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爾克》：「反英雄」導演諾蘭的「主旋律」大片
歷史戰爭電影《敦刻爾克》中既沒有丘吉爾，也沒有希特勒，只有小人物。
我會尊重人類尋求生存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人類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他們的集體行動可以實現非常偉大的事業。——克里斯托弗·諾蘭
1995年，年輕的諾蘭夫婦駕著一艘小帆船，從英國出發，歷經19個小時，終於渡過英吉利海峽，抵達敦刻爾克。「非常艱難，我感覺生命受到威脅，況且還沒人在我們頭上扔炸彈。」事後，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回想道。
這是一條與1940年5月26日敦刻爾克大撤退方向相反的路線。諾蘭因此更加敬佩那些在炮火中渡海的二戰士兵，並打算把它拍成電影，「它不僅僅是歷史，也不僅僅是政治，它是一種經驗」。
這個想法21年後才實現。其間，他拍了《記憶碎片》《盜夢空間》《星際穿越》《蝙蝠俠》系列等九部電影長片，被中國影迷敬為「諾神」。
陸地上，德軍1700輛坦克持續前進，距海灘只有16公里；空中，德軍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盤旋、投彈。40萬英法盟軍被困海灘，唯一的生路是渡海，雖然那是每年兩百多天雷雨大風的英吉利海峽，但海峽對岸是遠離戰火的英國——這是歷史，也是電影《敦刻爾克》的開場。
在諾蘭拍敦刻爾克之前，二戰電影大多將這段歷史匆匆帶過。《倫敦上空的鷹》開頭，一位軍官躺上撤退的小船，吩咐身邊的人：「等茶煮開了叫醒我。」鏡頭一晃，他們就回到英國碼頭；《贖罪》結尾，將要回英國與女友團聚的男主角，因為敗血症死在敦刻爾克海邊。
2016年，諾蘭探訪敦刻爾克大撤退的親歷者。「當你和那些真正在現場的人談話時，他們告訴你的經歷，不是關於歷史背景，而是關於某個時刻，」諾蘭說，「關於他們遇到的人，關於身體，關於他們所面對的物理現象：水、海灘的聲音、找到一個活著去海邊的方式。」
《敦刻爾克》76頁的電影劇本里只有兩頁對話，諾蘭結合了默片元素。「電影中沒有人坐下來說這裡發生了什麼，我們看到的是正在發生的，」諾蘭說，「這一切都是懸念。懸念是一種重要的視覺語言。」
1、丘吉爾連聲音都不出現
1958年的黑白電影《敦刻爾克》，其實是在英國康貝金沙海灘取的景。諾蘭版的《敦刻爾克》，則選擇去法國敦刻爾克實拍。
片中出演英國空軍的，是六架真正的英國「噴火」戰鬥機；一些民船也是親歷過敦刻爾克撤退的古董船。請不動英國海軍驅逐艦，諾蘭就找荷蘭軍艦「客串」；德軍的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則是一人高的航模，利用透視效果以假亂真。
「場景儘可能真實，我想讓演員感受炸彈從他們頭頂飛過的感覺，」諾蘭說，「他們不用想像這些場景發生的時候要怎麼辦，只要根據角色做出真實的反應就可以了。」
超過800艘船參與的大撤退行動，在影片中，大部分時候只由道森的一艘私人遊艇來展現。直到最後，敦刻爾克的海邊才豁然出現了密密麻麻的船隊。
《建軍大業》的導演黃建新看到這裡頗有感觸：「以前我們說解放戰爭是小推車推出來的。當時道森一出來，我想怎麼只有一艘船，最後雲霧撥開，好多船出現，就是給人這個感覺。道森說，如果我們不來的話，我們家也沒了。這個故事跟我們的主旋律是最接近的。」
《敦刻爾克》的主旋律，純粹是小人物的。
歷史上，英國首相丘吉爾沒有來到敦刻爾克，諾蘭的電影里完全不出現丘吉爾。「我們希望以當時在現場的人的視角來講故事」，這也是諾蘭追求的「真實」，「他們可不是能和丘吉爾直接交流的人」。相應地，片中也沒有出現希特勒。
「我覺得諾蘭很顯然是想突破，」影評人、電影學者周黎明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戰爭片的傳統手法，「1962年的二戰電影《最長的一天》，全景式地再現希特勒那邊在想什麼，盟軍這邊在想什麼。這種手法以前拍了很多影片，其中也有很不錯的影片。」
諾蘭的《敦刻爾克》則把作戰室里的指揮策劃場景全部刪去，開場不交待歷史背景，結尾也不交代傷亡人數。
