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訪談錄：科學哲學家群星閃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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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熊衛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答：范岱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引 言

范岱年先生是著名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翻譯家。1926年生於浙江上虞，1948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隨即考上該系研究生，並加入中共地下黨。1949年5月，到杭州軍管會工作。1952年9月調入北京，歷任中國科學院《科學通報》編輯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副社長、副主編、主編等職。他主要研究科學哲學和美國科技史，譯校過恩格斯、愛因斯坦、海森伯的哲學論著，譯校了物理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科學、哲學、社會和歷史》等，與許良英合著有《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合作編譯有《愛因斯坦文集》。雖長年身處逆境，他仍筆耕不輟，成了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新學科的引入者、開創者和守門人，並對全國性的啟蒙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范岱年教授不僅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創立了「自然辯證法」這個學科，還於七八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了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新學科，成為了科學哲學在中國的老一輩領軍人物。在本訪談中，他介紹了他和庫恩、費耶阿本德、科恩等西方科學哲學家接觸，引入科學哲學的過程。他還介紹了自己與洪謙、江天驥、邱仁宗、張華夏、龔育之、許良英、戈革、董光璧等中國的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的交往，為中國科學哲學、科學史學的學科史研究留下了重要資料。

| 西方科學哲學家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范先生，您不但見證了自然辯證法這個學科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還是科學哲學這個學科進入中國的主要引介人之一。請談談您跟西方主要的科學哲學家的接觸。

范岱年（以下簡稱范）：我見到的第一個主要的西方科學哲學家是費耶阿本德。那是1979年的事，杜維明陪我去的，我們和費耶阿本德一起吃了頓飯。當時文革剛結束，我對「四人幫」批相對論等很反感。我跟費耶阿本德講了「四人幫」批相對論的事，結果他反問相對論為什麼不可以批？

熊：呵呵，話不投機啊。他有沒有在論著中引述過您跟他講的事例？他覺得科學太強勢了，應該被批判，包括被政治所批判、所干涉。他還曾為李森科辯護。

范：美國有各種各樣的思想。當時還有一個左派雜誌叫做《科學為人民》，很左的。那個雜誌我還拿了幾份。另外，我在哈佛聽過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日本歷史學家的一次講演，他認為過去的歷史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應該完全重寫。伯克利是很自由化的地方，有很多離經叛道的、顛覆性的觀點，而哈佛很正統，所以像庫恩這樣的人，回不了哈佛哲學系。席文要回哈佛也回不去——他可能是人緣不好，得罪了一些人。

熊：聽說席文的博士生很難畢業？

范：可能是，他這個人怪怪的。在美國很多人開車，他不開車，坐地鐵上班，他可能眼睛有毛病。他很用功，有一次到中國來，到中醫研究院圖書館查閱資料。我覺得他資料掌握得很多，但他對中國人的一些基本精神，比如中國的儒家傳統，並沒有掌握。

熊：文字資料跟實際情況通常有差距，特別是當代中國的，我們所看到的報告，跟實際情況差別很大。

范：在美國時，我每天都翻翻《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那上面有時候沒有中國的消息，有時候有一兩條消息，都是關於中國的壞事，中國正面的事它們從來不報道。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來自報紙和電視，所以，那些沒有來過中國的人，對中國的了解是很片面的。

熊：報紙本來就是找有新聞價值的事情來報道，而有新聞價值的通常是壞事情。

范：我的那些外甥女一到中國來，就覺得與她們想像的不一樣。她們以前把中國看得很落後，到北京後，一看大樓，比華盛頓的還高呢。

熊：在美國時，您有沒有跟庫恩接觸呢？

范：有。1990年夏天，科恩在普羅維登斯租了一套房子避暑，讓我也坐船過去，到那兒住一個禮拜。庫恩的父親很有錢，在那兒買了一所房子，庫恩有三個兄弟姐妹，輪流去住。我們去的時候，庫恩夫婦正好也在那兒，我們還一起吃過晚飯。我跟科恩接觸比較多。紀樹立、金吾倫跟庫恩接觸較多。

熊：金吾倫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譯後記里講到庫恩去看他。

范：他跟庫恩交往比較多，我跟科恩關係很密切。1990年庫恩的那次生日會我也參加了，慶祝他生日。

熊：您對庫恩的印象如何？

范：他這個人很靦腆。1990年，紀樹立組織我們幾個在波士頓的中國學者搞學術討論，大家輪流講，我講梁啟超，紀樹立講什麼我記不得了。有一次請庫恩講，庫恩很緊張，為了準備這個講演，他一個禮拜都沒有休息好。他不願意一個人來講，還讓科恩陪他。講完以後，他還要緊張一個禮拜。其實我們也就是隨便講講，而他很當一回事。他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後，受到很多批評，大概因此變得很緊張。

熊：在西方，比如說在美國，他的學術地位到底究竟如何？

范：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他不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么，後來想回母校，但哈佛沒有要他——哈佛的哲學系沒有讓他回去，他也沒有到哈佛科學史系去。他就改到MIT做教授。在哈佛的主要是那些搞分析哲學的人，譬如蒯因，他是美國文理學院的院士。當然，庫恩也有他的地位，他在美國科學哲學學會、科學史學會都當過主席。但是，也有一批人排斥他。我在波士頓大學聽課，有一個叫希孟尼(Shimony)的教授，是學物理出身的，也搞科學哲學，他上課就批判庫恩。好多人都批評庫恩，但他的影響還是非常大，因為他提出常規科學、科學革命、不可通約性、科學共同體等概念，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科學的發展，很多物理學家覺得物理學發展是這麼一回事。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不厚，很多搞分析哲學的人就扣字眼跟他較真：你說不可通約，可科學還是有繼承性什麼的。

