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家形成所經歷的四大挑戰

英國國家形成所經歷的四大挑戰

文/鄭渝川

所評圖書：

書名：《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

作者：（英）琳達?科利

譯者：周玉鵬、劉耀輝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今天的人們，大多都聽說過蘇格蘭啟蒙運動，但很少有人了解過同時期是不是有一場英格蘭啟蒙運動。蘇格蘭啟蒙運動也湧現出大衛?休謨、威廉?羅伯遜、約瑟夫?布萊克、亞當?斯密等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並且這群知識分子還格外抱團。

18世紀中期之後的一百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只培養了五百名醫生，但蘇格蘭培養了一萬名。工程師培養的數量同樣如此，最為有名的蘇格蘭工程師就是詹姆斯?瓦特。建築師領域也呈現出類似的情況。

蘇格蘭人才大量湧向倫敦，以及英格蘭經濟和文化繁榮的其他大城市。這是蘇格蘭人對於英國國家忠誠的重要體現。葉卡捷琳娜大帝曾試圖誘拐瓦特到俄國發展，後者給出的回答是，自己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祖國，即大不列顛王國。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蘇格蘭人還堅定地認為自己根本不是英格蘭人的同路人。大不列顛王國（英國）出現在1707年，威斯敏斯特議會通過《聯合法案》，把蘇格蘭聯合到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一個信奉新教的統治者、一個立法機構和一種自由貿易體制――蘇格蘭人並不樂意投入與英格蘭的聯盟，雙方的宗教信仰也有很大差別。為了壓制天主教徒，英國議會要求其背負懲罰性稅賦，禁止擁有武器，在教育、財產權等方面接受歧視。這種情況下，蘇格蘭人形同雙重異類，聯繫到幾十年後所出現的蘇格蘭技術和文化精英對英國概念表現出的高度認同，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才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轉變？

蘇格蘭如何融入英國？

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皇家文學學會成員、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琳達?科利所著的《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書，出版後曾成為「沃爾夫森歷史獎獲獎圖書」，並在英國國內激起關於國家身份的大討論。這本書被認為在英國國內重新激活了「英國性」的命題討論，從而事實上的強化了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等在內的國家認同。全書講述了1707-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繼位）之間的130年里，幾起重大歷史事件在英國國內產生了複雜影響，使得英國從人造的國家概念，逐步生髮強化，成為這個國家大多數國民深切接納的祖國。

英國從提出到強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實現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的融合。1707年《聯合法案》和7年後漢諾威王朝即位所建立起來的體制，在一開始是相對脆弱的。英格蘭貴族和商人更加關心英國的貿易利益及海軍建設，這個國家還需面臨斯圖亞特王朝僭君叛亂的威脅，後者很明確的從蘇格蘭下手。《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書中指出，叛軍之所以沒有成功，連對於斯圖亞特王朝表現出一定同情的蘇格蘭人也甚少加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8世紀初期英國開始與法國在殖民擴張、貿易等多方面展開戰略抗衡，還需要剋制其他殖民擴張國家的挑戰，如果因為斯圖亞特王朝叛亂而使得英國陷入內亂或被軍事佔領，那麼，包括蘇格蘭商幫在內的英國商人的利益就失去了保障。

外敵當前，為英格蘭和蘇格蘭增強融合創造了可能，而這段時期，新興商人階層還不失時機的掀起了經濟和文化國家主義的宣傳，愛國主義成為了一個公開討論的命題。英國殖民擴張需要增加徵募軍隊，還需要將蘇格蘭的許多基礎工業重新投入運轉，過去針對蘇格蘭人所設立的相關限制顯得不合時宜。儘管在民間，一些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之間的私鬥仍然頻頻發生，但兩個民族群體之間的根本對立已經消失。隨著大量的蘇格蘭青年才俊加入帝國的軍隊、科學界、藝術界，並爭相恐後被派遣到世界各地成為英國、英屬殖民企業的代表，英格蘭和蘇格蘭已經因此結為利益共同體。

