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增長過程中的人力資本結構：兼論中國人力資本梯度升級問題

袁富華張平陸明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內容提要：立足於國際比較分析，本文結論如下：（1）追趕成功的國家，隨著工業化過程推進和人均GDP提高，經濟會發生由低層次人力資本向高層次人力資本的梯度升級；(2)高層次人力資本深化過程中存在躍遷現象，一般在較短的時期里完成第三級教育普及且與高生產率循環累積；（3）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人力資本升級的臨界現象，經濟被低層次人力資本充斥，且導致效率提升速度放慢；（4）中國人力資本結構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二級人力資本「壅塞」且質量有待提高，第三級人力資本積累嚴重不足。根據人力資本深化規律，現階段人力資本的培育決定了未來一、二十年內經濟轉型能否成功。為降低轉型遲滯的隱含風險，中國應經濟積極探尋高層次人力資本升級路徑。

關鍵詞：增長人力資本結構效率

JEL:J24

經濟追趕的本質是人力資本追趕和人力資本結構升級。大規模工業化推動了一國初級人力資本（小學教育）、第二級人力資本（中等教育）和第三級人力資本（高等教育）的結構變化。本文分析揭示的規律是：人力資本深化軌跡包括兩個層面，即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長的「S型」曲線與逐級飽和，以及人力資本分布變化的「倒U型」趨勢與逐級替換。

經濟追趕型國家人力資本結構的演化，呈現出三種模式：一種是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模式，特徵是高等教育比重大，第二級人力資本向第三級人力資本的梯度升級較為迅速，且各層次教育質量的提高與數量的普及同步。第二種是中國模式，特徵是大規模工業化基本處於第二級人力資本的主導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資本分布的絕大部分比重。第三種模式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特徵是初級教育勞動力的比重較大，中等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過低。由之，本文分析揭示的問題是：（1）追趕成功的國家，大學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普及，一般都是在15年時間裡快速完成，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過程中存在「躍遷現象」；人力資本躍遷是為推動未來15年的產業結構快速升級，避免轉型遲滯的潛在風險。（2）在發展中國家初級教育和第二級教育比重相繼發生的「倒U型」趨勢變化過程中，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拐點遲遲不能出現，經濟被大量中低層次人力資本充斥，無法實現向第三級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路徑躍遷。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臨界現象和「壅塞」問題突出。

一國經濟是被低層次人力資本主導還是被高層次人力資本主導，其增長績效有著顯著不同。從作用於經濟效率改善的效果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資本結構有著不同的外部性，梯度較高的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高效率之間存在因果累積。鑒於中國人力資本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及可持續增長要求，尋求適當的人力資本深化路徑是重要的政策目標。

一、人力資本深化過程中的結構變化

經濟追趕過程本質上是人力資本深化過程，該過程包括兩方面：一是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二是高層次文化水平勞動力在總體勞動力中的比重提高。立足於長期增長過程中初級教育、第二級教育和第三級教育的結構變化狀況，我們對人力資本深化軌跡給出如下描述：

（1）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長的「S型」曲線與逐級飽和。這種情景下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軌跡是：大規模工業化階段，勞動力初級教育年限逐步提高並達到小學6年的飽和點，以此為基礎，第二級教育發展加速，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進一步提高並達到中學6年的飽和點。其後，以較高人均收入為支撐，勞動力的大學教育年限增加並向飽和點逼近。（2）人力資本分布變化的「倒U型」趨勢與逐級替換。初級、第二級、第三級教育在勞動力中的分布，長期里呈現出如下情景：大規模工業化階段，初級人力資本在總體勞動力中的比重先上升後下降，初級人力本比重的下降被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的上升替換，而且，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先升後降；同時，第三級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比重上升，直至高層次人力資本廣泛分布於經濟社會之中。本部分著重於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深化過程的分析。

(一) 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長的「S型」曲線與逐級飽和

初級教育年限的「S型」曲線，以及相應勞動力文化程度向初級教育最高年限的飽和，普遍發生在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第二級教育年限「S型」曲線向最高教育年限的飽和，發生在日本、韓國等追趕成功的國家；拉美、東南亞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第二級人力資本正處於迫近「S型」曲線飽和點的進程中。

1.數據說明[1]