科恩對我影響很深。他在國際科學哲學界很有威望。《科學家傳記》中「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條目是請他寫的，他引了很多文獻，寫得很好，這表明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他希望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間駕起橋樑，胸襟是很開闊的。1988年我去美國是他邀請的。波士頓大學有一個科學哲學論壇，每禮拜一次，請一個人講，然後吃一頓飯。吃飯是自己掏錢。科恩對我們中國的訪問學者很客氣，不讓我交錢，仍讓我經常參加。回國之後，我一直和他交往，好幾次我們中國的科學哲學會議我都請他當學術委員會主席，會議總結也請他來做。

進入21世紀後，我經常住美國——主要待在紐約，有時候到波士頓去看看科恩。有一次科恩送了我兩本他們新出的關於尼採的文集，並說「你要看哦」。我就拿回來看。為了介紹這本書，2002年，我寫了一篇關於尼採的文章。［1］這篇書評出來後，許良英說：「尼采是個反動哲學家，你怎麼搞他，沒意思。」他後來也批評李慎之。李慎之聽說BBC評選出的千年十大思想家裡面有馬克思和尼采，便也比較推崇尼采。許良英就寫信給李慎之，說：「你怎麼把尼采看那麼高，羅素批評過他。」許良英還是老眼光，因為希特勒推崇尼采，就說尼採的哲學是法西斯哲學。但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簡單，魯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也都很欣賞尼采，在俄國，列寧、托洛茨基也很看重尼采。

科恩晚年想把他所有的藏書（2萬餘冊）全部捐給中國。他跟我們商量，我們說還是捐給清華吧。後來清華圖書館派了兩個人到他那裡，把書編了目再運回來。他也有個條件，他的書很系統，他不希望將其打散。他捐的書包括波士頓科學哲學叢書、維也納科學哲學叢書等，還有很多期刊、好多畫冊。這些書要買的話，花幾百萬美元都買不下來。2007年，我發表了一篇專門文章介紹他［2］。

圖1 1992年，戈革、科恩、李佩珊、范岱年在許良英家

熊：尼採的作品不少，不同的人能讀到不同的東西。一方面，他確實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他的學說為法西斯所用也確有其事。

范：現在對尼采研究很多。我讀了尼採的文集後，覺得他有一個思想還是很好的，就是不要迷信科學，雖然科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迷信它。科學經常運用還原論（簡化論），而尼采說什麼原子、電子，都是謊言，把自然數學化後，它跟真實有距離。科學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不要唯科學主義。他是批科學主義的。那個時候吳國盛等人批科學主義，龔育之、何祚庥捍衛科學主義。我後來就介紹了尼採的觀點，說唯科學主義是應該批的。

圖2 2002年，范岱年、吳國盛攝於千島湖

在紐約期間，我還結識了一個叫巴比希(B.Babich)的女哲學家，她在紐約福德姆大學工作，學校離我們家很近。那本關於尼採的文集是她編的。她丈夫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的侄子。斯特朗到過延安，跟毛主席也有來往，她的墓在八寶山，我還拍了張照給她侄子。巴比希後來又編了一本關於詮釋學科學哲學的文集。希倫是她的老師，在華盛頓大學當副校長，後來我與他聯繫，他把他的書都送給我。200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希倫的科學哲學。我先是研究庫恩的歷史學派，然後研究波普爾，然後又回來研究洪謙和邏輯經驗論，再研究尼采，介紹希倫時我又搞了搞詮釋學、現象學的科學哲學。

熊：希倫在中國的影響小點。

范：大概是我第一個向中國介紹希倫的，也沒有多大影響，現在有幾個碩士生、博士生在研究他，但是他的書也沒有翻譯出來。

熊：重要的是得到教科書編撰者的注意，有教科書介紹其思想。我之所以知道庫恩，是因為看了江天驥的《科學哲學導論》里的介紹，然後再根據這個線索再去找庫恩的原文來讀。我對教科書介紹過的那幾位科學哲學家，像波普爾、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印象很深，別的人了解的就少了。所以說，不僅要有好的想法，還要好的想法被編進教科書里。

范：你說的這幾個人是科學哲學的標誌性的人物。而希倫和羅伯特·科恩這些人沒有進入教科書，因為他們的著作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熊：您接觸過波普爾、拉卡托斯沒有呢？

范：我沒有見過波普爾本人，查汝強有一次到倫敦去見過他。大概見過波普爾的中國同行就是查汝強了。哦，洪謙可能也見過他。但我在希臘開會的時候見過波普爾的學生沃特金斯和穆斯格雷夫。

熊：那您見過索羅斯本人沒有？

范：見過，因為那次在武漢召開的波普爾會議。在北京飯店見的，因為股市突然出了問題，他後來沒有去武漢。

熊：那您有沒有機會見到拉卡托斯呢？

范：拉卡托斯死得早。那次我到希臘開會時，拉卡托斯已經死了。他很聰明。

熊：是啊，在那四個人裡面，我覺得他的理論最精緻。

范：他好像是從匈牙利去的，波普爾跟庫恩爭論時他很活躍，但是不久後他就去世了。

| 洪謙

熊：中國最早的科學哲學家是不是洪謙？

范：王星拱比他還早［3］。但洪謙是最早介紹維也納學派哲學的。1991年回國後，我常去看洪謙，跟他交往比較多。科學哲學的發展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維也納學派很大的影響。洪謙是維也納學派領袖石里克的學生，石里克被刺殺後，他回到中國，宣傳介紹維也納哲學。那時候他很活躍，還跟馮友蘭辯論。他寫的文章後來變成一本小冊子——《維也納學派哲學》。

1949年後，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論被說成是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哲學。洪謙本來是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他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教研室的主任，但不能再教維也納學派的哲學，也基本不能帶學生了，所以他就編了幾套哲學史的文獻，古希臘、古羅馬、法國、德國的哲學。對邏輯經驗論他也有介紹，但那是作為批判材料介紹的。他一直很受壓，許良英對他也不尊重，1956年搞自然辯證法十二年規劃時，根本就沒有提到維也納學派，這是那個規劃的一個大缺點。當時主張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自然科學，還說要總結，其實並沒有總結什麼。

