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時期的臨清到底有多牛?!
朱棣重新疏通會通河後,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陸要衝,臨清也隨之成為漕舟必經之地,商品經濟迅速繁榮。據記載,明朝永樂年間,臨清晉入全國33座有名的商業城市之列。
到明朝隆慶、萬曆年間(1567-1620年),臨清進入鼎盛期,其繁華程度,不僅大大超過與其平級的州城,也超過府城,甚至在北方的省城中也是十分罕見的,成為當時名聞全國的北方最大的商業都會。
到明末,臨清城有百萬人口,其中土著人約10萬,堪稱是超級商業大都會。在明末15大城市中,臨清排在第十二位。
據記載,明代臨清城內店鋪的數量至少在六百家之上,如果再加上各種類型的作坊店鋪、市集商販,臨清極盛時期的大小商業店鋪當超過千家。這時的臨清,不僅是地方市場的中心,而且也和全國各地區域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繫,成為聯結南北各大經濟區域的樞紐城市,「臨清為南北都會,萃四方貨物……東南紈綺,西北裘褐,皆萃於此。」可見,臨清當時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均異常發達。
清代臨清商業的發展超過了明代,原有的商業有了新的發展,南北貨的數量和種類都超過了明代。
到清朝乾隆年間,臨清城內糧食市場有六七處,糧食店鋪多達百餘家,年交易量達500萬至1000萬石之多,成為山東乃至華北最大的糧食貿易中心。
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商業經濟的發展並不受待見。重農抑商的思想總是佔據著主導地位。明清時期也不例外。
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尤其如此。他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意思是說,要通過徵稅,限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在他一手疏通的京杭大運河上,徵稅關卡林立:「臨清至東昌僅百里,東昌至張秋止90里,張秋至濟寧僅二百里,層關疊征。」
這就有了臨清運河鈔關。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按陳濟上疏說:「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大運河沿線城市),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意思是說,在這些地方,往來都城的商品比以前多了幾倍,應該派遣專人進行監督,按年進行定額納稅。
朱棣採納了這個意見。但到其孫子朱瞻基繼位後,隨著軍費及皇室費用的增加,明朝宣德四年開始設鈔關徵稅。於是,千里大運河上共設了七處鈔關,從南往北依次為:杭州、滸墅、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崇文門。這七處鈔關與設在長江上的九江鈔關合稱為運河八大鈔關。
其中,地位最突出的便是臨清鈔關。
臨清鈔關設立得最早,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設立。明朝宣德十年,朝廷將臨清鈔關升為戶部(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榷稅分司。這時的臨清鈔關,佔地達四萬多平方米,內有廳堂、有倉庫、有巡欄舍等,建築規模龐大。在明代,臨清鈔關通常的「人員編製」為278人,在當時堪稱是「超級」機關單位了。
臨清鈔關徵稅最多。臨清鈔關建立之後,給商船帶來沉重負擔,卻給國家帶來了巨大財富。明朝中前期,每年徵稅摺合白銀40000兩,到明朝萬曆年間,臨清鈔關居全國八大鈔關之首,通常佔全國稅收的1/4。其中,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臨清鈔關徵稅83000多兩,而當年山東省稅收只有8860兩,僅是臨清鈔關的1/10稍多。這也足見臨清運河鈔關在全國稅收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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