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80年：從紅色基因到中國學派

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術風格

可以歸納為「經世致用」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錢煒

本文首發於總第823期《中國新聞周刊》

9月13日，中國人民大學體育館，來自各院系的2017級新生代表，在校合唱團的帶領下唱起了充滿革命戰爭年代氣息的《陝北公學校歌》：

「努力！努力！

爭當國防教育的模範，

努力！努力！

鍛煉成抗戰的骨幹。

我們忠於民族解放事業，

我們獻身於新社會的建設；

昂首看那邊，

勝利就在前面。」

在這些年輕學子平時佩戴的耳機里，也許很少傳出這樣昂揚的旋律，不過，從此時此刻開始的若干年裡，他們在這裡將慢慢地被「嵌入」這所名校的紅色基因。

走進人大東門，就能看到一塊巨石兀立，上刻毛澤東的手書「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裡是全長約9公里的中關村大街的中間處。北望這條大街的盡頭，東西兩側分別是前身為清末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和用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清華大學。

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人大與清華、北大在地理上的分布，似乎在回應著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一邊是受西方堅船利炮與現代科技衝擊而建立的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南洋大學等一批新式教育機構；另一邊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年代創辦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紅色學校。幾十年來，兩大源流的匯聚與發展，形成了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的完整體系，而中國人民大學正是那條紅色脈絡的集大成者。

如果用當下流行的大學評價標準——院士數量、科研經費、ESI學科排名等等來衡量，人大也許很難在這些評比中勝出。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在教育部的學科評估中有9個一級學科排名第一，這樣的實力在全國高校的人文社科領域首屈一指。在上個世紀50年代，《人民日報》對北京四所頂尖大學的排序是——「人北清師」。

9月23日，人大建校80周年前夕，校長劉偉表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中國人民大學前身陝北公學為代表的高等教育，為建設中國特色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具有特殊意義的探索，對三大命題作出了歷史回應：一是中國共產黨獨立創辦的具有紅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能不能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三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這三大命題更是有待深入實踐創造性探索的命題，必須樹立堅定的自信。

差點兒建在國外

陳志軍的母親是華北大學的學生，人大建校後就留校工作，是人大勞動人事學院的退休老教授。因此，陳志軍從小就是在人大校園裡長大的。如今已旅居美國30多年的他通過越洋電話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他說，人大的前身陝北公學，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是共產黨自己開設的面向黨內的培訓班，而是一所在當時的國民政府正式註冊過的正規學校。「本來要叫陝北大學，但在此之前已經有了一所抗日軍政大學。國民政府認為，在陝甘寧邊區不需要辦那麼多所高校，因此，中共高層將其改名為陝北公學。」

根據人大黨史系副教授耿化敏的研究，在當時，延安是中共中央與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被視作革命燈塔、民主樂園。時任中組部部長陳雲提出「廣招天下士」，要同國民黨「搶奪」知識分子。去延安、上陝公，是當時進步青年的首選項。因此，1937年成立的陝北公學，實際上是一所統一戰線學校。

在當時的形勢下，系統地開展大學教育顯然並不現實。因此，陝公的教學以政治與國防教育為主。人大黨史系的創始人何干之，在那時就開始講授中國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統一戰線、三民主義研究等課程。

人大社會與人口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仕政回憶說，人大的社會學研究最早可上溯到陝北公學時期。陝公曾設有社會學系，後來調整了教學計劃，不分專業，但仍保有社會科學概論這門課。

對於陝公的辦學目的，毛澤東曾這樣說，「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這段話也成為後來人大校訓「實事求是」的最好註腳。

據統計，在1937~1941年間，陝北公學共培養了上萬名抗戰幹部。陝北公學後來被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後又聯合北方大學，成立了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便是在華北大學主體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

「在首都北京的西郊，坐落著新中國第一所新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時隔50多年，陳志軍還記得這段廣播詞。坐過火車的人都知道，所有進京的列車在快到站的時候，車廂廣播都會介紹北京概況。在陳志軍小時候，這段廣播詞的最後一段內容，就是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在他的回憶中，通過這一細節， 可以看出當時人大的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的成立是經當時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商討後拍板決定的。