改革開放以後，洪謙是哲學所的學術委員，我也是學術委員。那時候我正好翻譯了貝爾的《當代西方社會科學》這本書。這本書很有趣，把二十世紀前六十幾年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成就列了一個表，總共六十二項。中國就一項，毛澤東的「農民和游擊隊組織與政府」。蘇聯有兩項，列寧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還有蘇聯的計劃經濟。維也納學派哲學是一項。有一次，我在哲學所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介紹了這些情況，說維也納學派哲學是二十世紀重大哲學社會科學成就之一。洪謙很高興，過來和我握手。後來我們在《通訊》上介紹馬赫等，洪謙也很高興。我們對洪謙一直很尊重。

在美國時候我跟洪謙通信，洪謙在一封信中說，回來一點自由都沒有，勸我不要回來。後來我還是回來了。回來了我經常到他家去，他就把他的全部稿件，發表和沒有發表的英文、德文原稿都給我。

圖3 1990年代初，范岱年和洪謙

1992年洪謙去世。我跟梁存秀、胡文耕很快就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很長的一篇有關他的評傳。這時他的學生高宣揚在香港編輯出版了洪謙的一個文集［4］，不全，後來我跟梁存秀就把他的博士論文請人翻譯了，編輯出版了一個更完整的文集［5］。我們編的這本文集，除了洪謙早年那本《維也納學派哲學》［6］，其餘的都收集了。那本書商務印書館已經出單印本了，所以我就把那本除外，其它的文章都有了。後來北大又要出一個《洪謙選集》［7］，他的學生韓林合把我這本書拿去，再加上維也納學派哲學，另外又加了一兩篇文章，出了這本選集，其實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梁存秀以前做的。

熊：洪謙是國內對哲學很有研究，研究非常深的人，一輩子的作品也就這麼一點文章。

范：他到晚年還想再寫幾篇文章。1991年香港的周柏喬寫了一篇文章［8］，是對洪謙的評價。洪謙看了非常高興，說：「我還有很多文章要寫。」結果沒有來得及寫就去世了。

熊：德國海德格爾等人一輩子出了多少書啊？而洪謙……

范：洪謙1945年出了一本《維也納學派哲學》，解放後他就基本不寫文章了。在我們給他出的那本文集中，有一篇他解放後的文章沒有收錄——1955年他批判卡爾納普的文章，迫於政治壓力，違心地給卡爾納普扣了一些政治帽子。後來他跟我講，這篇文章不要收。所以我們就沒有收。有一本西方哲學史，汪子嵩等在解放初編的，編者中本來是有洪潛（即洪謙）的名字的，1972年再版時［9］，去掉了洪潛。

熊：為什麼把他的名字去掉？

范：可能也是後來洪謙不願意加進去。這裡對邏輯經驗論是怎麼講的？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為美帝國主義效勞的。洪謙肯定不願意將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1957年鳴放的時候洪謙寫了一篇文章「不要害怕唯心主義」，這篇文章我也沒有收。本來是要收的，洪謙的夫人反對。當時洪謙已經去世了，洪師母說這篇文章不要收，她怕出事。後來韓林合編的時候，他就把這篇文章編了進去。1957年，哲學界有四個人受批判，金岳霖、洪謙、賀麟，還有一個人可能是鄭昕。他們雖然沒被劃成右派，但也都挨了批，後來洪謙就嚇得一個字都不敢寫了。

熊：「批而不劃」？是不是他夫人看了這篇文章心有餘悸，過了幾十年還害怕，所以就不主張收了？

范：洪謙在改革開放以後變得很活躍。他一到英國、奧地利就可以講話了，心情非常舒暢，在國內他覺得很壓抑。

熊：思想改造對馮友蘭、金岳霖影響很大，使他們的思想有實質性的改變。洪謙有沒有這種情況？

范：洪謙的思想變得少，不像馮友蘭、金岳霖。最近我讀了戴晴寫的張東蓀傳，裡面有一個場景：思想改造的時候，金岳霖去看望馮友蘭，說馮的問題很嚴重。馮說我問題嚴重。然後二人抱頭痛哭［10］。金岳霖他們對毛澤東很佩服，佩服他真是把天下打下來了。當時他們還覺得歷史唯物論不錯。

熊：他們覺得毛很偉大，毛讓他們改造，他們覺得自己跟毛不一樣，就真的改了？

范：張東蓀好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所以1949年政協開會，他沒有投毛澤東的票。另外是在政治上，他是希望跟美國建立關係，他反對「一面倒」。後來，他們全家因為那一張反對票而遭受沉重打擊。1973年，張東蓀去世。臨死之前，他說，「我還是對的」。戴晴那本書沒明說，他是講自己哪裡對了。是不要「一面倒」，要跟美國搞好關係對了，還是沒有投毛澤東的票對了？張是有點獨立思想的。

洪謙是張東蓀晚年在朗潤園住時一直「敢」跟他來往的少數人之一，不時過來「一起談談哲學」。反右以後，他就是不吭聲，文章也不寫了，專門搞資料，編邏輯經驗論文集，作為「批判材料」。他也不說話，只是翻譯出來放在那裡。改革開放以後他就開始寫文章了。

熊：您覺得他的水平到底怎麼樣？比如說可以跟石里克等維也納學派裡面的人可以相提並論嗎？

范：有些人還不承認他是維也納學派正式成員呢。當時他還是個學生，跟那些著名哲學家當然沒法比。他的博士論文是《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問題》，他說這篇文章還給海森伯看過。我讀過這篇文章，沒能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洪謙的作用在這裡：他回國以後介紹維也納學派哲學，接著他寫文章，而且還跟馮友蘭辯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回來就寫了一本《維也納學派哲學》，風頭很盛的。當時國際上出了兩本談維也納學派的書，一本是英國艾耶爾的《語言、真理和邏輯》，長期被國際上作為邏輯經驗論的基本教材；另一本就是洪謙的《維也納學派哲學》，它於1945年出版，到解放以後就不讓印了（直到1989年才重新出版），其影響有限。你想想，1945年到1949年，有幾個人看哲學呢？

