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說唐詩的傲嬌時代:「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像中國這樣,給過詩詞如此高的地位?我們奉詩詞為經典,把《詩經》作為儒家六經之一。這部塑造中國人心靈的經典,不是講真理,也不是講道德,而是講「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是新娘的喜悅;它還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徵人的苦痛;它也講「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這是宴會的熱鬧;它又講「死生挈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友情的堅貞。這些喜悅也罷,痛苦也罷,熱鬧也罷,堅貞也罷,不僅構建了中國人的語言和審美,更構建了中國人的情感模式與價值判斷,構建了中國式的文明。在這樣的文明體系下,我們甚至發明出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選舉模式,讓那些最會寫詩的人成為官員,讓他們用詩教去濟世化俗。
我們敬詩人如神仙,讓詩人成為全社會的明星。還記得李白嗎?以布衣初入長安,憑一首《蜀道難》,讓三品大員賀知章金龜換酒,呼做謫仙。豈止是賀知章,連當朝皇帝唐玄宗也把李太白奉若上賓,所謂「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不僅刻畫出了李白的瀟洒,更刻畫出了那個時代的偉大,一個皇帝向詩人致敬,權力向審美低頭的唐朝,不才是我們夢中真正的盛世嗎?李白不是唯一。
若干年後,長安城裡,一位權重一時的將軍高霞寓看中了一個歌妓,要買到家裡,獨霸嬋娟。沒想到歌妓高傲地說:「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頓時身價倍增。能誦得白居易《長恨歌》,已經如此神氣,更何況是寫下《長恨歌》與《琵琶行》的白學士本人呢!這位言淺而思深的大詩人贏得了社會各階層最廣泛的認可,在他去世之後,唐宣宗親筆寫下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這樣的故事,本身就透著濃濃的詩意。
我們習慣用傳唱千年的詩詞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勸人進取,我們會說「長風破浪會有時」,慰人失戀,我們會說「天涯何處無芳草」,一到元宵節,電視屏幕上都寫滿了「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一到母親節,媽媽們的微信里全是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經過幾千年的淬鍊,已經有那麼多屬於詩詞的意象深深根植於我們的心靈之中,比如,一看見紅豆,就生出相思,一聽見黃鸝,就覺出春意。
甚至,不用走出家門,不用看見任何實情實景,只需拿起一本書來,看見「東籬」,就有閑情,看見「玉關」,便生蒼涼。這不都是因為「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因為「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因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為「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嗎!中國人創造了詩詞,同時,也被詩詞塑造著。
我們一直是一個感性而詩意的民族。我們從詩詞中尋找美,從詩詞中體味善。大觀園的公子小姐們在一起聚會,不是像少年維特與少女綠蒂那樣唱歌跳舞,而是以怡紅公子、瀟湘妃子、枕霞舊友這樣的身份飲酒賦詩。
同樣的柳絮, 「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的,是林黛玉,而「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則是薛寶釵。我們相信,詩言志,詩如人。別以為這些公子小姐只是把詩作為悠閑生活的一點消遣。林黛玉正是震驚於「花綻新紅葉凝碧」的美,才會由衷地感傷於花朵的凋零,紅顏的易逝,進而才會有著名的葬花之舉,這就是由美及善的明證。
我一直認為,美是善的先導,如果一個人不會分辨美,欣賞美,他又怎麼會產生呵護美,捍衛美的善念善行呢?詩也罷,詞也罷,帶給我們的,正是美的色彩,美的音韻,美的意境與美的情感,讓我們善感而多情。
孔夫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實,對中國人來說,詩早已融入血脈,成為我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近代以來,激烈變動的生活和觀念讓這基因一度沉睡,但沉睡不等於寂滅,沉睡只是在積蓄力量。一旦春風吹起,這詩心詩意,又會像春草一樣萌動,進而,更行更遠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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