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在 《關於向蘇聯學習黨和國家建設經驗的問題給聯共 （布）中央斯大林的信》中，他們談及建立新中國的八個問題，其中的第三個問題即「我們想請蘇聯為中國的建設管理人才辦一所專門學校」，主要開設「工業、商業、銀行、法律、教育等系」。斯大林對此表示：「這是好事，有困難，但可以辦。」後經反覆磋商，決定「中國大學不設在阿爾馬達（即今哈薩克的阿拉木圖）而設在北平，由蘇聯派教授」。8月7日，毛澤東複電同意建校方案。這個差點兒就「建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大學」，就是現在位於北京中關村大街上的中國人民大學。

最初的選址是在北京東城區鐵獅子衚衕1號。1950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在這裡舉行了開學典禮，劉少奇、朱德等眾多國家領導人出席。劉少奇發言中的一句話，為人大的地位與作用定了調：中國人民大學「是我們中國第一個辦起來的新式的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按照中國人民大學的樣子來辦立其他的大學。」這一天後來就成為人大校慶紀念日。

什麼叫「中國人民大學的樣子」？人大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陳偉傑解釋說，簡單地說，就是學習蘇聯的大學模式。蘇聯興辦高等教育的思路，是按照國家建設的需要，把原有的專業劃分成若干具體的專業，以學院為組織教學科研工作的基本單位，強調學院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與歐美大學注重「通識教育」、培養「通才」不同，蘇聯模式以培養專門人才為目標，注重專業分科。

根據中蘇兩國之前的約定，由蘇聯援助中國建立人民大學。從1950年到1957年，人大先後聘請了98名蘇聯專家，是全國聘請蘇聯專家人數最多的高校。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大學的辦學模式，從專業設置、人才培養、師資培訓、教材編寫到科學研究，幾乎都是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參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因此可以說，蘇聯專家奠定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科建設的基礎。

人大建校初期，就以培養「專才」為目標，所設學科都是與國民經濟建設需求聯繫非常緊密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比如，學校最先設置的大學本科專業有經濟系、經濟計劃系、財政信用借貸系、貿易系、合作社系、工廠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後來又增設了國民經濟計劃、農業經濟等專業。此外，人大還設有專修班，包括經濟計劃、財政信用借貸等班。隨後，又開設了中共黨史和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專業。這些專業都是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最急需人才的領域，也是最需要向蘇聯學習的專業。

白求恩大夫為陝北公學的同學們作報告。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由於人大的特殊出身，它成了中國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機」。在當時，法律、貿易、工業經濟、檔案、黨史等15個以上的系或專業為新中國首設，35個以上的研究生專業也是首設。

法律系作為1949年後中國第一個正規法學高等教育機構，在創辦初期就幫助北大法律系、復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學院等第一批院校培養師資、提供教材和教案；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教研室以培養師資、派人支援等各種方式，為其他高校設立相關教研機構提供支持。據1980年代的統計，在當時全國高校近30個哲學系中，有26個系的系主任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

「建設中國人民大學培養萬千建國幹部」，這條標語出現在一張人大老照片里。據調查，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僅有200萬名，僅佔全國總人口的0.37％，與新政權建設的迫切需求遠不相稱。因此，中央政府創辦人民大學最迫切、最重要的動機，就是培養各行業尤其是經濟領域的建設管理人才。

為適應這一龐大的需求，僅有本科生與研究生教育是不夠的，人大還開設了多種層次與類型的函授班與夜校等，這也成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成人高等教育的發端。

據統計，在1949~1966年的17年間，全國畢業研究生總數為16397人，而人大一校就為國家輸送各類研究生共5133名，佔全國總數的近三分之一。另一個角度的觀察則是，根據2003年發表於《當代學生》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在人大的十幾萬畢業生中，副部級以上幹部有300多人，廳級幹部高達2000餘人。