熊：您覺得他這個人看問題敏銳、深刻嗎？

范：他本來是一個左派，他在抗戰勝利後去英國訪問，還跟共產黨員王炳南等很熟，他在英國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國民黨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知道了讓他回來。那個時候他是親共的，解放後王炳南還曾經想讓他到外交部去呢。但是他不願意當官。是這樣一個情況，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確實覺得國民黨腐敗，同情共產黨。解放後他想搞邏輯經驗論，可邏輯經驗論被稱作是反動的，那個時候他心裡是很壓抑的。所以說思想改造時，在知識分子中他應該是偏左的。他以前可能比金岳霖，馮友蘭更左一點。

熊：到七八十年代呢？

范：英國搞一個中英暑期哲學學院，請他當名譽院長。此學院每年在中國請幾位英國有名的哲學家來上一個月課，用英文講，用英文教材，講完以後讓同學用英文寫心得，成績最好的到英國去訪問幾個月。我當時很鼓勵我的學生去，等於是留一次學，完全用英國的方式上課討論，成績好還可以出去一趟。後來澳大利亞也參加了，美國也參加，現在變成中英澳美暑期學院。

英國人搞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呢？他們想用英國的分析哲學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英國人的代表很明確地說出了這個意思，就是要用英國人的經驗論的、分析的、理性的精神來影響中國人。

洪謙晚年重訪歐洲，回來後寫了一篇文章，對邏輯經驗論作了反思。他覺得邏輯經驗論哲學不具備完整的體系，它只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沒有倫理學和美學。康德哲學包含三部分：純粹理性批判是認識論，實踐理性批判是講倫理學，判斷力批判是講美學，一共三個方面。邏輯經驗論只有認識論，所以這個哲學是不完整的。他說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是認識論，但是它有歷史唯物論，有價值觀——共產主義。所以，洪謙晚年有這個想法，他覺得分析哲學是不夠的。

熊：我覺得分析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是消滅了傳統的哲學。傳統哲學關注的很多問題它都不關心了。它提出取消形而上學。

范：它強調認識的真假，不考慮實踐、善惡這些問題。後來的邏輯經驗論者也有搞倫理學的，不過這個學派的主要精力不放在倫理上面。洪謙還有一個體會，他說中國沒有分析哲學的土壤。

熊：是啊。分析哲學是十分較真的。

范：而中國人會說，你何必那麼較真呢？

熊：傳統中國沒有真理的觀念，是非觀也不十分強。

范：不像分析哲學，一個一個概念死摳。

熊：所以許良英先生這樣的人在中國是異類。他是非常較真的人，一真到底。

范：他喜歡跟人辯論。他跟王若水也要辯，跟李慎之也要辯，王若水認為馬克思主義有人道主義，他就說馬克思主義裡面沒有人道主義。謝韜等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許良英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1991年回來，1992年碰到洪謙去世。1992年開了一次科學哲學的國際會議，主題是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和反實在論，臨時加了紀念洪謙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科恩的「憶洪謙」，另一篇是我在那個會議上關於洪謙生平的發言。

熊：您覺得洪謙很值得紀念嗎？

范：英國、奧地利對他都很重視，不管怎麼樣他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那時候英中暑期哲學學院請他當名譽校長。

熊：您說的國際會議是指中國召開的科學哲學會議？

范：是國際科學哲學大會資助的，在我們中國召開。邱仁宗早就在籌備，後來我們臨時加了紀念洪謙的內容。

熊：正值洪謙學術盛年時，就不讓做研究，所以他的哲學貢獻也就很有限了。

范：後來1994年還專門開過一次紀念洪謙的會議，主題是「維也納學派與當代科學和哲學」，這是奧地利資助的，同時也是紀念洪謙的會。這兩個會都是國際性的會議，都用英文作為會議語言，都把科恩請來當學術委員會主任，最後會議總結什麼的都是讓科恩來做的。為什麼請他當學術委員會主任？雖然邱仁宗英文也好，但畢竟不是母語。第一次會議出了論文集——《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第二次會議文集好像沒有出來。我寫了一篇洪謙與鈕拉特的文章，後來在《學人》第七輯（1995）中發表了。

| 江天驥、邱仁宗和張華夏

熊：您跟江天驥教授熟悉嗎？

范：很熟悉，科學哲學的元老是洪謙，而江天驥也是在美國拿了科學哲學的碩士學位回來的［11］。回來以後，他一直在武漢大學教科學哲學。

熊：難怪武大的哲學系強呢。我在昆明西南聯大紀念碑上看到過江天驥的名字。他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曾在抗戰中從軍。他是不是在抗戰結束之後去留學美國的？

范：很可能是。他在解放前歸國。1949年後，洪謙主要做翻譯，基本上不教科學哲學了，而江天驥一直在教，所以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頭一個科學哲學博士點就設在他那裡。那時候國內做科學哲學的人不多，所以他的博士生答辯都讓我去。他頭一批博士生的答辯會就是我去主持的。另外，我們還在一起參加了好幾個會。

熊：我讀過他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

范：那本書還是不錯的，清晰、簡潔，沒有什麼廢話。1987年，波普爾的學生索羅斯資助武漢大學召開一次紀念波普爾的會議，讓牛頓·斯密斯（Newton Smith）和江天驥兩個人來籌辦，那次我去了，後來出了論文集Popper in China（《波普爾在中國》）。而且索羅斯有個長期計劃，這類會議兩年一次，第一次討論波普爾，第二次討論庫恩，而且想把庫恩本人也請來。結果1989年，要舉行第二次會議前，國內出事了。

