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輸了兩次鴉片戰爭，清朝為什麼仍舊沒承認鴉片貿易合法？

1858年，大清朝和洋人簽了一份條約，名為《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後世的名聲遠不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究其原因，中國人好個面子，通商上的主權丟得再多，總是虛的，反倒是割地、賠款，一刀刀扎在心尖上，百年後猶有餘痛。

然而，正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所說：

故兵之並事故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

看似殺人不見血的刀，讓中國在之後近100年間持續失血，就像一條無形的枷鎖，從晚清到民國，束縛著中國這條巨龍重新崛起的可能。

不過這個話題也是個大題，三解準備日後開專門系列文章解析，今天只說這條約中的一件「小事」。

一

按照歷史課本上的說法，《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規定了鴉片貿易合法化。

可翻遍《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見汪毅、張承棨纂《咸豐條約》卷5）十款，附《海關稅則》的幾百種商品，你就看不到「鴉片」二字，為什麼呢？

因為改了個名，叫「洋葯」。

這個名字可有大學問，來自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之父李太郭。

看著父子倆和一輩人似的，其實是自己起的中文名，李太郭本名Lay, George Tradescant，最早於1825年參加英國探險家Beechy的環太平洋探險隊來到中國沿海考察。

《中國人寫實》書影

由於當時受過良好教育（懂希臘語、拉丁語和希伯來語，精通植物學、地理學）又到過中國的英國人並不多，英國聖書公會選派他在1836年—1839年間到澳門學習中文，回國後，他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人寫實》的書，配套了大批木刻插圖，在英國國內產生巨大反響。

作為少有的「中國通」，1841年李太郭被委派為香港行政官、駐華商務總監、英方全權代表璞鼎查的翻譯，參與了《南京條約》的談判全程。

此後，李太郭創造了中英關係史上的3個第一，首任駐廣州領事、首任駐福州領事和首任駐廈門領事，同時，他還在時任福建布政使徐繼畲的名著《瀛寰志略》中多次出現，尤其是他對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讚美，更讓徐繼畲感覺李完全不像個西方人。

那麼，李太郭懂中國人懂到什麼程度呢？

1844年4月1日，時任駐福州領事的李太郭通過外交文件向上司璞鼎查建議：

承認鴉片貿易的困難在於，使這樣一個被人譴責的東西合法化，這將是對他們皇帝莊重威嚴的一種侵犯。

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一種，就是想辦法改變其交易的名稱，可以換成某食用藥物的名稱，該藥物可以用來治療各種失調。這個建議不用上議會就可以使對方聽起來更容易接受。

正如皇帝提到的那樣，他們真誠地希望有個改變，可以使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同時使兩國都受益。（見《1840-1885年關於鴉片戰爭和鴉片貿易的英國議會文書·中國·第31卷》）

事實上，對於清朝的高官而言，鴉片合法化並不是一個不可討論的問題，唯二需要考慮的只是皇帝的好惡和能否達成英方承諾的「稅收增加」。

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二

在李太郭提出這個「創造性」的建議之前，璞鼎查受命於英國外交大臣巴夏尊，在不表露強迫態度的前提下，「說服」中國全權代表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並已經「說」了好幾年。

最能看清清朝大員嘴臉的一次，是在1843年，中國全權代表耆英提出以英國政府繳納保證金的方式來作為鴉片貿易合法的前提，簡單地說，由英國駐華外交官擔保，之後10年內，每年繳納300萬銀元的進口關稅。

璞鼎查打了個太極，表示英國政府不願鼓勵鴉片貿易，只是看到清朝沒有能力禁止鴉片走私和吸食，才願意在自己權力範圍內幫助清政府解決問題。言下之意是，付保證金在許可權之外，不予考慮。

耆英收到璞鼎查的複信後，當天就回信收回了弛禁鴉片的相關建議（來源同上）。

虎門銷煙油畫，該舉動曾受到道光皇帝的全力支持

增加收入的妄想破滅後，皇帝的個人好惡自然無法改變，我們知道，道光皇帝終其一生都不希望見到鴉片的廣泛傳播，最終「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重任只能落在他的繼承人身上。

事實證明，咸豐皇帝遠比乃父現實，也更好個臉面，僅僅在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前幾個月，他還在上諭中斥責了一起「鴉片案」：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擅開煙禁，抽取厘金一折。據稱本年春間，福建省因防剿需費，經升任知府葉永元建議，開禁抽厘，改鴉片之名為洋葯。於南台中洲，設厘金總局。

