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理性建築術」的兩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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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理性建築術」的兩種模型

丁三東

作者簡介：丁三東，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副教授(成都 610064)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17 年 08 期

原發期刊：《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20173 期 第 60-65 頁

關鍵詞：康德/ 理性建築術/ 先天劃分/ 內在生長/ Kant/ architectonic of pure reason/ a priori division/ internal growth/

摘要：雖然研究者們對康德「理性建築術」的構想多有批評或者乾脆忽視，但康德本人卻非常看重它，把它視為人類理性的本性。深入康德文本，具體分析「理性建築術」的理念、圖型和喻像，可以釐清康德這一構想中蘊含的「先天劃分」(按照確定的原則對「全體的輪廓」進行不多不少的劃分)和「內在生長」(從初始的元素或狀態發展出其後的元素或狀態)兩種模型，以及它們各自的哲學史脈絡。而基於當代哲學的有關立場，也可以發現康德這一構想的限度。理性建築術要求體系的封閉性和內在目的性，它並不適用於充滿偶然性的開放體系。

「純粹理性的建築術」位於《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方法論」部分。在「先驗要素論」部分，康德對純粹理性的先驗諸要素(感性形式、知性範疇和理性理念)的來源、功能和界限進行了批判。康德坦言，其工作主要是「否定性的」，它「不是用來擴展我們的理性，而只是用來澄清我們的理性，並使它避免犯錯」(A11/B25)。這是因為，康德把《純粹理性批判》定位為「純粹理性體系」的「入門」，而非一門「學理」。到了純批的「先驗方法論」部分，康德對於「純粹理性體系」作出了更多肯定性的展望。但這種展望也主要是從一般的方法論角度作出的。在這一部分的前兩章，康德分別探討了純粹理性正確運用的消極規則(「訓練」)和積極規則(「法規」)。而在接下來的第三章，康德則討論了純粹理性體系的一般構造方法，即「純粹理性的建築術」。

對康德的哲學構想來說，「理性建築術」非常重要，因為他認為，這是人類理性的本性：「人類理性按照其本性(筆者加粗，以下同)來說是建築術式的(Die menschliche Vernunftistihrer Naturnacharchitektonisch)，即它把一切知識都看做屬於一個可能的系統，因此也只承認這樣些原則，它們使得現有的知識至少不是沒有可能和別的知識一起集合在某一個系統之下。」(A474/B502)更具體地說，「理性建築術」使得由它形成的「純粹理性體系」區別於普通的知識堆積，從而造成了哲學與普通知識的區別，

因為系統的統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識首次成為科學、亦即使知識的一個單純聚集成為一個系統的東西……(A832/B860)

然而，儘管「理性建築術」有著上述的重要地位，但康德本人對它的討論卻有諸多晦澀不詳之處。例如，作為一種「系統的(構造)藝術」(die Kunst der Systeme)，它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諸多的知識系統是否只有一種具體的構造模式？康德的語焉不詳部分地導致了後來的研究者們對理性建築術有意無意的忽視。一個有趣的證據是，絕大多數有關純批的導論性作品中，「architectonic」這個術語要麼只出現一兩次，被一筆帶過，要麼壓根就沒出現。更有甚者，還有一些研究者對「理性建築術」給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評價，康蒲·斯密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在他看來，

《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之各部分的安排是煞費推敲極端矯揉的，所以能充分地隱蔽了它的混合性。這一般性的計劃，表面上說是以邏輯的原理為其根據的，康德自己稱之為建築術；他竭力執行這計劃而不顧一切，即有時犧牲合理的論證也在所不惜。其實他是那樣地偏愛這計劃而絲毫不肯讓步，這種情形惟有人們賣弄其拿手好戲時才常常碰見的。他酷愛這計劃，甚至把它的每一小節都做到精確，其結果就是一個極其繁複的結構，其中絕不同類的內容都煩瑣地並列起來各從其格局。這結構從表面上看來是整齊劃一組織嚴密的，實際上每每沒有什麼組織可言。在此書中，我們還可以讀到如下詞句：「無用的」建築術(第224頁)，建築術「顛倒黑白的影響」(第415頁)，建築術的「矯揉造作的要求」(第417頁)，建築術作為「康德許多古怪表現永遠存在的根源」(第439頁)，建築術「起著有害的作用」(第474頁)。

從解釋學的角度說，研究者當然可以基於自己的立場，批評康德的種種疏漏或謬誤。但在下文中，筆者將採取一種內在批評的策略，認真地對待康德本人對「理性建築術」的重視，深入地考察他對這門「藝術」的構想，以及它在康德作品中的體現，並在此基礎上再討論康德此一構想的限度。