熊：索羅斯來參加第一次會議了嗎？

范：索羅斯來了，都到北京了，結果收到一個電報，說股市出了問題，又臨時走了，最後沒能到武漢參加會議。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序言是索羅斯寫的，頭一篇論文是我寫的。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有一位義大利資深記者到中國來訪問，他向接待方人民日報社提出，想跟我聊聊。因為我在這篇文章中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建設開放社會，不再搞以前那種烏托邦工程，而是搞波普爾所說的漸進工程，摸著石頭過河，進步蠻大。與此同時，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像中國這麼大的、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要建設一個開放、民主的現代社會，恐怕是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現在看來，「封建」這個詞用得不太對，應該改用「專制」。因為，中國自周朝結束之後，就已經不再是封建制度，而是集權的郡縣制了。

熊：漢朝、晉朝曾經分封過諸侯，有一些封建的味道，但那只是個臨時的、短期的制度。

范：自秦漢以來，中國就是專制傳統。總的說來，歐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國的王朝很不一樣。在歐洲，教會力量很大，貴族勢力很強，均能制衡國王。而中國，帝王權力很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還能封神、封佛。回到江天驥來，他確實是個學者，好像還不是黨員，而武大也一直很尊重他，所以，他在那裡安安穩穩培養了不少科學哲學的學生。

熊：您跟他有私交嗎？

范：沒有多少私交，主要是工作上的關係。我和邱仁宗經常參加他的博士生論文答辯會，我去得更多一點。而他也經常參加我們組織的科學哲學會議。

熊：你們這幾位是中國科學哲學的元老。江天驥年齡更大一點？

范：嗯。另外，江天驥是科班出身，在國外受過正規的科學哲學訓練，而我和邱仁宗都是半途出家，我先學物理，邱先學外文，後來搞自然辯證法，再從自然辯證法改行搞科學哲學。還有個夏基松，搞科學哲學也比較早。他的碩士生蘭征後來到武大跟江天驥念博士。夏基松先在南京大學，後來又到浙江大學，但不太活躍，作品不多，也很少參加我們的科學哲學會議。相比而言，張華夏就活躍多了。他是我們的積極分子，每會必到，而且每次都願意跟人爭論。他是我的好朋友。

圖4 2002年秋，張華夏和范岱年在珠海

熊：也是最早一批做科學哲學的？

范：張華夏是解放後畢業的。畢業後，他一直在高校從事科學哲學的教學與研究。退休後的20年，他繼續對科學哲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在2015年，寫出了《科學的結構——後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探索》這部高水平的科學哲學著作，很令我敬佩。邱仁宗可能是地下黨員，後來在協和醫科大學做馬列教研室政治教員，他原來是外文系的，後來研究醫學哲學。文革前為《研究通訊》寫過好幾篇關於醫學哲學的文章。文革時，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結束後，我當自然辯證法室副主任時，就把他拉到社科院哲學所自然辯證法室。自然辯證法界，他是比較有成就的。他在協和，又和衛生部一些領導關係比較好，所以他對國內醫學方面的倫理問題很熟悉。做研究，一要有理論上的創見，一要掌握材料。邱仁宗掌握了材料，思維能力也強，外文也不錯，所以，他和國際上交流很多，他在醫學倫理、生命倫理方面的成果，很得國際同行的認可。

熊：他掌握了一些獨到的材料？

范：中國衛生界的事情他都知道。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國際交流部最早由查汝強負責，查汝強死後，改由邱仁宗負責。邱仁宗雖然年歲已高，現在仍很忙，每年都要出國多次。

圖5 1992年2月13日，邱仁宗、科恩、范岱年

| 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

熊：老的自然辯證法界跟科學哲學科班出身的人關係如何？

范：科班出身科學哲學學者沒有幾個人，就是洪謙、江天驥。至於他們的學生，因為我也搞科學哲學，所以他們論文答辯我都去了。蘭征是中國的第一個科學哲學博士，畢業後先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書，後被派到英國去做訪問學者。接著，他通過我到波士頓大學去做訪問學者。再後來，他就做生意去了。其實他要是回國，還是有學術前途的。盧風也是江天驥的博士生，大概是1991年畢業的，那時江先生在美國，他們就由張教授代帶，他們的博士論文答辯，也是我主持的。

熊：黃順基呢？

范：黃順基是許良英的學生。抗戰期間，許良英曾到桂林中學去教書，黃順基是他那時的學生。他一直在搞自然辯證法，沒有轉。

熊：劉大椿呢？

范：劉大椿是黃順基的學生。因為劉大椿是人大哲學系主任，又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委員，所以很多人都看重他。《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編委會請他當副主任委員，《通訊》有好幾位編輯是他的學生。山西大學成立科學技術哲學中心，也請他去兼職。

應當說，在全國的高校裡面，原本是武大的科學哲學專業水平最高。江先生去世後，其地位有所下降，但還是相當強的。代表人物中，桂起權原來也是搞自然辨證法的，後來轉到科學哲學。他很踏實，一直在那搞。現在當領導的是朱志方，他是江先生的博士生。武大的訓練，分析哲學的基本功是比較紮實的，因為江先生是國外回來的，他很重視科學哲學新的文獻。山西大學的科學哲學是後來興起的。

熊：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中國早期的科學哲學界，除洪謙、江天驥等少數科班出身者外，其他都是從自然辯證法轉過去的？

范：還有一些搞邏輯的，特別是搞數理邏輯的。中國有一些很不錯的邏輯學家，譬如金岳霖、沈有鼎、王浩。周禮全也很聰明，但由於一直在國內，所以成就不夠高。

熊：邏輯界也有轉到科學哲學方向去的嗎？

范：國際上有一個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會，然後它分成國際科學史學會，國際邏輯、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學會。中國邏輯學會和自然辯證法學會共同加入後者。所以上次義大利的會議，我是中國科學哲學界的特邀發言人，而周禮全的博士生王路則是中國邏輯學會的特邀發言人。邏輯學比較紮實、嚴謹，特別是數理邏輯。

| 龔育之

熊：自然辯證法本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學科。文革過後，它擴展成一個「大口袋」或學科群。與此同時，你們還跟國際接軌，從國外引入了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學科。這些學科的共同特點是，以科學、技術為研究對象，並因此而有不少相互交流。基本談完科學哲學後，我想請您再談談整個科學技術研究領域的人和事。上次我們談過於光遠了［12］。今天談談龔育之吧。您和他的交往是不是也比較多？