「他想呈現普通士兵，不管是在海灘上，來到一艘船上，還是在空中，他得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周黎明分析，「你不知道天上飛的飛機是敵軍的，還是我方的，只能憑著聲音來判斷。所有這些都在充分營造一種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東西。」
敦刻爾克撤退行動結束後，丘吉爾發表著名演講。2004年BBC《敦刻爾克》紀錄片結尾，使用了丘吉爾的廣播原聲。諾蘭的電影里，則是兩個英國士兵在火車的報紙上讀到了演講稿。
「我覺得這是非常刻意的一種手法。」周黎明想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那篇演講也很有名，但是在2012年的傳記電影《林肯》里，導演斯皮爾伯格就是不讓林肯說這一段，而是讓兩個士兵背誦這一段演講，」周黎明說，「我覺得這就是編導意識的一種體現，也許這兩位導演認為，歷史是普通人創造的，不是一個大人物創造的。」
諾蘭喜歡收集各種表，也喜歡在電影敘事中把時間打破重組，周黎明覺得他對時間的迷戀,是「發自內心的」。
2、「你相信相對論么？」
放棄傳統戰爭片的全景式敘述，可能會讓影片「見樹不見林」。
「我想在整部電影中保持人類的視角，只看電影中的角色所看到的。」諾蘭說，「但是對於那些不知道這個故事的人，我需要建立全局。我的方式是分出多個視角。」
電影中的視角有三個：從陸地出發的普通士兵、在海上救援的平民、戰鬥在空中的飛行員。「因為交叉剪輯，他們會幫助觀眾更好地了解整個故事。」諾蘭說，「從陸地、海上、空中，不同角度看待大撤退，構建撤退行動的大局。」周黎明稱之為「普通人的全景式」。
引起廣泛討論的是，諾蘭電影里的三個視角，時間跨度各不相同：陸地故事跨越一個星期，海上故事發生在這個星期的某一天，空中故事則發生在這一天的某一個小時。
把這三個故事交叉剪輯在一起，排列出的時間順序非常奇特：陸地第一天的故事，接著海上第N天早上的故事，再接空中第N天X點的故事，然後接陸地第二天的故事，如此交叉推進。
諾蘭向來以獨特的敘事技巧而聞名。這不局限於他的科幻電影《盜夢空間》和《星際穿越》，在非科幻片中，他也打破常規的線性敘事，其中的代表作，是懸疑片《記憶碎片》。
如果用從1到10來表示一個故事的正常時間順序，《記憶碎片》的時間順序則是從10到1，主角處在10的時間點上進行這個倒敘。這樣做的效果是，觀眾必須看到電影結尾，也就是故事的開頭，才能完全弄清前因後果，整個觀影過程充滿懸念。
《敦刻爾克》的敘事技巧與此類似，陸地故事大部分發生在海上和空中故事之前，卻被剪輯到它們之後，需要觀眾看電影時自行梳理。
歷史上，撤退的陸軍與幫忙掩護的空軍，就因為信息不對等產生過誤會。當時英國空軍每天出動兩百多架次，阻擊德軍轟炸機，然而大部分撤退的陸軍看不到高空的戰鬥。電影中，一位陸軍士兵在一輪轟炸後叫罵：「該死的英國空軍去哪了！」
「由於不了解情況，陸軍中甚至對空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憤怒情緒，有些部隊在多佛和泰晤士河港口登陸時，還侮辱了穿著空軍制服的人。」丘吉爾事後回憶。
影片中，三條視角曾有過兩次交匯：第一次，飛行員目睹三艘軍艦被德機擊沉，而士兵就在艦中；第二次，平民在遊艇上看到飛行員擊落德機。影片進行到四分之三左右時，落海的士兵、飛行員被平民搭救，三個視角交匯在一起。
「我覺得諾蘭對時間的那種迷戀，一定是發自內心的，」周黎明說，「因為如果是純粹為了炫技的話，不可能從20年前開始炫，炫到現在。」2017年8月22日，周黎明主持了諾蘭的對談活動，他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相信相對論么？」
諾蘭的回答印證了周黎明的推測：「我相信相對論。電影敘述故事和時間之間的關係是我非常感興趣的，我所有的電影都希望讓觀眾能夠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能思考和感受一下時間的概念。」
「現在的戰爭片裡面，真正在藝術上有這樣追求的不多，我一個手指都數得出來。」周黎明提到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倫斯·馬力克的《細細的紅線》。