一、「理性建築術」的理念、圖型和喻像

由於康德在「純粹理性的建築術」這一章中對自己工作的預期僅僅是，

只把一切知識的建築術從純粹理性中構想出來，並且只從我們知識能力的普遍根基中分杈而生髮出兩條枝幹的那一點(按：指理性)開始……(A835/B863)因此，「理性建築術」作為一個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也僅僅是一個理念。「理念」一詞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有多種含義，例如在先驗辯證論部分，它主要是指超出經驗可能性的概念。但在這裡，它的含義則是：我們尚不能釐清其全部細節時，對一個東西的大致的構想。康德也正是在同樣的意義上把「先驗—哲學」稱為「理念」的(A13/B27-A14/B28)。

對「理性建築術」這一理念的構想可以從兩個角度著手：一是考察這一理念指引下的系統構造活動，二是考察這一理念指引下的系統構造活動的產物。在這裡，一如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絕大多數地方，康德主要是通過「理性建築術」所構造出來的產物——系統——的特性來分析它的。這樣的系統「包含有目的和與這目的相一致的整體的形式。一切部分都與之相聯繫、並且在目的的理念中它們也相互聯繫的那個目的的統一性，使得每個部分都能夠在其他部分的知識那裡被想起來，也使得沒有任何偶然的增加，或是在完善性上不具有自己先天規定界限的任何不確定量發生(A832/B860-A833/B861)。」概言之，(1)系統的構成部分在數量上是必然地確定的，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2)這些構成部分是「節節相連(環環相扣)」的，它們之間有著一種「親緣關係」。

進而，康德引入了這樣的系統的圖型。「圖型」概念在康德對純粹知性概念的討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使得純粹知性概念獲得了某種直觀性。這裡，康德之所以要在對「理性建築術」的討論中引入圖型，同樣是出於對這一理念之「實現」的考慮。「理性建築術」的圖型乃是「一個從目的原則中先天得到規定的本質性的雜多和各部分的秩序」(A833/B861)。這個刻畫中的「本質性的雜多」和「各部分的秩序」正對應於上面的兩點。此外，康德還從另一個角度對圖型作出了刻畫。他說，這樣的圖型

合乎理念地、即先天地包含著整體輪廓，以及一種對整體各環節的劃分(A834/B862)。這個刻畫同樣包含著兩點：(1)系統的整體輪廓先天地就確定了；(2)對整體各環節的劃分同樣是先天地確定的。

為了更進一步地闡明「理性建築術」，康德在這裡還引入了有關它的兩個喻像。康德先是把「理性建築術」憑藉理念所構造出來的系統比喻為「一個動物的身體」，「它的生長並不能增添任何肢體，而是不改變比例地使每個肢體都更強更得力地適合於它的目的」(A833/B861)。後面，康德又把「理性建築術」構造出來的系統比喻為「一個胚胎」，「一切部分都還被緊緊包裹著隱藏在胚胎里，就連用顯微鏡觀察也幾乎看不出來」(A834/B862)。這裡，「看不出來」的意思是，我們雖然可以看到胚胎的大體輪廓，但很難區分出其具體的構成部分。

如果我們仔細地分辨，康德對上述兩個隱喻——「動物身體」「胚胎」——的刻畫角度有微妙的區別，前者著眼的是「生長」(Wachstum)，後者著眼的則是「劃分」(Einteilung)。而這一微妙的區別則暗示了，康德對「理性建築術」作為「體系的(構造)藝術」的構想實際上隱含著兩條道路。

二、「理性建築術」作為一種「先天劃分」的方法及其活動的例子

如前所述，由於康德對「理性建築術」的考察是從其活動的產物——「系統」著手的。換言之，康德是從已經完成了的、現成在手的東西出發，反推使這樣的東西得以可能的先驗條件。這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普遍採用的考察方法，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他特地把它稱為「分析的方法」。雖然純批還只是「先驗—哲學」的入門，但它所考察的正是「純粹理性體系」的基礎性概念，因此，「理性建築術」作為「體系的(構造)藝術」，也體現在了《純粹理性批判》這部作品裡。康德分別從現有的經驗性直觀、現有的諸種邏輯判斷、現有的諸種三段論推理出發，分析出了先驗的諸要素。在這裡，康德更加特別地把「系統的(構造)藝術」與劃分關聯了起來。