范：在哲學所時，他是自然辯證法組的副組長，等於是我們的領導。我編《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時，每期的最後清樣都要送他去看。他對刊物很關心，經常有具體的意見。

熊：您對他是什麼印象？

范：他比較嚴謹，不苟言笑，不像于光遠那樣親切、隨便。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的，只是感覺他比較正統。後來，我右派改正了，當了通訊雜誌社的副主編；他成了副部級幹部，先後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等職。他在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內先後任副理事長、理事長，而我是常委，有時在一起開會，吃飯時會一起聊聊天。從聊天可以看出，他讀書很多，很博學，很關心思想界的動態。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肯定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他說：「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每一個觀點，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獨特的視角、細緻的筆觸、巧妙的剪裁和歷史的沉思所吸引。」大陸在出版這本書時，把龔育之的評論放在推薦語的第一條。所以說，對於很多事情，龔育之都是知道的。

圖6 1987年，龔育之、范岱年去蘇聯參加國際科學哲學大會（攝於聖彼得堡冬宮）

他有一次跟我說，1989年以後，他閑了一陣，他就研究鄧小平的東西。後來鄧小平南巡，他寫了一本書，介紹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人民日報》社先把那本書作為學習文件發給大家，後來又把它收回了。大概官方對他一會兒相信，一會兒又不相信。我估計，他內心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在行政體系裡面，他只是筆杆子，起草文件時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寫。他寫東西比較邏輯自洽一些，不像有的人，寫的東西自相矛盾。他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假如不受行政職務的牽累，專心致志做學問，肯定可以做出很多創造性的工作。

雖然龔育之和我交往並不深，但他對我的人生軌跡有重大影響。2007年他因病去世後，我寫過一篇回憶他的文章，發表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有興趣的可找來讀讀。

圖7 慶祝于光遠77歲壽誕（1992年7月5日攝） 右起：孫煥林、梁存秀、胡文耕、傅愫和、龔育之、于光遠、許良英、趙中立、范岱年

| 科學史

熊：與科學哲學相關的學科中，科學史的歷史比較悠久。從民國時起，李儼、錢寶琮、張子高、劉仙洲、錢臨照、竺可楨、陳楨等科學家都做過一些科學史方面的工作。

范：這些老科學家都有良好的古文素養，在從事專業研究的同時，順便研究一下自己學科在中國古代的發展歷程，這是很自然的事。譬如錢臨照對《墨經》中的光學、力學很熟悉，竺可楨對中國的氣候史比較了解。這類東西一搞出來就是國際水平，因為外國沒有做相關工作的。抗戰期間李約瑟到中國來，可能是受了這些人的影響，也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中國的這些老科學家，偏向於挖掘史料，沒有搞史學理論的。

熊：您也做過不少科學史方面的工作，主持《通訊》以來，更和科學史界有深入接觸。我也希望您談談科學史界的人和事。不求系統，但求親歷。您跟科學史所的人聯繫多嗎？

范：科學史所開始剛成立的時候，倉孝和是所長，他讓我當研究所的學術委員（當了一兩屆）。然後成立科學史學會，錢臨照是會長，我是學會常務理事。科學史所的研究人員中，我認識杜石然，和許良英、席澤宗、李佩珊、董光璧比較熟，與戴念祖有一些合作關係。後來的劉鈍所長是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的，對我挺不錯，我把文章送給他主編的《科學文化評論》，他都照登。董光璧是北大物理系的，後來到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當幹部，再後來到了你們科學史所。

圖8 1990年，范岱年、席澤宗在波士頓

熊：他的研究主題和方法跟科學史所的傳統差別很大。

范：他膽子很大，人也很聰明。我約他在《通訊》寫馬赫。馬赫這個人很了不起，既是力學家，又是哲學家，還實際是社會主義者。他崇尚社會主義，但與列寧主張暴力革命不一樣，他主張通過工團主義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結果列寧寫書罵他，將他打成敵人。我想讓董光璧寫馬赫的人物評傳，給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恢複名譽。起初董光璧還有點擔心。我鼓勵他寫。與此同時，我還請胡作玄來寫羅素的評傳。

熊：後來他們寫出來了嗎？

范：寫出來了，都登了。我想給這些人平反、翻案。我自己寫了梁啟超。蔡元培是很重要的人物，我讓刁培德寫。蔡元培原為國民黨左派，跟陳獨秀關係挺好，陳獨秀死後，他還寫了悼念文章，但1927年國民黨清黨的時候他也參加了，為什麼如此我一直沒搞清楚。

| 許良英和戈革

熊：科學史家裡面，與您交往得最久、最深，對您影響最大的，肯定是許良英先生了。他的個性和您的差別很大。

范：我不如許先生那麼自信。許先生很執著，他搞什麼，什麼就是最重要的。搞物理時，物理第一；搞自然辯證法時，他想讓中國的自然辯證法超越蘇聯；後來他到科學史所工作，就是科學史家，不再搞哲學了。

