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與顧廷龍的文化情誼

張元濟與顧廷龍的一生追求始終圍繞圖書文獻展開,舉凡藏書、購書、征書、捐書、校書、救書、修書、編書、跋書、印書、題書,無不涉略。兩位的事業重點和學術著力點既有相同之處,也各有所側重。張元濟以流通古籍為己任,顧廷龍以孤本不孤為使命,此為殊途同歸。

張元濟(1867—1959)與顧廷龍(1904—1998)都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文獻學家,張元濟在其生涯的最後二十年,與顧廷龍在文化事業和文獻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為中國現代文獻學、圖書館學和出版事業史上的佳話。

始於合眾圖書館的情誼

張元濟與顧廷龍的文化情誼始於1939年在上海創辦的合眾圖書館,當時合眾圖書館的發起人主要有葉景葵(1874—1949)、張元濟和陳陶遺(1881—1946)三人,其中張元濟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葉景葵因張元濟為其整理家藏而萌發欲以其個人藏書為基礎創辦私人圖書館的意願。1939年4月3日,葉景葵在給顧廷龍的信函中從國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護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創辦合眾圖書館的旨意:「弟因鑒於古籍淪亡,國內公立圖書館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將來必致有圖書而無館,私人更無論矣。是以發願建一合眾圖書館,弟自捐財十萬(已足),加募十萬(已足)。(此二十萬為常年費,動息不動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畝,惟尚建築基金,擬先租屋一所,作籌備處。弟之書籍即捐入館中。」1939年4月18日,葉景葵在給顧廷龍的信函中述及了合眾圖書館的發起人和理事會主任和總編纂人選:「鄙意組織愈簡愈好,大約即以弟與菊老及陳陶遺(彼在江蘇聲望極隆)三人為發起人,即為委員。委員中或推菊老為主任,其下設總編纂一人,請吾兄作任之,不再設其他名義。」(《葉景葵致顧廷龍論書尺牘》,載《歷史文獻》第一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見,張元濟實為合眾圖書館創辦動因並與葉景葵等一起成為主要發起人,而顧廷龍作為合眾圖書館的總編纂(後定為總幹事)便與張元濟開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因葉景葵和張元濟年時已高,故創辦合眾圖書館需要一位有志節的青年專業人才來具體主持,葉、張兩人不約而同地選中了顧廷龍。1939年3月至6月,葉景葵曾連續十次發函顧廷龍,切盼顧廷龍南下迅速料理合眾創辦事務。在燕京圖書館熱請挽留、顧廷龍一時不得脫身之際,張元濟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1939年5月25日,張元濟致顧廷龍信函中雲:「夙從博山昆仲飫聞行諠,久深企仰。先後獲誦鴻著《愙齋年譜》《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尤欽淵雅。近復承寄《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130期一冊,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糾訛正謬,攻錯攸資,且感且佩。蔽友葉君揆初雅嗜藏書,堪稱美富。以滬上迭遭兵燹,圖書館被毀者多,思補其乏,願出所藏,供眾觀覽。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權輿,亟須得人而理。閣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駕輕就熟,無與倫比。揆兄馳書奉約,亟盼惠臨。聞燕館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閣下自難恝焉捨去。惟燕館為已成之局,規隨不難,此間開創伊始,倘乏導師,使難措手。務望婉商當局,速謀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請移駕南來,俾弟等早聆教益。異日館舍宏開,恣眾瀏覽,受惠者正不知凡也。專此奉懇,伏祈垂察,兼頌起居。」(《張元濟書札》)接到葉景葵、張元濟的邀請函後,顧廷龍於1939年4月10日復函葉景葵:「玄黃易位,典籍淪胥,有識之士,孰不慨嘆!一旦承平,文獻何征?!及今羅搜於劫後,方得保存於將來。」並謂「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勝老齋次曾瞻丰采,忽忽憶十年矣。」並在信中表達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懷,無以自試」,「他日以館為家,有所歸宿」的志向和抱負。(《顧廷龍致葉景葵論書尺牘》,載《歷史文獻》第二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顧廷龍在其《自傳》中回憶道:「葉景葵來信說:『弟與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節,對於此事有興趣者,任以永久之責;故弟屬意於兄,菊生亦讚許。』張元濟亦來信相促,使我異常興奮。」(上海圖書館藏顧廷龍檔案)學術前輩們的高度信任與期望,給顧廷龍極大的鼓舞與激勵。在葉景葵堅邀、張元濟的敦促下,經過婉商燕館當局,顧廷龍終於在1939年7月17日,辭去燕京大學圖書館之職後,南下至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成為顧廷龍一生學術生涯的轉折點和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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