劃分作為概念系統的構造方式，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斐德若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等作品中，柏拉圖都論及了劃分的方法，並將之具體確定為二分法的模式。特別是在後兩部作品中，柏拉圖用不同的例子展示了這種劃分方法的具體操作過程。泰勒將之概括為「精確地合乎邏輯地把類劃分為組成它的種的方法」。然而，雖然柏拉圖本人強調，劃分要依據事物的本性，但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他的劃分標準不斷變化，有著很大的隨意性。

在柏拉圖那裡，「劃分的方法」主要體現為對一個特定概念內涵的分析；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它則被進一步發展為定義的規則。但亞里士多德對這種「根據種而劃分」的方法評價並不高：「劃分好比是一種弱的三段論，因為它預定了所要證明的東西，並且總是推出比所討論的屬性更廣泛的東西」(46a31)。不過，亞里士多德從另一個角度繼承了這種「劃分的方法」，並賦予了它在構造概念系統時根本的地位。布倫塔諾對亞里士多德諸範疇的系統性作出了強辯護。根據他的闡釋：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系統絕不是偶然的產物或任意的列舉，而是有著嚴格的必然性，這既體現在範疇的數量上，也體現在範疇的相互關係上；諸範疇作為「是」的諸基本含義，是最高的單義普遍概念、最高的屬；它們是第一性「所是」的最高謂詞，根據與第一性「所是」的不同關係而彼此區分。因此，「亞里士多德……能夠獲得關於範疇劃分之完備性的一定方式上的先天證明，獲得一種通過『演繹而來的論證』」。

當然，眾所周知，康德對於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系統」是頗有微詞的。在他看來，亞里士多德範疇「系統」的構成部分在數量上既不是必然地確定的，其相互之間也沒有任何的親緣關係。康德認為，這都是因為亞里士多德對範疇系統的發現是「碰運氣地從事尋求純粹概念的活動而產生的」，「僅僅靠歸納法來完備化」；而他自己的範疇系統則是通過劃分得出的，「這一划分是系統地從一個原則中……產生出來的」(A81/B107)。

我們知道，「先天」這個概念在康德那裡有兩層含義，一是經驗意義上的普遍性，二是邏輯意義上的必然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把自己對範疇的先天劃分與亞里士多德對範疇的偶然列舉區別開來。然而，如果我們接受布倫塔諾的闡釋，則亞里士多德構造範疇系統的方法並非康德所以為的歸納法，而是與後者所運用的一樣的劃分方法。更進一步地，按照布倫塔諾的闡釋，亞里士多德劃分範疇的根據不是任何經驗性的東西，因而，這種劃分同樣是一種先天的劃分。就此而言，康德與亞里士多德實際上共享了「先天劃分」的方法。

通過區分「歷史的知識」與「合理的知識」，康德進一步凸顯了劃分的先天性。前者僅僅是事實的知識，其完備性僅僅依賴於經驗性的來源；真正理性的知識乃是出於理性的，是「從理性的普遍源泉中即從原則中汲取」的。康德以沃爾夫哲學體系為例闡明了這一區分：作為歷史上出現的學派(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該學派的一個門徒完全可以對它的全部細節如數家珍，但他擁有的知識不會超過這個體系本身，當他身陷爭執之中時，他也只能固執於本學派的主張。然而，真正的哲學——它不同於數學——是決不能通過學習得來的，我們最多只能學習做哲學研究，「即按照理性的普遍原則憑藉某些正在著手的嘗試來鍛煉理性的才能，但卻總是保留著理性對那些原則本身在其來源上進行調查、認可和抵制的權利」(A838/B866)。

先天劃分的方法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很多地方都有運用，其活動產物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系統」。康德把哲學理解為「一切哲學知識的系統」，並對之進行了先天的劃分(具體參見A840/B868-A847/B850)。在康德看來，「純粹理性對一種哲學的本源的理念預先規定了這種劃分本身；所以這種劃分就是按照其根本的目的而建築術地進行的」(A847/B875)。

《純粹理性批判》中典型地體現了作為先天劃分方法的系統構造藝術的另一處地方，就是康德對知性諸範疇的劃分。前面，筆者已經主張，康德獲得知性諸範疇——對範疇的「形而上學演繹」——的方法與亞里士多德釐定諸範疇的方法是一樣的，即先天劃分的方法。知性諸範疇被劃分為特定的部門、門類，絕不是任意的，而是「按照確定的原則來劃分」的(B109)。在具體操作時，康德並沒有像亞里士多德那樣通過先天劃分直接從「是」得出一系列範疇，而是藉助於知性範疇活動的產物——諸判斷——所體現出來的邏輯機能的劃分來進行的。基於「合理的知識」與「歷史的知識」的區分，康德對邏輯判斷機能的劃分「在某些地方、雖然不是在本質的方面顯得與邏輯學家們慣常的劃分法有所偏離」(A71/B96)。而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康德把諸範疇理解為同一個本源的綜合統一機能——統覺——的諸種具體的綜合統一方式，而邏輯判斷諸機能的劃分同樣也是基於對本源的統覺的具體綜合統一方式的劃分。就此而言，與亞里士多德相對應，康德從統覺出發，通過先天劃分的方法釐定了諸範疇。