圖9 1990年代，北京浙大校友合影（後排左起：許良英、黃宗甄、呂東明、范岱年、周志成；前排左起：陳養惠、匡介人、陳耀寰、過興先）

熊：戈革和許良英本來是很好的朋友。後來戈革不時在報紙上刺一下許良英，這是為什麼？

范：戈革只要有機會就點許良英，不但點許良英，還點許良英的學生。文革以前，他們兩個人沒有來往。文革以後，戈革去看許良英，還送許良英禮物。後來，在幾件事情上許良英把他得罪了。一件事情發生在杭州開物理學史會議期間。當時我可能不在國內，戈革、許良英、陳恆六等一起去的。戈革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的文章。許良英說那篇文章不能發，不讓他在會上講，把他得罪了。爭論的焦點是，許良英認為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戈革不同意，說最偉大的科學家不止一個，玻爾跟愛因斯坦相當，不能說愛因斯坦就比玻爾高。陳恆六評論說，好像是研究誰誰就最偉大。

熊：戈先生是怎麼批評愛因斯坦的呢？

范：他主要講了玻爾和愛因斯坦長達三十年的爭論，現在看來玻爾更正確。

熊：這個觀點是有依據的嘛。戈革資歷和許先生差不多，許先生能夠壓制戈革，不讓他發言嗎？

范：戈革資歷淺一些，他畢業比我還晚，解放時還在念研究生。還有一件事也讓戈革對許良英不滿。《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學》中有一個物理學史部分，由錢臨照任主編，許良英任副主編，我是編委，戈革也是編委。戈革分工寫「海森伯」的條目，他把海森伯（W.Heisenberg）狠批了一下，說他和法西斯合作等。錢臨照可能覺得沒必要把科學家罵得那麼凶，就另外請復旦大學的王福山教授（他是海森伯的學生，直接在海森伯下面做過研究，但他對物理學史恐怕是沒有戈革研究得深）寫那個條目，把戈革那個條目給否了。這是錢臨照和許良英決定的。戈革因此很生許良英的氣。戈革這個人很自負，他寫的東西是不能否定的。

圖10 1980年代，科恩、戈革和范岱年（左起）

熊：許先生也如此。他的文章也改不得。

范：我關於玻爾與中國的文章在《科學文化評論》發表了［13］。我認為玻爾和愛因斯坦各有長處，不能說誰更偉大。許良英看了這篇文章，沒有對我這個觀點提意見，大概是接受了這個觀點。他提了另外一個意見。我在文章中說，吳有訓講不要批玻爾。許良英說，他親耳聽到的是，不要那麼批海森伯。

熊：吳有訓說的到底是哪句話呢？

范：不要那麼厲害的批海森伯。這是文革以後的事情了。當時許良英已經在科學史所了。吳有訓在醫院裡，許良英去看他。吳有訓說，對於海森伯這種影響很大的科學家，你們不要隨便批。我原來以為吳有訓講的是玻爾。吳有訓曾經說過，玻爾對中國非常友好，後來冼鼎昌到玻爾研究所，玻爾待他就跟對自己的孩子一樣。

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你們翻譯了一批科學家的著作，在序言、注釋中對他們做了批評。

范：批海森伯比較厲害。我譯的《物理學與哲學》的頭一版是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該書的序是許良英幫我寫的，對海森伯批得很厲害，再版的時候就沒有用那個序。許良英那個序寫得很好，但批得也確實很厲害。

熊：戈先生和許先生當面衝突了沒有？

范：好像沒有當面吵過，只是後來就不來往了。而且，戈革一有機會就刺許良英一下，但許良英不理他。戈革總覺得許良英壓了他，一個是在杭州沒有讓他講，一個是這個關於海森伯的條目不用他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叫戈革講那個文章。我當時沒在場，何成鈞去了。許先生勸戈革時，所用的理由可能是那篇文章觀點有問題，發表出來後會挨批。

熊：許先生批評人時不太注意場合，不給人留情面。

范：我告訴你另外一個事。戴念祖跟我很好，因我幫了他的大忙。他翻了兩種《物理學史》，但他當時的譯稿沒有達到出版的水平。所以，M.V.勞厄的那本算是我們兩個人合譯的，弗·卡約里的那本算是他譯我校。後面那本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得了獎。因我幫了忙，戴念祖很感謝我。後來，許良英要來科學史所工作，他也積極幫忙促進。結果許良英一到科學史所就把他們這批搞古代科學史的給得罪了。一件事是，戴念祖寫了一篇《愛因斯坦在中國》，開始許良英就不讓他發，後來覺得有材料，還是將其收到了他和趙中立編譯的《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中。好像一涉及到愛因斯坦，許良英就有點「你怎能沒什麼研究就寫文章呢？」的味道。本來戴念祖對許良英去科學史所是很積極、很鼓吹的，後來他對許良英也很有意見。

圖11 1982年，范岱年、鄭公盾和戴念祖（右起）等在成都游杜甫草堂

許良英這個人啊，他搞什麼，就覺得什麼東西重要。在浙大物理系的時候，他就將「科學至上，物理第一」寫在實驗室門口。王淦昌還表示過欣賞。後來他搞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了，又把這看得最重要。到科學史所後，他又突出科學史，不談自然辯證法了。他搞現代科學史，搞西方，認為自己所搞的東西很重要，看不起那些搞古代中國科技史的人。人家雖然主要是講中國古代的成就，但搞了那麼多年，搞出來的那些東西不管怎麼樣還是有價值的。李佩珊是中宣部來的，到自然科學史所做副所長，後來以副研究員的身份退休，沒有申請研究員職稱。做古代史的那些人也太厲害了，不管怎麼樣，李佩珊編了《20世紀世界科學技術簡史》，還寫過一些論文，還是夠格當研究員的，何況她還是國際科學技術史學會的理事。

熊：她不申請研究員職稱，還是申請了沒過？

范：她不申請。她怕在評審時這些人為難她，讓她難堪，就沒有申請。

熊：許先生與許多人的衝突都是源於個性。他不夠隨和，不太能求同存異，導致很多無謂的衝突。

范：50年代在中國科學院院部工作時，大家就都有點怕許良英，因為他不但是黨員，還是黨組很信任的人。他後來研究愛因斯坦，認為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