然而很快，國內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就波及人大。到1973年，人大遭受了撤校的滅頂之災。所幸，當時的副校長郭影秋富有遠見，提出要求：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科建制不能打亂，要按學科、系別分到各校。北京市委接受了此項意見。於是，學校2000多名教職工陸續被分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等單位工作。得益於這種成建制分配的做法，人大的整體實力才沒有遭到致命打擊，為「文革」結束後的迅速復校奠定了基礎。

在「文革」結束、人大復校後，鄧小平關於人大的指示是，「人民大學是要辦的，主要培養財貿、經濟管理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者。」

「第二黨校」

人大又被稱為「第二黨校」，如今，這個「綽號」的來源已難以考證。很多人認為，早在「文革」之前，民間便已有這一說法。這不僅因為人大的校訓「實事求是」與中央黨校一致，更因為人大有很多「紅色院系與專業」。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運動學科……

說起自己的專業，黨史系副教授、《何干之傳》一書的作者耿化敏用了一個詞——「大熊貓級」來說明它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說它特殊，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專業，在1978年之前，全國只有人民大學一所高校有此專業。直到今天，全國也就只有人大、湘潭大學、延安大學、井岡山大學與廣西民族大學5所高校在本科生中設有黨史系。說它重要，是因為要理解今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共產黨；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就必須知道它的過去。

華北聯合大學的同學在街頭表演「捉特務」。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人細如豆，眼大如箕」，被人戲稱為「大書獃子」的何干之，一生充滿傳奇。他身為華僑之子，後成長為進步青年，在上海亭子間里做左翼「文化人」，又被中共一封電報調至黃土高原上當政治理論教員。在陝北公學時期，他被毛澤東相中為理論秘書的人選，卻因自己更愛啃書本搞學問而留在了學校。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史上，何干之是自陝公建校時就一直教書的老教授，他和陝公學員胡華一起，建立了人大黨史系。

在何干之與胡華的年代，黨史課是大學裡最受歡迎的課程，學黨史是一種潮流。據耿化敏的研究，1950年，何干之應邀到北京大學作《新民主主義論》報告，聽者十分入迷，如痴如醉。那時的學生們在上政治理論課的時候沒有缺課的現象。這是因為，共產黨領導建立了新中國，馬列主義是共產黨的指導理論，因此老師和學生都很願意去了解和學習黨的歷史與理論。

華北聯合大學的籃球優勝隊。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人大首批一級教授、清史學家戴逸曾回憶自己在1949年之前第一次聽胡華講課時的情景：「我雖然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胡華同志給我們講授中共黨史……他的課程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語言生動、分析史實精闢而深刻，講課帶著充沛的革命感情……他講課至激動處，往往聲淚俱下，滿座動容，成千青年的心靈被課程內容深深地打動。」戴逸表示，他聽了胡華的課，深深為這位年輕的革命老師所折服，「那時他還只有27歲」。

在何干之的主持下，人大在全國率先開設中國革命史課程，創建了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即黨史系的前身。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於1954年出版，經修訂再版，共累計發行200多萬冊，先後譯成英、俄、越南等7國文字出版，是當時影響最大的高校中共黨史專業教材。

耿化敏指出，中國革命史課程的開設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在高等院校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舉措。憑藉建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帶來的理論魅力和中共的強大治理能力，中國革命史課程被成功地納入高校必修課程，這一點是國民黨政權無法做到的。

除了率先建立黨史系，在全國高校中，人大也最先在各個系科中開設馬列主義基礎（後改設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運史）、政治經濟學等專業課。同時，學校還設有馬列主義夜大學和夜校、馬列主義研究班。

服務於馬列主義研究的《教學與研究》是人大創辦的第一本學術期刊，曾是毛澤東經常翻閱的讀物。1957年，毛澤東因看了《教學與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專門邀請人大哲學系教師、作家王小波之父王方名與黃順基去中南海，與金岳霖、馮友蘭等學術大家一起進行了6個多小時的長談。

人大首批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專家周新城曾表示，對馬克思主義「真學、真信、真用」，是人民大學的一個傳統。在他上學的1950年代，人大就強調閱讀馬列主義原著，要求學生不看二手材料，不去道聽途說，比如經濟系的學生要學《資本論》原著，人手一套，「就我來說，當時至少可以背出來《資本論》第一卷，說一句話我馬上能告訴你在第幾頁。」