三、「理性建築術」作為一種「內在生長」的方法及其活動的例子

筆者在上一節分析了，通過先天劃分的方法，我們可以從一個包含著全體之輪廓的東西出發，構建起一個知識系統來。典型體現這一方法的是康德對知性範疇系統的釐定。然而，康德在討論該問題時，又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與先天劃分不一樣的構想：

每一個門類的範疇處處都是同一個數目，即三個，這同樣令人深思，因為通常憑藉概念所作的一切先天劃分都必須是二分法的。此外還可注意，第三個範疇到處都是由該門類的第二個範疇和第一個範疇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B110)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1)通常憑藉概念所作的一切先天劃分都必須是二分法的。這一點在康德對哲學系統的先天劃分那裡體現得非常明顯。當他把諸範疇分為數學的部門和力學的部門這兩個門類時，也體現了這一點。然而，(2)在諸範疇的產生並不完全是二分的先天劃分方法的產物，每一個門類的第三個範疇是通過新的方法得出的，即通過該門類的第一個範疇和第二個範疇相結合而產生的(entspringen)。換言之，第三個範疇是從第一個範疇和第二個範疇——這兩個先前範疇——的結合中「生長」出來的。

如前所述，「理性建築術」的喻像之一就是動物的生長。通過「生長」的方式，也可以構成一個「系統」。並且，這種生長具有內在性的特徵。舉一個植物學領域的例子，生長不是嫁接。嫁接總是要引入別的東西，然後才能產生出結果，這結果並不是嫁接前原有植物種株本身生長出來的。真正的生長，乃是初始的元素或狀態自身發展變化，僅憑自身而造就其後的元素或狀態，最終生成一個完備的系統。

作為內在生長方法的「理性建築術」在思想史上同樣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歐幾里德的幾何系統正是這一方法的典範成就：從最初始的定義、公設、公理出發，不引入任何新的設定，而必然地得出其後的一系列定理。這一構想也決定性地影響了黑格爾對「邏輯學」的構想，後者試圖從初始的概念「是」出發，用單純內在生長的方法構造整個純粹概念體系。

不過，康德雖然構想了作為內在生長方法的「理性建築術」，但具體地用它來構造系統時，他的實際操作卻更像是嫁接式的，而非生長式的。讓我們再來審視下康德對每一個門類中三個範疇之間關係的構想。雖然第三個範疇是由前兩個範疇的結合而內在地生長出來的，但第一個範疇和第二個範疇之間的關係卻不是內在生長的關係，而依然是由先天劃分的方法而來。藉助於我們熟悉的哲學闡釋術語，康德對每個門類中三個範疇之間關係的構想是一種標準的正-反-合的關係。就此而言，範疇系統實質上並不是作為內在生長方法的「理性建築術」的恰切例子。

格雷·哈特菲爾德(Gray Hatfield)主張，真正充分體現出這種類型「理性建築術」的是康德的另一部作品：

這一學說在其中真正得到實現的作品是《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初始根據》。在這裡，康德把源自(《純粹理性批判》)「原理分析論」的諸原則運用於(經驗性地推導出)運動概念，進而以一種先天的方式推導出牛頓的兩條運動定律。然而，即便我們接受哈特菲爾德的解釋，這意味著，雖然康德已經提出——至少指向——了作為內在生長的方法的「理性建築術」，但他對之的主要構想還是從作為先天劃分的方法著手的。這一點，我們從寫於《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初始根據》之後的《判斷力批判》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有人曾對我的純粹哲學的劃分幾乎總是得出三分的結果感到困惑。但這是植根於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個劃分要先天地進行，那麼它要麼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這時它總是兩分的(quodlibetensestaut A aut non A，任何一個存在要麼是A要麼是非A)，要麼它就是綜合的；而如果它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數學中那樣從與概念相應的先天直觀中)引出來，那麼這一划分就必須按照一般綜合統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這就是：(1)條件，(2)一個有條件者，(3)從有條件者和它的條件的結合中產生的那個概念。最主要地，三分法本質上仍是先天劃分的方法。只不過這種劃分不是分析的劃分，而是綜合的劃分，這綜合體現在，第三個概念由前兩個概念的結合而產生。《判斷力批判》與《純粹理性批判》在這一點上的想法是一樣的。