《拯救大兵瑞恩》上映時，曾受到美國大牌編劇威廉·戈德曼的批評。「他說完全不符合編劇法則，一個士兵要死的話，前面是要有鋪墊的，他一槍被打死了，我們對他覺得無感。」周黎明回憶，「但是我們看完電影覺得是震撼的。這就是當時斯皮爾伯格偉大的地方。也許這個劇本交給另外一個導演拍出來可能沒法看了，因為這個劇本不符合規矩的。」
「《細細的紅線》藝術上走得比《敦刻爾克》還遠，所以票房更慘。《細細的紅線》的導演很牛，但他在商業上從來沒成功過。」周黎明說，「世界上賣得最好的電影《阿凡達》《泰坦尼克號》，兩部影片的導演表現都很厲害，但是所有人都說劇本寫得不怎麼樣，故事簡單。它們為什麼賣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故事很簡單。」
3、死也好活也好，你只知道一點點
傳統二戰電影中，通常會表現某個軍人遠在家鄉的妻兒。諾蘭在《敦刻爾克》中沒有這麼做，甚至片中的主要角色沒有一個女性。「重要原因是，這個事件的親歷者絕大部分都是男性。」諾蘭說，「如果加入感情戲的話可能會比較假。」
「寫戰爭戲，你告訴大家主角以前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對他的犧牲會很有感覺，會同情他。」周黎明分析，「諾蘭刻意不想讓你知道。死的也好，活的也好，就像真實的戰場上一樣，你剛好知道這麼一點點。」
《細細的紅線》導演泰倫斯·馬力克認為：自《西線無戰事》以來，戰爭片所講的，無非是「戰爭把人變成動物」。戰爭片通常用大量的血腥鏡頭表現這一主題。
諾蘭的《敦刻爾克》沒有這樣做：「像《拯救大兵瑞恩》裡面的那種血腥的畫面，有的時候你不敢看銀幕。但是我這部電影希望你一直想看著銀幕，所以我想實現另外一種形式的緊張感。」周黎明估計，《敦刻爾克》的票房趕不上《血戰鋼鋸嶺》：「因為它不煽情，顯得比較高冷。」
導演諾蘭身兼編劇，拍電影前做了很多考據功課，但是影片中的人物除了丘吉爾，全都是虛構的。「我不想讓虛構的人物和真實的人物在一起互動，所以現在這樣讓我有更大的自由去創作。」諾蘭解釋。
「我覺得他不想把裡面的人物做成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周黎明認為，《敦刻爾克》的人物塑造，有點像諾蘭的偶像庫布里克導演在《2001太空漫遊》中的做法，「一個常規的電影，人物、故事是最重要的，只有在《2001太空漫遊》這樣的電影里，常規最重要的元素被降低了，常規次要的元素，比如畫面，有音樂、音效，把它放大了。」
諾蘭收集各種各樣的表，《敦刻爾克》的配樂，不是傳統戰爭片常用的交響樂，而是他一塊懷錶的聲音。「懷錶的聲音是音效，他把音效用作配樂，我覺得也是諾蘭才這樣做的。表面上聽起來很單調，他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一直好像螺旋在轉，螺旋式上升在轉。」周黎明說，「人物實際上因此淡化了。在我的直觀印象，片中人物的重要性連音樂都不如。在這樣一個事件裡面，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隨時像螞蟻一樣被碾死掉。」
諾蘭拍片時，最初一度不想要劇本，臨場發揮。2017年7月出版《敦刻爾克》劇本時，諾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談話錄，標題概括了他對戰爭的理解——《讓命運無常》。
諾蘭在過去的電影中塑造過一些成功的「反英雄」形象（《失眠症》《黑暗騎士》），在《敦刻爾克》中，撤退中的士兵也表現出種種自私和怯懦。碼頭上，一位英國士兵問長官，是否讓法國士兵上船。「丘吉爾首相公開說過，英法軍人要並肩撤退。」「那他私下怎麼說的？」「自己人先走。」長官回答。
影片最後，最後一批英國軍人撤離，長官卻自願留了下來：「我要跟法國戰士們在一起。」
「最終在戰爭中發生的事情是非常隨機的，非邏輯的。所以我會尊重這種人類尋求生存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諾蘭回答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人類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他們的集體行動可以實現非常偉大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