華北聯合大學的從事教育工作十周年紀念章。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9月13日，95歲的鄔滄萍出席了人大2017級的開學典禮。身為1950年代從美國學成歸國的「白專」型人才，他非常慶幸自己被分在了中國人民大學，否則，他後來就不可能開創中國人口學的研究。這位滿頭白髮的老者精神矍鑠，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他說，自己當年作為海歸，在人大校方的組織下認真學習過馬列主義原著，深深感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非常高明的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自由解放的學說，我研究人口學、老年學，就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解放。它的基本原理與哲學基礎就像是望遠鏡，指導著我的研究。」

華北大學幼兒園的孩子在刷牙。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人大哲學研究班1962屆畢業生胡福明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作者。這篇文章於1978年在《光明日報》一經發表，就掀起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思想先導。

胡福明表示，「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馬克思主義主要有兩點。一是真信，也就是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二是真學，就是學馬克思主義，是把它作為自己的世界觀、方法論，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來學的，不是作為吃飯的飯碗、謀利的工具來學的。」

華北大學工學院的學生在做實驗。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改革開放後，人大的一些傳統專業一度受到了冷落。1993年，學校停止了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運、馬克思主義基礎、國民經濟計劃學等一批專業的招生，同時新設了房地產經營與管理、稅收等應用型專業。這些做法甚至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英國《金融時報》以「中國學生從馬克思主義轉向商業」為題，報道了此事。當時的國務委員李鐵映在回答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提問時則表示，「人民大學的教學改革不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與經濟建設結合得更加緊密，更加貼近生活，更具時代感。」

華北大學的人物速寫課。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在當時國家要實現現代化的急迫心情下，「科教興國」戰略被提出，「重理輕文」一度成為社會的潮流，人大也難逃這種大環境的影響。據《使命——中國人民大學的世紀傳奇》一書記錄，在1978～2000年間，人大所獲得的公共財政投入，加起來總共不到20億元，還不夠修一條20公里長的高速公路，更不及一些兄弟院校的「零花錢」。在教育部直屬高校中，人大曾經擁有「兩個最小」：人大的人均教學設施面積最小，教師人均住房面積最小。

聽課路上的華北大學學生隊伍。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據耿化敏介紹，黨史系在上世紀90年代也曾遭遇過招生困難，但在新世紀之後，尤其是2008年以來，在國家加強和改進黨史黨建學科建設的背景下，黨史系的發展又步入了新的階段。在人大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鎮經濟學院，中斷過一段時間之後，如今，該院的本科生們又重新讀起了《資本論》。

合唱中的陝北公學學員。供圖/中國人民大學

「接地氣」

1951年，鄔滄萍和妻子帶著剛滿一歲的兒子坐了半個月的輪船，從美國回到中國，輾轉被分在中國人民大學。他在美國拿到的學位是MBA，這個在今天非常時髦的專業在當時卻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鄔滄萍只好用他曾學過的統計學知識，在學校里教統計。

那時候，全國的社會學、心理學等一些學科都被取消了，人大里有一些民國時期的社會學家，都改行教經濟、法學等課程。這批人里最有名的是費孝通的老師吳景超，還有在民國時期做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李景漢。這些名家再加上海歸派的鄔滄萍等人，就成了人大人口學與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

95歲高齡的鄔滄萍。攝影/本刊記者 董潔旭

鄔滄萍在美國讀書時就發現，1936年是當時中國有記錄可查的經濟狀況最好的一年，但人均收入只有36美元——同年美國的這項指標是2000多美元，相差近60倍。他由此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應該解決人口問題。但當他回到中國後，卻發現中國受蘇聯的影響，認為人口多、增長快，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在1950年代，包括吳景超、李景漢在內的一些學者曾提出中國的人口太多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對於人口問題，國內從此萬馬齊喑。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準備參加3年後的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鄔滄萍回憶說，當時的各個政府機關與人民大學的聯繫很密切且相互非常信任，人大有一批老師曾在1953年就參加過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因此，當國家計委需要組織一個團隊來研究人口問題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人大。在人大教師劉錚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主要由人大老師組成的人口研究班子。當時大部分老師只會俄語，由於鄔滄萍的英語好，他就被調來做一些翻譯與研究工作。

