭最終都將回歸「常識」，企業的商業行為也應當回歸「常識」。五年前小米還不存在，而今卻已經佔據智能手機市場的重要地位。但是，更多的企業根本無法複製小米的成功。一如英士國際商學院（INSEAD）全球技術與創新教授謝爾蓋·奈特西（Serguei Netessine）所言，商業的本質和基本邏輯是企業生存之基。儘管很多商業模式創新顛覆了世界，但不能脫離商業本質。「相比於技術創新，商業盈利模式或商業的本質更具決定性。反之，若只重視科技創新，而忽視了商業模式的創新。科技創新就會陷入「為了科技而科技」（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s sake）的彀中。
商業的本質就是一群利益相關者把自己的資源能力投進來，形成一個交易結構。這個交易結構持續交易，會創造出新的價值，每一方會按照一定的盈利方式去分配這個價值。在《認識商業》一書中，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教授威廉·尼克爾斯、林登沃德大學教授吉姆·麥克修、密蘇里大學教育學碩士蘇珊·麥克修不但通過選取眾多著名企業及企業家的真實案例，還結合教學實踐清晰透徹地檢驗企業的商業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行為和營銷決策行為、財務管理行為的科學性、合理性。與之前的版本相比，新版《認識商業》更新並增添了許多有關商業新發展中的新課題（比如，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金磚四國的經濟發展、社交媒體的商業運用等），使得「動態式教學講義」的結構更完善、條理更清晰。
商業倫理是「符合道德與良心的行為標準，亦即社會所接受的『對』而非『錯』的行為」。正如實行質量管理一樣，企業必須接受具體的商業道德責任。作者認為，道德倫理是一種判斷行為好壞對錯、公正與否的樸素的是非標準，「商人不但有義務按照社會所期望的目標和價值，來制定政策、進行決策或採取某些行動」（H.R.博文《商人的社會責任》），還應「認真思考公司行為對社會的影響」（雷蒙德·鮑爾）。比如，「決策者在考慮自己的利益的同時，也有義務採取措施以保護和改善社會福利」；或者說「公司不僅有著經濟和法律方面的義務，在這些義務之外，還承擔有其他社會責任」。反之，不但商業行為會受到抵制，企業的利益（包括生存和發展）也必然受損。所以，「在追逐『開明的自我利益』時，必須考慮這些相關利益者的利益。這樣，公司就可能參加不同的活動，從而使一個或者多個相關利益者受益，儘管這在短期內會花費高額的成本，但在長期會使公司受益」。
熊彼特在研究創新形態時指出，創新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最本質內涵，是企業家區別於其他盈利組織行為人的特徵。正是這種創新精神不斷驅使著企業家提出新的想法，並基於這些新的想法對資源進行創造性的配置。通過對喬布斯、扎克伯格、戴爾、蓋茨、霍華德等「創業明星」的條分縷析，三位作者得出了「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管理方式，是一種追求機會的特質」的結論。他們認為，「企業家精神是企業能力的內在驅動力和外在表現」，「正是這種（企業家精神）要素把生產者、消費者和產品有機的聯繫在一起，從而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他們的這一提法不但是對亞當·斯密關於勞動、土地、資本三種生產要素決定論的重要補充，還有助於創業者組織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尋求市場機會、合理利用資源、創造消費者價值等，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
商業行為與人類的發展如影相隨，「互聯網+」已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商業行為，只有商業行為「內在的本質」是恆定不變的。但是，「互聯網+」的本質是「融合」與「創新」，是創新2.0（信息時代、知識社會的創新形態）下的互聯網發展新形態、新業態。即，通過對海量數據資源的挖掘和運用（「讓商業回歸本質」，「兌現消費者主權」，「滿足顧客需求」等），進一步改變經濟增長的要素。所以，《認識商業》特彆強調「以市場為導向」，一切基於為客戶創造價值，站在客戶角度思考和創新。「正如商店在出售面向青少年的商品時，必須時時緊跟流行變化。」而要做到這一點，不但決策者必須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找出最佳的可行方案」，還應組建「統一的體系」來實現既定目的。在《認識商業》里，作者還強調了「問責制」和「責任感」，「獎勵工作做得好的人，然後在必要時採取糾正措施」。實踐證明，「收效是顯著的」，「實現的速度可能比想像得還要快。」
「人們必須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職業那樣來嚴肅地對待這種職業。他們必須認識到，正如所有的專門人士一樣，他們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他們在一個巨大的社會的眾多職能中承擔著一種創造性的職能，一種我認為只有經過訓練並有紀律的人才能在將來成功地承擔的職能」（福萊特《動態管理》）。在《認識商業》中，作者威廉·尼克爾斯教授、吉姆·麥克修教授、蘇珊·麥克修教授以全球化的視野重點講述了如何在全球多元化的環境中培育企業以及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財務管理、證券市場融投資等創新工具。還從經濟周期循環、產品營銷的不同方法論述到管理員工的形式、融資的注意事項甚至貸款申請表的格式等等。其中，不僅講了企業及員工的責任，也講了政府的職責；不僅指出了自由市場體系的優缺點，也選取了不少中國近期管理的案例，融入了「中國視角」，從而使「跨越疆域」的商業普及教育更具國際參考價值。一如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教授所言，「一部優秀的經濟學或管理學（或管理經濟學）教科書和它的教授，就應當既講授工具理性，也講授價值理性。」
原載《中國證券報》《中國保險報》《現代國企研究》，若轉載請致函致電商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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