當然，蘇格蘭人大量加入英國殖民擴張格局，也帶來了一個始料未及的影響：觸發了美國革命。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主體以英格蘭移民為主，而英國當局的英格蘭官員在對待美洲事務上也採取了相對緩和的政策（這也可以解釋獨立戰爭期間，仍有近半數殖民地居民希望留在英國體系之內而不是選擇獨立）。偏偏是「許多有影響力的蘇格蘭人都把美洲戰爭當作向倫敦強調他們在政治上可靠的一種手段」，堅決要求鎮壓叛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這也因此迎來了英國國家概念強化中的第二個挑戰：美國從英國羽翼中脫離而出。法國視美國獨立戰爭為擊敗英國的重要勝利，而英國國內很多人也確實因此感到沮喪。然而事實上，英國在失去馬薩諸塞等十三個殖民地後，卻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使得國力極大提升，不但在與法國的長期競爭中笑到了最後，驅逐了本有望一統歐洲的拿破崙，而且還消化了急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成果，一舉成為世界上最為強盛的國家。

實際上，在應付美國獨立戰爭和之後的法國革命、拿破崙戰爭的同時，英國還平穩度過了第三個也是相比外部危機更為重大的挑戰，那就是重新塑造了統治階級，在國內建構了統治的合法性。《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書中就此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敘述。

到18世紀甚至19世紀初，儘管新興商人階層的影響力和財富都大幅上升，但在英國政治生活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仍是地主階級及其政治上的代言人傳統貴族。工業革命的爆發，推動了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增強了土地交易的活力，開始真正意義上使得商人、地主、貴族之間打破了不相通婚的界限，從而為創建並鞏固一個「新的、統一的統治階級」創造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英國精英階層也實現了深層次的文化重建，從最初有意識的排斥競爭國法國的流行文化、貴族文化，到有選擇性地予以模仿，再到推動適應於近代化、大都市的新型文化，並發展出奠定「不列顛民族國家的態度」的「更加統一的貴族教育」。以上這些，使得英國的民族文化、精英文化開始自此呈現於不同於歐陸文化的濃郁特質。

國王如何從全民公敵到愛戴對象？

從國外迎回國王，建立漢諾威王朝，再加上17世紀英格蘭議會與王室之間的不愉快記憶，這些註定了英國國王、王室在國家政治、社會、文化中所處於的微妙而尷尬的角色。《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書中指出，首先，王室獲得的政府撥款非常有限，國王在為王室僕從支付工資後，所剩無幾，這與歐洲大陸上的國王所過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其次，國王的權力、權威都受到嚴格限制。投機的開發商在白金漢宮對面搶購了空地，蓋了一排住宅，銷售賣點就是可以讓業主近距離觀看王室生活；英國王室希望財政部撥款買下這排住宅，以避免王室尊嚴受損，但要求被後者拒絕了。第三，漢諾威王朝前幾任國王濃厚的德裔種族和文化色彩，難以贏得國民愛戴。

1760年繼任國王的喬治三世成為了扭轉上述尷尬，重新塑造國民對於國王、王室感情的關鍵人物。《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書中就此進行了深入探討。第一，王室通過興建皇家藝術學院等方式，為國家、國民創造福利。第二，國王保持著在國家事務中審慎介入的方式。第三，英國開始流行《上帝保佑國王》等有利於塑造國王、王室權威的儀式。第四，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國王開始向民眾展示脆弱、真實的一面。喬治三世患病之後，激發了公眾同情。並且，國王等王室成員經常低調出行，公開展示親民形象。正是因為此，喬治三世去世時，英國全國商店自發關門，倫敦的窮人也戴上了表示哀悼的配飾。而這也意味著，影響英國國家認同的第四個挑戰，得以平穩解決。

《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書中還花費筆墨敘述了18世紀末期至1837年，英國國內婦女社會組織為爭取婦女權利所展開的抗爭行動（儘管要等到191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進程；深入分析了拿破崙戰爭如何在全英國廣泛激起包括平民、貧民在內的全民愛國熱情，王室和政府不再擔憂動員平民可以招致叛亂的威脅。就這樣，在短短100多年時間裡，英國人就從過去被動的了解國家、服從或抗拒統治，轉變為具有明晰國家觀念、國家利益概念，能夠「為了國家利益而積極熱心的參與者」。

本文刊於《IT經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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