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前方軍隊浴血苦戰，國民政府卻暗中與日本媾和
武漢失守前後，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曾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秘密接觸，進行「和平」試探和討價還價。在1939 年秋至1940 年9 月，國民政府與日本進行了自抗戰開始以來第二次重要的秘密談判，日方稱之為「桐工作」(「桐工作」是重慶和平路線的暗語)，國民黨稱之為「宋子良路線」。
對於日本而言，征服和滅亡中國是日本對華最高戰略，「和平交涉」同軍事打擊是日本實施其總戰略交替使用的策略手段.。在戰略進攻階段和戰略相持階段的前期，日本策動的「和平交涉」不是國際法上一般意義的「媾和」，其性質是政治誘降。因為日本政府的目的在於顛覆中國中央政府，全面爭奪中國的國家主權，把中國變為日本的獨佔殖民地。
國民政府與日本的謀和密談，有一部分並不是經過蔣介石同意後進行的。汪精衛、周佛海之流就以收集情報為名。派高宗武到香港與日本人秘密接觸，高宗武還私自到日本去過一次，後來事情敗露，一切罪責都推到高宗武身上，周佛海說他擅自行動。汪精衛、周佛海的叛逃是早有準備的。精明的蔣介石當然會有警惕，這件事雖然沒有進一步深究，但不可能不加深了他同汪精衛、周佛海之間的猜疑。蔣介石不是不允許和談，他只是不希「有人不尊重自己的權威，而且，他認為在妥協和讓步的條件上必須由自己把關。
蔣介石與日本談判有三個目的。一是希望通過和談，做出有限妥協，結束戰爭。二是做給美英蘇等國看的，從而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三是拖延時間，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正因為如此，蔣介石明知談判不會有滿意的結果。因為他不可能答應令自己喪失統治權的條件，但他仍然不放棄談判。
在實行「宋子良路線」之前，蔣介石與日本還有一次秘密會談。1939 年3 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和柳雲龍與日本的萱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蔣介石提出的和談條件是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萱野對此根本不予理會。日本政府也於9 月13 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談判因此告吹。
到了1939 年秋季，隨著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日本開始主動地開展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 首先在國際上，9 月歐戰爆發，日本欲乘機南下，但因其主力已深陷中日戰場而無法自拔。日本希望儘早解決「中國事變」以便騰出兵力，大舉南下，進而實現其稱霸亞太的野心。因此，把汪工作與重慶工作同時迸行 並促使汪、蔣政權合流。其次，日本對積極籌備中的汪偽政權能否結束中日戰爭還存有嚴重的疑慮。再者，到1939年日本國內經濟已呈現危機，電力不足，糧食缺乏，通貨膨脹，財政混亂。軍事方面，由於戰區擴大、戰線延長，深感兵力不足、力不從心。經濟和軍事的困境，使日本難以支撐持久的中日戰爭。
1939 年底，日本積極開展了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蔣介石對於日本的誘降，曾一度表示了積極響應的態度-。
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失守，大片國土的淪喪，美英對日的曖昧態度。使得蔣介石的持久抗戰信心有所動搖，認為中國抗戰已經進入「最黑暗的時期」，他開始希望能正在有限的妥協下結束戰爭。
正在他有些悲觀的時候，歐戰爆發大大震驚了世界，美英對於中國的抗戰表示了更多的關心. 蔣介石一時左右逢源。成為美英蘇和日本都想積極拉攏的人物。他想待價而沽，同日本和談不會不刺激美英提供實質性的援助、最主要的一點，是蔣介石希望通過「和談」來達到倒汪和反共的目的。
從1939 年11月至1940 年2 月，為初步接觸階段。1939 年11月，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決定重新起用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駐於香港，命其策劃建立與國民政府間的聯絡路線，即開展所謂「桐工作」。12月，鈴木通過香港大學的張治平與一位自稱是宋子良的人，進行接觸。
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時任國民政府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宋子良雖然沒有顯赫的社會地位，但因為宋美齡和宋子文的原因，卻是能接近蔣介石而又不會引起外人關注的最佳和談人選，鈴木對此特別的滿意(但是他並不知道，同他接觸的宋子良是冒名頂替的，其真實身份是國民黨特務曾廣。
不過，12 月27 日，兩人第一次會見，曾廣表示：日本方面破壞了陶德曼工作，中國政府被迫繼續抗戰。現在，還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舉行會談的誠意。日本所說的尊重主權和保全獨立值得懷疑。曾廣向鈴木轉達了重慶方面關於收拾時局的意見。日本若尊重中國的名譽和主權，就準備和日本和談，因此希望在承認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協商；中國希望美國等第三國從中調停，在談判前休戰，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證：請日本相信國民政府會鎮壓共產黨的抗日行動；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國民政府進行改組等內政。
在會見的最後，曾廣還不失時宜的表達了中國方面對日本的質疑。接著在1940 年1月至2 月間，兩人連續在香港進行了4次個人接觸性會談。2月5 日，曾廣赴重慶向蔣介石等做了報告，並研究了對策。為穩妥起見，蔣介石的幕僚建議在舉行正式和談之前，先由雙方各派三名代表舉行舉行圓桌預備會議，討論和談條件。
日本方面同意舉行圓桌預備會議，但在2 月21 日下達的《大陸指六六一號》指示中先行規定了進行「和談」的基本條件：重慶政府保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重慶政府和汪精衛進行適當合作；重慶政府保證按照新中