熊：而且，似乎別的研究愛因斯坦的人，都沒有他研究的好。至少得讓他看過、認可了才能發表。是不是戈革也有類似的問題？他研究玻爾，似乎也認為別的對玻爾的研究都沒有他的好。批評玻爾是不行的，說玻爾好也不一定行，因為沒他說得好。

范：文人相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弱點。愛因斯坦和玻爾爭得那麼厲害，都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彼此還是很尊重。愛因斯坦和玻恩交流時，有些話也說得很尖刻，像「我替你臉紅」之類，但他們一直都有很深的友誼。

熊：我是這樣想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問題，愛因斯坦能解決一些難題，別人也能解決另外一些問題。並不是能解決難題的人就能解決相對簡單的問題。譬如，我的相機出了故障，相機維修站沒讀過什麼書的小青年能修好，可愛因斯坦未必能修好。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長處，雖然愛因斯坦很聰明，很偉大，但也不好說他就是最聰明、最偉大的，因為別的一些傑出的人也有其聰明、偉大之處。

范：後來物理學的主流肯定是量子力學。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很偉大，但他晚年搞統一場論就不成功，引力場和電場就是統一不起來，後來實際上是弱相互作用力和電磁力先統一，至於萬有引力和強、弱相互作用力的統一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另外從培養人才來講，玻爾的功勞確實要大些，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培養了多少人才！不過，玻爾的文章確實沒有愛因斯坦的那麼漂亮……

熊：那些人才是玻爾培養的嗎？好多人都到玻爾那裡去工作過，但他們未必是玻爾的研究生。量子理論起步於玻爾的原子模型，但後來的很多發展並不是玻爾做出來的。

范：所以關洪對玻爾評價很低，說玻爾的互補原理根本不是物理的東西。好像量子理論後來的發展主要是海森伯、狄拉克等人做出的。我的文章也提了此事。我批評了關洪。玻爾的原子結構是非常了不起的，用經典量子論解釋了原子結構、量子態等，而且用光譜的觀測資料證明原子結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愛因斯坦說這是一個神韻，以前光譜那麼複雜，結果他用原子結構理論、電子態的能級把光譜全解釋了……

熊：而且精確度極高。

范：要沒有原子結構這個基礎，量子力學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後來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玻爾研究所有這個條件——誰量子力學做出成就了就請去。海森伯和泡利這兩位大將開始都是玻恩的學生，後來討論量子力學都是到玻爾那裡去。海森伯關鍵的那一步，是他跟玻爾兩個人討論了好久以後才搞出來的。玻爾的貢獻不是說我寫文章，我署名，我領頭，他就是和大家討論。另外一點就是，哥本哈根學派是玻爾領導的。儘管泡利、海森伯這些人都參加了索爾未會議，但跟愛因斯坦爭論都是由玻爾出面，他們這些小嘍啰跟在後面，玻爾勝利時他們就高興得很。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難題（光盒子的思想實驗），玻爾當天解決不了，想了一晚上才用來解決，還用上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紅移，證明測不準關係是正確的。

熊：玻爾確實是很有領袖才能是嗎？

范：大家公認他是領袖，像海森伯、泡利都是承認的。玻恩有些鬱悶，他很早就提出幾率解釋，而且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學時連矩陣都不知道，是玻恩告訴他這是矩陣，可玻恩得到諾貝爾獎很晚。可能當時物理學家們受決定論因果關觀影響太深，對幾率解釋有保留。

玻爾提出原子結構理論，已經做出很大的成就，但原子中粒子的動力學（量子力學）還在摸索之中。他邀請一些青年才俊到自己的研究所訪問，跟他們討論問題。海森伯跟玻爾討論，他們兩個人在公園裡談，海森伯都頭疼了，玻爾還一再向他提出問題，當時的思想是非常緊張的。後來薛定諤搞出波動力學以後，玻爾馬上請他過去討論，一直討論得薛定諤也受不了了。

說起許良英，我想了五十年代初我們還在杭州時的一件事。有一天，許良英和我們聚會。他說：從事地下工作時，我們這些地下黨員是涸轍之魚，相濡以沫，現在解放了，我們可以各奔東西，相忘於江湖，在不同地方、不同崗位各自干一番事業。沒想到，命運把我和他緊緊地綁在一起，終身都是相濡以沫。許良英還說：他是個完美主義者，all or none，非全則無。他確實是這種個性，要麼完全接受，要麼全部拒絕，對理論如此，對人也是如此。這種個性，影響了他的一生。

參考文獻：

［1］范岱年.尼采和科學哲學.見:范岱年.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73-82頁.

［2］范岱年.傑出的科學哲學家羅伯特·科恩與中國.見：江曉原，劉兵編.我們的科學文化——陽光下的民科.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7年，9-17頁.

［3］王星拱（1887-1949），教育家、化學家和哲學家。1910年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留學，先入化學本科，後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1918年歸國，歷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總務長、安徽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中山大學校長等職，著有《科學方法論》（1920年）、《科學概論》（1930年）等。

［4］洪謙.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高宣揚編，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

［5］洪謙.論邏輯經驗主義.范岱年、梁存秀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6］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

［7］洪謙選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周柏喬.洪謙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學見地.哲學研究.1992（4）：77-80.

［9］汪子嵩、張世英、任華等編著.歐洲哲學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內部交流版，2008年，396頁.

［11］江天驥（1915-2006），哲學家、翻譯家和哲學教育家。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後投身抗戰。1945年赴美國就讀於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院。1947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後回國。1948年至1952年受聘武漢大學副教授。1952年因院系調整到北京大學工作，任副教授。1956年武漢大學重建哲學系後，他應聘回校任哲學系教授、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主任。此後他一直在武漢大學工作至1998年退休。

［12］詳見：熊衛民.于光遠與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發展——范岱年先生訪談錄.科學文化評論.2015（2）：95-110.

［13］范岱年的《尼耳斯·玻爾與中國——有關歷史資料彙編》分兩期（2012年第2、3期）發表於《科學文化評論》。

製版編輯： 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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