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結束後，其他老師都回到了原系，出於之前的興趣，鄔滄萍決定留下來繼續研究人口。在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下，他和劉錚一起，於1974年在人大成立了人口理論研究所。如今，鄔滄萍感嘆說，如果不是因為人大當時的身份與地位，他們就不可能在那個政治氣氛依然很敏感的年代，有機會接觸和研究人口學。

在人口學學科建立起來後，人大的另一位「大咖」開始將目光轉向社會學，這就是當時的哲學系教師鄭杭生。

社會學可分為源自孔德的西方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兩大流派。在自己原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基礎上，鄭杭生提出了「社會運行論」。他曾表示，「我一直倡導社會學研究既要有前沿意識，也要有草根精神，所謂草根精神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地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也是如此，要接歷史中國、現實中國和中國立場觀點的『地氣』。」

對此，鄭杭生的弟子、人大社會與人口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仕政自嘲地說，相比兄弟院校的社會學研究，可能我們顯得比較「土」。但這是從鄭杭生開始就一直強調的，人大的社會學研究要面向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不是整天追捧國外的新理論、新流派。起初，鄭杭生也遭到過別人的質疑，被認為是政治投機，但隨著世事變遷，整個學界如今都越來越重視本土化。很多人開始認識到：用西方理論來解釋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乏力的，跟著西方走沒有用。

馮仕政進一步解釋說，比如，中國政府治理中經常出現的項目制，即以項目的形式來配置資源，還有運動式治理，這些現象在西方沒有這麼普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是不行的。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中國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城鄉的抽樣調查，西方的人口均質性很強，而中國的城鄉差別比較大，樣本怎麼配？怎麼分組？都無法直接套用國外的做法。此外，中國還有大量漂在城市的農村人口，如果在做農村人口的抽樣調查時對此因素不作考慮，往往根本找不著人，或者找到的永遠都是老人和孩子。

鄭杭生有很強的學術影響力。1996年，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北京市委書記李志堅給鄭杭生來信，詢問他對「社會轉型」的理解。鄭杭生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這一概念，此後，「社會轉型」才成為公共輿論空間中可以被正式使用的說法。

社會科學研究要面向中國實際，鄔滄萍也是這樣做的。1979年，面對中國人口的增長形勢，鄔滄萍等三人向國務院寫了《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引起了官方重視。緊接著，鄔滄萍與劉錚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文章。這是自馬寅初被批判以來，學術界第一次公開發表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章。對控制人口的具體策略，鄔滄萍提出「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堅決杜絕生三個孩子」，也就是說，平均下來每對夫婦1.5個孩子。

如今，他解釋說，「當時，我看過國外最新的人口學原著，人家已經開始關注人口老齡化問題。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我認為，只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進行人口控制，否則可能會導致中國提前進入老年社會。」

然而，鄔滄萍的這一建議並未被採納，決策部門採納了其他人更為激進的主張：一對夫婦只生一個，並要持續幾代人。看到現實如此，鄔滄萍清醒地預見到，少子化必將加速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因此，1982年，他又開創了老年學的研究。

2017年9月1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2017-2018學年開學典禮暨教師節表彰大會上，新生班級學生合

「人大學派」

在國內社會學界，鄭杭生以提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理論而著稱。而人大法學院則直接標榜中國法學的「人大學派」這一提法。該院紀念建院65周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術發展史》一書的序言標題就叫《中國法學界的「人大學派」》。文章指出，人大法學派的學術風格是「求是致用」，其內涵是「立足於中國，具有國際視野，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基本學術使命」。

由於人大法律系在中國法學界的特殊地位，「人大學派」直接參与了憲法與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許崇德參與了《憲法》的起草與修改；高銘暄全程參與了中國刑法典的歷次起草和修訂工作；至於《勞動法》《民法》及中國全部知識產權立法等多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都有眾多人大法學家的身影。