每箱裝煙土四十顆，每顆抽收洋銀一圓。其零碎煙土，每十斤抽銀四圓。均由總局發給照引為憑，准其隨處行銷，並遍貼告示，稱系奏明辦理，以致興販之徒敢於通衢開設煙館，懸掛招牌，誘人吸食。所抽厘金，大半官役分肥，充餉者不及十分之一等語。

鴉片煙例禁森嚴，前有人奏請弛禁。疊經大學士九卿等議駁在案。該員葉永元等何得變易名目，擅行抽稅。即或因防剿需費，姑為一時權宜之計，亦不應張貼告示，駭人聽聞。且妄稱奏明，更屬荒謬。著王懿德、慶端查明如有此等情事，即將該員等據實參處。

這段話說的是福建為了太平天國軍興，以「洋葯」為名在鴉片運銷中抽厘金籌餉，嚴重違背朝廷既往文件規定。

不過請注意「即或因防剿需費，姑為一時權宜之計，亦不應張貼告示，駭人聽聞」，也就是說，給鴉片煙抽稅作「權宜之計」也不是不行，關鍵是你不能張貼告示宣傳官方認可，還拉中央的大旗來做虎皮，這種壞事，怎麼能是皇上讓你乾的？

感情在洋大人還沒用槍炮逼著大清朝下跪的時候，清朝皇帝的態度已經是「可以做，不能說」，所求的，不過一張遮羞布罷了。

幸運的是，這布條，「中國通」李太郭10年前已經預備好了，「洋葯」從此走上了歷史舞台。

19世紀中期英國在廣州的商館

三

在大清朝，當領導的面子可以用錢換的時候，下屬們比的就是賺錢的手藝了。

在大清朝宣布「洋葯」貿易合法化之前2年，戶部右侍郎宋晉給咸豐皇帝上了一道《保奏道員雇船抽厘片》，其中言道：

上海為夷商總匯，每年銷售鴉片煙一項，銀兩動以千百萬計。現雖例于禁止，而地方官假立名目抽厘，半歸私橐。（見宋晉《水流雲在館奏議》卷下）

奇蹟吧？

國家明令禁止進口、運銷、吸食的鴉片煙，竟然有官員在通商口岸明目張胆地收稅，而且還是獨立於中央財政的地方稅收，不恰當地比喻就是，今天地稅局瞞著財政部給海洛因征了稅了。

這還得了？還真得了。

英國漫畫上的南京條約簽訂時場景

只是偷偷摸摸地走私也就罷了，我們姑且理解為是官商勾結的「灰色地帶」。

事實正好相反。

咸豐元年（1851年），一位來自浙江鄞縣的中年人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他把洋行進口的鴉片從上海運到蘇州附近的生絲產區，再把銷售鴉片的款項拿來為洋行購買生絲供出口之用，其間所有關於商品價格、數量、合同的簽訂、資金的借貸、運輸船舶的租賃等業務，全數由華人買辦負責。

這個點子，後來被洋行稱為「蘇州體制」，在洋商缺少白銀支付生絲、茶葉貨款的時代，可謂大行其道。

這個中年人名叫楊坊，時任怡和洋行的買辦，他的名聲，在隨後的亂世中廣為人知，一方面他以鹽運使的虛銜幫清政府刺探英法聯軍的情報；另一方面，又在太平軍兵臨城下之際，力邀法軍代守上海城；為了組織、籠絡洋槍隊，甚至把親閨女嫁給了美國人華爾。

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洋女婿」戰死後，繼任者白齊文連番敲詐勒索，甚至在他寓所搶走了4萬多元的公款，直接導致楊坊被清廷革職，最終鬱郁而死。

看起來說遠了，其實楊坊的經歷一直在題中，這樣一個開創了「販毒商業模式」的人物，在清朝的體制內越來越受重用，已經非常說明清政府的「導向」了。

印度的鴉片工場

四

有了可收稅的買賣，才有稅收的高招。

1851年初，御史湯雲松以「清獄訟、籌經費」為由要求對鴉片酌定稅課，次年，御史張煒也上書談及「煙案法重難行，擬請減刑加罰」，給事中吳廷溥也跟隨上書建議朝廷「明定稅額」，結果是，軍機大臣們回復要繼承先皇遺志，更加嚴厲地禁絕鴉片。

