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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實現歷史前進的工具

中國歷史一直是抑制商人參與政治的,而引領社會的是士,即一群學術文化人士,中國本質是精神引領社會,而不是物質引領社會。這一點,只要稍懂歷史的人就知道,中國漢朝開始就懂得這個道理,並持續幾千年,到清末一直是精神文化引領社會,而不是物質引領社會。歷史評說是重農抑商,這裡的抑制的商是只靠貿易交換髮財致富的人,而不是工業生產者創造者。可以這麼理解,相反,中國歷史歷來就不限制工業創造者,發明創造是社會公益的,而不重視個人專利權,僅僅抑制的靠交換貿易或是壟斷式發財致富,這一點本質就是拒絕兩極分化,使社會儘力趨於公平。

我們的歷史並不是不重視物質,僅僅是充分認識物質是基礎,文化是生命。這一點對當今世界的中國無疑有啟示,商人的本質是為社會創造財富,財富本身屬於社會。商人本質是人,而不是動物,人就有群體性社會性,抑制商人是不對的,抑制的是奸商,鼓勵的應該是正商,是商人回歸正道。一部分商人,僅僅是商人,是不適合政治的,政治本質是一件公益事,為大眾服務,商人僅僅是社會一部分,象某些式的商人就僅僅是商人,那是不適合政治的,而是應該適度抑制。馬雲這樣的商人,就應該提倡。為何呢?馬雲一句話說得很好:如果國家需要,我隨時會把支付寶獻給國家,這不是氣話。馬雲這話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是的,只要國家需要,我馬雲的就是國家的,拿去就是。如真正如此,中國社會需要馬雲這樣深明大義的資本,私人資本是補國家社會的不足。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文化產生的商人說的話。

商人個人的財富雖然有個人的努力與奮鬥,但終究是脫離不了這個社會,換句話來說,商人的財富來於社會,當與社會要求一致,當一個人的利益已經違背大多數人的利益,背離民族國家利益了,那麼,這個商人的利益是否有存在的意義?我們都可以思考。鄧小平說:先富帶後富。從本質看不僅僅是良好願望,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不可能不明白這樣的道理:人性本就複雜,先富帶後富不可能僅僅留余口號就可能自覺自愿的實現;我們社會有這樣深明大義的人,但並不是每一個人,而更多是許多富者利用資源,變得更富,從未考慮國家政策、別人或是社會對他的先富的貢獻,一味誇大個人的努力。這就需要從政策上法律上主動式先富帶後富。對於資本,資本逐利沒錯,但資本是社會的資本,不能夠變成動物性的資本,這就失去資本本身存在的社會意義。更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

因此,制度在這個理性的社會,就是實現歷史前進的工具。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那僅僅是資本在西方資本主義下無疑是存在問題的,已經是社會的障礙,成為剝削人的工具,而不是造福人群的工具,失去存在的道義,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成為歷史的必然。這種資本的消滅是理所當然的,革命也就風起雲湧。我們也當考慮到,在民族存在的前提下,民族資本的打拚不僅僅是個人的事,也是民族自身的事情,這一點當今的各種貿易保護,貿易爭端就是一個明證。資本本身就依附於民族,是為民族服務的。因此,制度設立,民族內當消解利益集團的存在,消解資本只為資本自己考慮,而失去社會的道義。

我們先中國歷史看,從漢王朝開始雖然是以士為社會精神,但是,一旦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嚴重,加之政治本身腐敗時,王朝更替就提上社會的議事日程,老百姓就會造反。有人說中國社會很少革命,多得是造反,這是有道理的。為什麼?中國政治文化的架構與經濟的發展水平不需要革命,而需要的是造反,造反是由合理走向不合理,造反就是要回歸合理。

政治上,雖然有一個君王,但是政府人員基本來與民間科舉制的白衣之士組成;經濟上,個體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國家土地所有制,重要如鹽鐵國家專賣等為主體,國家輕徭薄賦,抑制豪強,國家由一級一級官吏管理,以貿易為主的商人得以抑制,甚至抑制商人參政,工業發達,這些本質看不易兩極分化,社會就和諧穩定。經濟上的表現最典型突出的莫過於每一個王朝的建立之初,後只來者一旦不注意這一問題,才會積累矛盾而導致王朝更替。文化上,以修身為主的文化成為主流,使社會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理由。社會的風俗文化從來是以文化引領,而不是經濟引領,經濟是必不可少的基礎。這是積極方面說。

有人說,正是中國歷史抑制資本的發展,使得中國不能發展資本主義,近代中國才落伍了,這個是沒全面看問題,我們祖先的地理環境與西方不一樣,同時的思維側重點與西方人繼承的不一樣,重於人而不是重於物。文化也不一樣,傳承幾千年是生生和諧為其精神內質,已是註定不可能如西方私人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不僅現實是沒必要的,文化上也沒存在的基礎,資本主義在中國失去產生的地理、心理、文化等基礎。就是改革開放,也是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得以成功,即或如此,也是矛盾重重,破壞了大方向的社會和諧,兩極分化的消除是我們國家長期的戰略,而不是一個臨時的策略,這成為現實。從多方面看,制度僅僅是國家人民歷史和諧發展的需要如何選擇而已,私有制公有制不值得糾結。

看看現代西方國家,沒有一個純粹的私有制,或純粹的公有制的資本主義,到底是公有制多一點,還是私有制多一點,重要是看社會的穩定而言,雖然其根本目的是保護私人財產,從而保護大資本家的既得利益。但總體看,為了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在制度上痛苦選擇、走鋼絲。甚至可以這麼說,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身也有許多社會主義成分,這也是現實。

今天,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文化傳統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私有制、公有制糾結,實是不明智之舉。我們該糾結的是如何避免在改革開放中或說在摸石頭過河的歷史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政治的綁架,從而與國際的野心家和敵對者相互勾結綁架我們的社會,形成新的動亂之源。消除這一點,我們的深刻理解制度僅僅是歷史前進的工具,私有制、公有制僅僅是實現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工具,而這一點,我們的社會必須有明確引領。大力發展基礎,使經濟達一個新的水平,為消除國際消極的政治經濟秩序為文化開路,也為文化打下堅實基礎,也才能消除西方文化的弊端,發揚中國文化的優點,拋棄缺點。

總之,制度僅僅是歷史前進的工具,僅僅是實現人民利益的的選擇,如何選擇,是社會發展需要,政治本質在中國歷史看應該是一個公益的工具。正如我在2012年6月就在《實行私有制、公有制到底由什麼規定?》明確地提出:私有制、公有制誰都不是罪惡之身。制度僅僅是人們實現合符歷史現實生產力水平利益的手段的反應,只有當生產方式、交換髮展到一定程度時,即資本主義私有制排斥協作、分工,排斥生產力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才需要改變,才成為罪惡,私有制才成為公有制批判的對象,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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