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華新關係調整原則。正式調整中日邦交-。
可以看出. 日蔣的和平條件是有著很大差距的，蔣介石方面側重於停止戰爭，反共倒汪，日本則希望汪蔣合流。這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次「和談「的命運。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蔣介石的代表曾廣、章友三(前駐德大使，當時任最高會議秘書)、陳超霖(重慶嚴寧三處副處長、陸軍中將)和日本代表鈴木卓爾、今井武夫、臼井茂樹(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大佐)在香港東肥洋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當時蔣介石為了確保這次會談進行，在5 日就特派宋美齡到香港，從側面協助中國方面的代表。會議的結果除了利用無線電聯絡外，還特別設立聯絡組，每天乘班機往返於香港和重慶之間。
關於東北，日本要求蔣方公開承認「滿洲國」，蔣方代表最初主張由中日雙方共同作為「滿洲國」的保護國。在遭到拒絕後，又提出採取事實上默認的方式來滿足日方的要求，但日方對此毫不讓步。為了給蔣介石考慮的時間，日本把汪偽政權的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了3月30 日。可見，日本對此還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3 月24 日，蔣介石給香港答覆：「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的意見形成對立，不易決定。希望延期到4 月15 日再作確定答覆。」對此，日本政府很惱火，認為這是「辜負了我們的期望。」於是在3 月30 日汪偽政權就成立了。
關於共同反共與日本在內蒙和華北等地駐兵問題，日方提出，兩國締結共同防共協定。對此，蔣方代表表示同意，並答允將內蒙古作為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區。不過，蔣方代表堅決反對日方在內蒙和華北駐兵，但同意考慮等到和平恢復後，在重要地區推遲日本撤兵的時間。
關於汪偽政權問題，日方要求實現蔣汪合流。蔣方代表則表示，在中國國內反汪空氣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要重慶政府與它合併，無論如何也是不要考慮的問題。
可見在承認「滿洲國」、在華駐軍和蔣汪合流問題上，兩者的矛盾依然很尖銳，在其他問題上則分歧不大。香港預備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結束的。
為配合「和談」的進行，日軍從1940 年5 月初起，發起了宜昌戰役。6 月，佔領襄陽、攻陷宜昌，進逼四川，空襲重慶、成都等地，企圖迫使蔣介石就範。
在這種形勢下，6 月 4 日至6 日，日蔣代表又在澳門市郊舉行了第二次預備會議。會前，曾廣對今井武夫私下表示：「蔣介石委員長表面上姑且不談，內心在希望和平卻是事實，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會議的備忘錄中，日本方面如能認可中國方面的意見，估計必然可以簽訂協定。」「中國在日華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會議中希望從時間到內容方面能同日本協商。」會上，雙方代表幾經交涉，仍無實質性進展。最後，雙方同意了一項令人不敢想像的建議：請蔣委員長、汪精衛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長沙會談，一舉解決一切問題。從此，雙方把希望轉向高級會談。
6 月20 日，曾廣答覆日方，高級會談大致到7 月中旬可以舉行，地點可定在長沙。日軍為推進高級會談將派參謀次長澤田茂到南京作現地指導。7 月22 日，日蔣代表交換了高級會談備忘錄，約定8 月中旬在長沙舉行高級會談
7 月22 日第二屆近衛內閣組成，日美矛盾趨於激化，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對「和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 7 月31 日，.蔣方代表向日方提出三項要求並要坂垣親筆答覆：要求近衛以某種方式取消以前發表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要求在蔣與坂垣會談時，不要觸及蔣汪合流問'題；要求日本廢除日汪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近衛則於8 月21 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最近閣下將與坂垣中將會見。余深信，此次會見當能確立兩國邦交之基礎。」坂垣也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保證對於蔣汪合作問題，不作為一項停戰條件」。
9 月5 B . 曾廣答覆日方：近衛親筆信仍然沒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同時，近衛對坂垣出席長沙高級會談，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觀的態度。蔣介石對近衛的親筆信表示了斷然拒絕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中斷了」桐工作。
1940 年9 月，日外相松岡洋右又物色西義顯(南滿鐵路公司總經理）同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接觸。這次 ：幸議案為：國民政府統一；日軍全部撤退；日本和中國統一政府訂立防共同盟條約。日本政府對以上提案卻不答應。11月13 日，制訂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要蔣單方面屈服，更不願撤軍，被蔣介石拒絕。 11月28日，'錢永銘工作」停止；11月30 日，日本承認汪偽政權。「錢永銘工作」在拖延日本承認汪偽政權的問題上還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國民政府與日本密談的動機既有反共對日妥協的一面，也包含著延緩日軍進攻步驟、阻撓和推遲汪偽政權成立的目的，這也是蔣介石抗戰兩面性的具體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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