不久後，太平軍佔領南京，大清朝風雨飄搖，為了政權存續，一切面子、原則都可以扔到一邊去。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的中國地圖

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江南大營軍餉匱乏，欽差大臣和春派員到上海辦理抽捐，每箱鴉片收豆規銀（編者註：1856—1933年間上海通行的記賬貨幣，又稱規元、九八規元，不是真銀子）10兩，另收局費（辦公費）2兩，並許諾對捐商「從優請獎」，名為「義捐」。

這個其實就是掛著「捐」字名目的雜稅了，等到江蘇布政使，我們的老熟人王有齡大人在當年六月受兩江總督何桂清指派到上海，又把這個價碼上浮到了20兩白銀加局費2兩（英國外交官指稱上海當局共收24兩），名為「廣潮義捐」，表彰措施直接塞進了「按海疆例奏請議敘」。

這個「捐」，是要給銜頭回報的，和春的搞法是特例而且不見得靠譜，到了何桂清這裡，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常態組織行為了，上奏之後，咸豐皇帝也裝糊塗，將「鴉片捐」和其他勸捐項目一同批准。

如果說兩江總督何桂清還是遮遮掩掩的「借捐行厘」，閩浙總督王懿德就是完全不要臉了。

同年春，福建以軍餉緊迫為由，向洋商借款50萬兩，約定扣稅歸還，直接規定鴉片每箱征銀元40塊，外加經費8元，隨後在南台中洲設厘金總局，改鴉片為「洋葯」征厘金。

這就有了上文中咸豐皇帝對福建省擅自「開煙禁」的痛斥，並要求閩浙總督查辦，孰料，閩浙總督王懿德的回復奏摺這麼說：

倘實可以接濟餉需、辦理亦無窒礙，即將抽厘章程並每年約可收銀若干。另行詳晰奏辦。（見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營瑞奏《閩省暫抽厘金濟用折》）

言下之意，皇上您別鬧了，先收錢再說吧……

緊接著，咸豐八年（1858年）夏，浙海關將「洋葯」視為稅則未列舉的外國商品，直接設卡收洋葯稅；寧波本地的中國鴉片商則先與洋商議定貨值，再去官府議定每月應繳厘金；其他如江西河口、安徽屯溪，都以鴉片為厘金大宗。

也就是說，不只是大清朝「法外之地」的通商口岸，就連它牢牢控制的內地各省，也拿出了後世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的勁頭，大搞鴉片財政。

1866年初印的太平軍上校呤唎著作《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的戰鬥插圖

五

最好玩的是，清朝中央政府完全沒有開發「房地產稅」的興趣，甚至連更重要的稅種都敢扔掉換面子。

在《天津條約》簽訂前的談判階段，咸豐皇帝陛下明確表示只要解決「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和退還廣州城四款」，可以「關稅全免」。

免稅啊！

英國人知道了還不得興奮得睡不著覺啊，所以前方的談判代表，桂良和何桂清一方面和洋人周旋，一方面還要和自家的糊塗皇帝鬥智斗勇，千方百計地解釋，英國人不是沖著關稅全免才來打仗的，求皇上開開眼。

電影《火燒圓明園》中的咸豐

就鴉片一項，談判雙方的第一次會議，就從每百斤60兩，砍到40兩，最終確定在30兩上，這個數字，比最初中方代表薛煥所提的「值百抽十」略低，但又比上海地方當局私下徵收的24兩為高。

在最終成文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五款中，中方代表又給英方加了3條限制：

一是鴉片銷售地點限制，只許在通商口岸銷售，出了口岸就算華商貨物；

二是稅額限制，除了議定的關稅之外，內地收稅聽憑中方辦理，想加多少加多少；

三是為防英方反悔，要求以後修改稅則也不允許按照其他商品定稅，必須單獨列項。

請注意，整個談判過程，英方對於鴉片貿易從未進行過武力強迫，反倒在中方談判代表和大皇帝的來往奏摺、硃批中，屢屢見到的是稅和錢，可見，鴉片貿易合法完全是清廷自願為之。（見張超《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鴉片貿易合法化問題再考察》，《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科版）》第33卷第4期）

等下面磨破嘴了，上面又來摘桃子了，咸豐九年正月，清廷定議：

以海口洋葯現已議定準其進口銷售，崇文門及各省旱路關口轉運者每百斤令交稅銀20兩，按三個月造報一次，即將稅銀解部。（見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綿愉等奏《洋葯稅課辦法折》）

瞧，他這時候來分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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