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癌症病人成了唐僧肉？

導 讀

前不久看到一新聞，說一個癌症病人去醫院看病，醫院的各個科室都忙壞了，連小兒科、泌尿科、婦產科都在搶這個肝癌病人。道理很簡單，病人得了癌症，家屬肯定會傾盡所有來治療，有些醫生就抓住患者家屬這種心理，拚命用最貴的葯。所以，每個科室都要搶，哪個科室搶著這個大肥羊，哪個科室就能多創效益。

最悲慘的結果是病人家屬錢花了，卻人也沒了。

比如像一期肺癌這類患者，術後不宜化療，但目前很多醫院病人手術後都要「被化療」。而多次化療不但費用高，而且會使病人免疫力急劇下降，誘發其他疾病，最終造成「人財兩空」。

不要說癌證，如今就算是一微不足道的小病，只要你去了醫院，在醫生的一番關切的診斷下，五花八門的檢查隨即而來，根本容不得你絲毫的妥協，如果你不想做一些根本不必要的檢查，醫生也會理直氣壯的告訴你，沒有檢查好，他無法對症下藥。

原本10元錢就可以看好的病，一律說是為了穩妥起見，給你推薦幾項必要的檢查，再開幾百元的葯，臨走了慎重其事和很熱情地說：「吃院了這葯如果還沒好，再來醫院看看。」

為何一小病要做這麼多項檢查，本來為了遏制醫院靠賣葯創收的衝動，衛生部門設立了一項針對醫院的考核指標——「葯佔比」，結果是醫院很快找到對策：通過給病人多做檢查來「沖葯比」。

於是，醫院開始有意識地購買設備、大做檢查，而且，越貴的設備往往越受醫院歡迎。比如現在醫院做一次核磁共振檢查費用約1000元，有些醫院給醫生的處方費就高達20%左右，因此醫生大多會讓病人選擇價格高的設備。

過度檢查不僅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給患者帶來經濟上的負擔，而且長期接受射線、輻射類儀器檢查，也可能增加致癌的風險，給患者的身體健康帶來危害。

相比過度檢查，在治療中的過度醫療行為則更為嚴重，其中較易被人們忽視的就是最常見的「輸液」。

「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是世界衛生組織用藥原則。但有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相當於13億人口每人輸了8瓶液，遠遠高於國際上2.5至3.3瓶的水平。

輸液濫用，不僅使我國病人處方的平均金額不斷攀升，也給很多患者身體帶來了影響，很多患者體內對頭孢菌素耐葯率已高達40%，而有些患者更是因醫生在輸液藥劑配置上的失誤而枉送了性命。

「無病大治、小病大治的」的現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動不動就要住院，動不協就是輸液，要知道醫院是一個存在感染風險之地，有創的檢查和用藥，會增加這種感染的可能性，增加病人的痛苦。在國際上，頂尖的醫療機構會鼓勵就醫者少住院不住院，盡量把很多治療放在門診，甚至包括一些手術。而與之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國內的醫院卻大反其道，設法去大力鼓勵住院。

甚至連開藥也要大力「創收」，在一些一級、二級醫院中很普遍的情況是，病人的病可能一種葯就可以，但醫生往往會給他好幾種葯，其中可能只有一兩種葯起主要的作用，其他的都是輔助的。而輔助葯中最常用的是中成藥，副作用較小的，醫生開這樣的葯就是治不好病但是也不會有多大風險。還有多開藥，例比普通感冒的藥品一般開3天至5天的藥量即可，而有些醫生的處方卻開了10天的葯。

扭曲的業績觀必然帶來扭曲的行為。在經濟效益的刺激下，醫院要發展、要進儀器、要蓋高樓，就要從患者身上想方設法多收錢，從開單提成，到大處方、各種無謂的檢查、濫用抗生素、向並不適宜的患者推薦使用「高新技術」、將需要轉院的病人強行留住治療……

其實這一切亂像的根本在於公共財政投入不足，導致公立醫療機構在市場化、商業化的路上滑得太遠。我們現行的補貼機制，是補醫院和患者。對醫院的補貼，是撥款給醫院。而醫院部分或全部充作了辦公經費，部分拿去起了漂亮的高樓大廈，當然有時候也部分用於添置必要的儀器設備。所以很多時候，高樓大廈只是富了廟和方丈，卻窮了和尚，而和尚卻是直接和患者打交道的。而臨床一線的窮和尚們大多正急需錢，吃苦受累的收益卻少怎麼干？

不給馬兒吃飽又要馬兒長得好，世界上恐怕沒有此等好事。若要馬兒吃飽、長得壯實，不跑到地里啃莊稼，就得喂足馬兒，讓馬兒吃得滾瓜溜圓。對公立醫院何嘗不是如此。如果要求公立醫院做到不給科室下達創收指標，不將醫務人員收入與科室經濟收入直接掛鉤，政府就得加大財政投入，保證公立醫院的正常運轉。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正是要靠政府足夠的財政投入來維護的。

還記得數年廣州一名民營醫院醫生在一個月內三次辭職，引起業界關注，其原因有二：難以承擔院長下達的「創收指標」壓力、面對貧苦患者自己的良心受到譴責。對於那些真正有「父母心」的醫務工作者來說，背離技術規範、醫學倫理，把患者當作「待宰羔羊」往死里宰，也是一種令人備受煎熬的「職業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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