四、康德對「理性建築術」的構想的界限

前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理性建築術」作為構造系統的藝術，存在著先天劃分和內在生長這兩種基本模式，但康德的構想最終還是偏向前者。在本文最後，筆者想簡單討論的問題是：理性建築術的這兩種模式真地能夠構造出康德所期望的系統么？或者，換一個問法，由這兩種模式構造出來的系統具有怎樣的特徵？

先來看先天劃分的方法。根據前面的分析，這種方法從最初已經具備了「整體輪廓」的東西出發，通過一系列劃分而達到系統具體的構成部分。這意味著，先天劃分的方法所運用於的那個系統在總體上是已經完成了的，由此那「整體的輪廓」才能夠被先天地包含。但這進一步地也就意味著，先天劃分的方法只能適用於一個封閉的、已經完成的系統。如果一個系統是開放的、尚未完成的，那我們對它的劃分也就成了暫時的、偶然的，完全可能隨著後來的情況而發生改變，這樣一來，劃分就無法保證其先天性和普遍必然性。一個經驗性的例子就是生物學中的分類學。科學家們並不能先天地擬定物種分類的完備系統，而是會隨著經驗的發現不斷調整分類表。同樣，當代科學哲學揭示出，我們用以理解經驗世界的概念框架呈現出某種程度的工具主義特性，與經驗有著複雜的交互作用。因而，康德式的先天劃分就不適用於對此概念框架的討論。

此外，我們可以發現，在這裡，先天劃分的方法從根本上說並非在生成意義上構造系統的方法，它更多地是在反思意義上理解系統的方法。黑格爾對於劃分方法的反思實質和偶然本性早有清楚的認識：在劃分中，「認識的事情只可能部分在於有序地安排在經驗質料中已發現的特殊東西，部分在於通過比較去發現經驗質料的普遍規定。這些規定進而被當作了劃分的根據，劃分的根據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正如劃分同樣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11)

再看內在生長的方法。在康德的構想中，內在生長之所以能夠保證系統的構成部分在數量上的必然的確定性、在其間關係上環環相扣的親緣性，最終是因為該生長是由一種內在的目的統一性支配著的。內在目的性以及由它造成的統一性這個觀念在18世紀是非常普遍的，具體到康德所舉的動物生長的例子，借用恩斯特·邁爾的區分，這是一種「程序目的性的活動」。(12)但當今基於遺傳學的標準觀點是，對這種目的性現象完全可以給出機械論的解釋：一方面，個體的發育在不可避免的隨機性中運行著特定的遺傳程序；但另一方面，那特定的遺傳程序又是通過選擇壓力而歷史性地形成，並在選擇壓力的作用下持續地修飾著。由此可見，當今的標準觀點與康德的構想有最根本的區別：康德所理解的由目的統一性支配著的內在的生長所構造出來的系統具有必然性的根本特徵；而支配著個體發育的這套遺傳程序的實際運作則始終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一方面是由於遺傳表達過程中的隨機變異，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遺傳表達環境的重要影響。總的說來，雖然可以「生長」而形成一個系統，但它絕非是康德意義上內在的。

至此，可以看出，康德對「理性建築術」的構想的界限，乃是他所處的18世紀對系統的構想的界限：在這個世紀，系統僅僅被理解為一種封閉的、必然的系統。而一旦我們對系統的構想改變了，構成系統的方法也就發生了變化。

注釋：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本文所引該著文本，皆為此版。康德在「先驗方法論」開篇便從另一個角度表述了這一工作：「我們在先驗要素論中粗略估計了這座建築(按：指純粹理性的知識大廈)的材料，並規定了這些材料足夠建一棟什麼樣的大廈及它具有何種高度和強度。」(A707/B735)

康蒲·斯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韋卓民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頁。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二卷、第三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A·E·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謝隨知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6頁。

參見汪子嵩等：《希臘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8頁。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立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60頁。

弗朗茨·布倫塔諾：《根據亞里士多德論「是者」的多重含義》，溥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23頁。

Gray Hatfield,Empirical,Rational,and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Psychology as Science and as Philosophy, in P.Guy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

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頁。

參見蘇珊·哈克：《證據與探究：走向認識論的重構》，陳波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11)Hegel,Werke,Band VI,Frankfurt:Suhrkamp Verlag,1970,p.523.

(12)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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