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投票悖論與公共選擇

但凡面臨公共選擇，人們往往想到的是投票，認為只有投票才能保證結果公正。的確，公共選擇不同於私人選擇，你個人選擇買什麼樣的住房與他人無關，用不著別人投票。可公共選擇關乎公共權益，當然需要尊重民意。可問題是：民意表達是否一定要通過投票呢？

我的看法，投票是民意表達的一種方式，但並非唯一的方式，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何以見得？讓我們看經濟學怎麼說。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認為，公共選擇的最高準則是「一致同意」。可他又同時指出，由於人們的利益存在差別，要求「一致同意」會產生昂貴的成本，甚至有可能達不成任何協議。舍優求次，於是只好降低同意的「百分比」，比如從100%同意，降為80％、70％，或者是51％，這樣就形成了「多數同意規則」。

相對於一致同意，「多數同意」顯然可降低決策成本，但由於每項決策都是在有少數人反對的情況下通過，這樣又難免使公共選擇帶有某種強制色彩。而對此人們通常的看法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一種「民主」選擇的過程，它雖然使少部分人受損，但卻可讓大部分人獲益。從整個社會角度看，仍不失為一個「好」的決策。

可法國學者孔多塞卻不這樣看。孔氏怎麼看？讓我藉助下面的例子解釋：假定有三家公司同屬一主管部門，現在主管部門決定將其合併為集團公司，集團公司的總經理將從三家公司現任經理中產生，他們分別是牛經理、楊經理和馬經理。可供選擇的方案有：職工普選（A）、主管部門任命（B）、按資金實力確定（C）。最終到底採用哪種方案，由三位經理採用投票的方式決定。

以上三個公司中，牛經理公司職工人數最多，資金實力最弱，與主管部門領導關係還行。因此，牛經理會希望職工普選，最反對按資金實力確定。楊經理公司職工人數最少，資金實力居中，但跟主管領導關係「鐵」，因此他贊成主管領導任命，而最反對職工普選。馬經理公司資金實力最雄厚，但與主管部門領導積怨很深，因此他最贊成按資金實力確定，反對主管部門任命。

現在有趣的事發生了。按多數同意規則，三個投票者中總有兩人認為方案A優於方案B；方案B優於方案C；方案C優於方案A。如此一來，哪個方案最終通過則取決於投票的次序。比如先對A和B投票，牛經理和馬經理更偏好A，則A方案通過；若先對A和C投票，馬經理和楊經理更傾向C，則C方案通過；若先對B和C投票，牛經理與楊經理更傾向B，於是B方案通過。

這一有趣現象，最早由孔多塞發現，後來美國學者阿羅又作了進一步研究。他發現，如果讓兩個以上的投票者就兩個以上的方案表決，就有可能出現循環的結果，而且出現的概率會隨著投票人數和供選方案增多而上升。經過嚴格數學證明，他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任何多數同意規則，都不可能萬無一失地保證投票結果符合多數人意願。此結論學界稱為「阿羅不可能性定理」或「投票悖論」。

阿羅的「投票悖論」對人們無疑是一種警告。由此給我們的啟示是，公共選擇固然要尊重民意，但尊重民意未必一定就要投票，我們不必迷信投票，更不可唯票是舉。事實上，正如市場可能失靈一樣，投票也有可能會失效。儘管失效的概率很小，但這並不意味著阿羅的警告無足輕重。我們知道，飛機失事的概率不到萬分之一，但一旦掉下來對乘客可就是百分之百的災難。

不知讀者是否贊成阿羅的觀點，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我再作三點補證：

第一，關於阿羅「多數人同意」不一定代表多數人的利益的結論，這裡可用一個真實的例子佐證。20多年前，我家鄉的父母官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希望發展多種經營，具體說就是在珊珀湖搞珍珠養殖，經集體投票，結果多數人同意辦起了珍珠養殖場。可不料幾年下來珊珀湖被嚴重污染，村民怨聲載道而群起反對，於是10年前又不得不叫停。

第二，按「多數人同意規則」選出的官未必就是好官。古人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謂造福一方，是說當官要為老百姓辦事。問題也在這裡，官員只要辦事就有可能得罪人。辦好事會得罪壞人，辦壞事會得罪好人。讀者想想，要是官員的職務晉陞完全只看選票，當官的誰會去得罪人？若一個官員為了不丟選票而不辦事，碌碌無為，充其量就是個好好先生，當然不是好官了。

第三，投票競選必然產生成本，而且成本會呈遞增趨勢。從經濟學角度看，投票競選類似於市場競買，誰花費的推介成本高誰就有可能勝出。正因如此，競選成本必不斷攀升。以美國為例。我看到的數據，1980年美國總統的競選成本是1.62億美元；而到2000年則上升為5.29億美元；到2012年又上升到20億美元。要知道，競選成本是非生產性費用，成本過高對社會無疑是浪費。

寫到這裡有一點要說明，我說民意表達不一定要投票，但我並不反對投票。前面說過，投票也是民意表達的一種方式，若供選方案和投票者不多，需投票表決當然可以投票。不過我要強調的是：公共選擇不能只靠投票。民意表達其實有多種方式，除了投票，民主協商也是重要方式，而且更符合中國國情。我這樣講讀者能同意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