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買回乾隆印章令人喜憂參半

日軍中一些人對中國文化十分了解，有的甚至就是隨軍而來的考古專家，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搶，哪些不值得搶。他們明目張胆地掠奪古玩、字畫、古籍、佛典和印章等中國文物，然後拿到日本，再轉手賣給歐美。

印有乾隆御制三希堂印章的《中秋帖》和《伯遠帖》，被溥儀挾帶出宮，歷經日本傀儡偽滿政權期間，幾易其手，五十年代在香港典押給了一家外國銀行，對方是一個印度人。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立即特批資金，派出文物專家急赴香港，趕在對方合同最終簽字之前，贖回這兩件國寶，重新回到故宮。

針對海外公開拍賣從中國掠奪的文物，如此強盜行為，法國作者雨果曾經怒斥道：「天真得彷彿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將圓明園輝煌的掠奪物拿出來展覽，難道還有比這種行為還無恥的嗎？！」

當年雨果的憤怒是出於良知，我們更有理由為此憤怒，憤怒的理由不僅僅出於良知，更出於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應有的關切與責任。以民間購買形式，讓中華文物回家固然是一個次優的選項，還需國家出面追討文物，在制度創新、資金投入、專業運作以及國際合作上有更大的突破，窮盡國際法律、國家機器、民間市場的一切手段，將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完璧歸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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