有分析者指出，人大在哲學、宗教學、清史、文藝理論等文科領域居全國一流，其應用類學科也非常齊整，且絕大部分都在全國名列前茅，社會科學的整體實力在全國無與倫比。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時代里，人大的經濟、管理、法學等熱門學科備受追捧。

人大教師翟文忠撰文指出，受辦學歷史影響，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術風格可以歸納為「經世致用」。這是一種提倡研究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等實際問題，要求研究與同時期社會迫切需要聯繫起來，並從中提出解決重大問題方案的治學方法。

人大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關雪凌表示，人大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在全國的學科評比中連續三次排名第一，與人大的歷史與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經濟學院前任院長楊瑞龍記得，1987年當他來人大讀博士時，發現滿眼都是大師，很多在教科書上才出現的名字，其本人就近在身邊。這是因為，在1949年以後，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不能提了，而人大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是研究與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鎮，編寫了全國大學通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培養了大量相關專業的高校師資。

「我們常講，中國人民大學始終奮進在時代前列，與黨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套話。」楊瑞龍說。早在19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人大經濟學系主任宋濤就提出，不能照搬蘇聯教材，要編寫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經濟學教材。

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經濟學博士高鴻業因為愛國，1957年毅然歸國。當時正值「反右」高潮，沒有學校敢要他，宋濤出於愛才之心，將其收至麾下。當時，宋濤認為，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和經濟學者不能不懂西方經濟學，因此，在學習了《資本論》後，高鴻業被允許在人大批判性地講授西方經濟學。他所編寫的《西方經濟學》後來成為上千萬名中國大學生的通用教材。

「很多人認為，改革開放之後最早系統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是北京大學，其實這是錯的，應該是人大。」人大經濟系教授方生曾被派到深圳大學幫助建校並擔任過副校長，他親眼目睹了深圳特區的發展。回到人大後，1992年2月23日，方生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文章《對外開放與利用資本主義》，為對外開放、合理利用外資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支持。楊瑞龍說，「這篇文章的歷史意義並不亞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方生也和吳敬璉、厲以寧等人一起，被人稱為『改革七賢』中的『方開放』。」

中國人民大學一角。歷經80年歷史的人民大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格。攝影/本刊記者 董潔旭

在學術上，宋濤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實際問題，這奠定了人大經濟學家們的整體學術風格。

楊瑞龍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學界都在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找理論依據，很多人試圖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來解釋這一切，但是人大的經濟學研究者們則認為，完全套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是行不通的，而照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會遇到矛盾。因此，他們一直致力於結合兩者，面向中國實際，發展出一套可以解釋中國過去30年並指導未來的理論。

2015年3月12日，時任人大經濟學院院長張宇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為什麼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經濟》一文。關雪凌透露說，就在最近，張宇連升兩級，上調至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擔任副總編。有人認為，這是人大經濟學家影響力的又一次有力的證明。

即使是在與現實的關係不十分密切的領域，人大學者的目光也始終關注當下，重視與現實有勾連的研究領域。人大的清史研究所是該校一大品牌。進行清史研究，是幾代國家領導人的希望。而一直堅持將清史研究落戶人大的，是歷任人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名譽校長的郭影秋。他既對清史感興趣，同時也認為研究清史是一件具有責任與使命感的事情。在「文革」期間，他就上書中央，申請成立了學校的清史研究小組。在「文革」後，人大剛剛復校，他就宣布正式確定成立清史研究所。

對於進行清史研究的意義，著名清史專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曾解釋說，編纂清史不僅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清朝滅亡至今僅一百年，離我們時間最近、對現實生活影響最大，和當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息息相關。要了解和掌握中國國情，根據中國國情來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非對清朝歷史進行深入研究不可。

2017年9月23日，教育部發布了「雙一流」名單，人大入選A類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名單；該校的哲學、理論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14個一級學科則入選了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儘管曾經的「人北清師」的格局並未重現，但在經歷過波折、彷徨與重興之後，中國人民大學，這所由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的高等院校，正在新的形勢下回歸紅色血統、中國學派與歷史使命之路。

（本文參考了《求是園名家自述》的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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