以圖1(a)為例刻畫和分析人力資本結構及其變化趨勢。第一，圖示中從左到右順次顯示的國家和地區為——Ⅰ.拉美6國（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Ⅱ.東南亞4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Ⅲ.中國；Ⅳ.日本；Ⅴ.韓國。第二，每個國家或地區20-34歲、35-49歲、50-64歲三個年齡組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由圖中從上到下順次顯示的三根曲線表示。第三，對應於每個年齡組的每一根曲線，由9個時間點構成，即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每個時間點對應一個教育年限數據。第四，從上到下順次顯示的三根曲線蘊含著人力資本更新或替代的經濟含義是：由於我們使用的是間隔15年的年齡分組，因此，下面一根曲線是相鄰上面一根曲線的更新，滯後期是15年。20-34歲年齡組人力資本在某一時點的表現，可以大體視為15年後35-49歲年齡組人力資本趨勢，因此本文的這種圖示方法具有15年的外推預測效力。類似地，以35-49歲年齡組、50-64歲年齡組為基準，可以逆推15年或30年之前的人力資本狀況。

[1]截止目前，EDStats資料庫中Barro-Lee中國數據估算序列，是基於中國1982、1990、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Barro and Lee ,2010)，中等教育的口徑包括初中、高中、中專，大學教育口徑為專科、大學本科、研究生；2005、2010年的分年組教育數據估算序列，採用年齡移算方法外推得到。2005年以來的中國年鑒教育口徑發生了變化，中等教育口徑包括初中和高中，大學教育口徑為專科、大學本科、研究生，Barro-LEE發布的BL2013_MF_V1.3(Barro-Lee.com)，運用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資料對中國數據進行了更新，本文圖表數據系根據EDStats資料庫和BL2013_MF_V1.3計算。

2. 人力資本追趕和初級、第二級教育年限的飽和

圖1(a)和圖1(b)顯示了1970-2010年間各個國家和地區人力資本的追趕，以及初級、第二級教育梯度的建立過程。作為兩層次教育年限逐級飽和的典型，首先看看日本的情景。上世紀90年代，日本20-34歲、35-49歲、50-64歲三個年齡組勞動力的初級教育年限均達到6年。實際上，早在1970年，日本50-64歲勞動力的小學教育年限就達到5年，如果向前逆推15-30年——即在1950年代左右，日本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初級教育基礎，並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WorldBank,1993）。相對於其他工業化追趕國家而言，日本具有較好的第二級教育基礎，1970年20-34歲、35-49歲年齡組勞動力中等教育程度平均為3.4年、1.5年，2000年以來兩個年齡組均發生向第二級教育高限的飽和。與日本情景類似，韓國20-34歲、35-49歲年齡組的中學平均教育年限也達到了6年。

1970年，拉美6國20-34歲、35-49歲、50-64歲三個年齡組勞動力的初級教育年限分別為3.2年、2.8年、2.5年，其中， 20-34歲、35-49歲年齡組的勞動力在2010年開始向本層次最高教育年限飽和。東南亞4國小學教育水平的初始條件和深化路徑與拉美國家類似，居於最上面的兩條曲線也是在2010年開始向小學6年飽和。儘管拉美和東南亞國家表現出了較快的人力資本追趕勢頭，但在第二級教育梯度的構建上，它們與日本、韓國的差距開始顯現：如2010年拉美、東南亞國家前兩個年齡組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在3-4年之間，而日本、韓國基本達到了6年的水平。

進一步的數據分析顯示，在所觀察的樣本期中，每隔10年，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人均初級教育年限提高約0.7年，而韓國初級教育年限提高約1年；每隔10年，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人均第二級教育年限提高約0.7年，而韓國、日本二級教育年限可以提高約1年。因此，人力資本的積累能力在經濟追趕國家之間存在顯著差別。

3.中國的初級、第二級人力資本變化趨勢

總體上看，中國初級人力資本的初始條件和深化路徑與拉美、東南亞等國家相似。2010年35-49歲年齡組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接近於6年，50-64歲年齡組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也達到5年。但是， 20-34歲年齡組勞動力的初級教育年限在2000-2010年卻發生下降——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分別為5.4年、5.3年、5.1年、4.9年，通過年齡組逆推可以發現，這種現象與15年前15-19歲初級教育的萎縮有關[1]。第二級人力資本方面：2000年以來，中國第二級教育年限的增長幅度比拉美、東南亞快，20-34歲年齡組勞動力的中學教育平均年限在2010年達到5年的水平。

（二）人力資本分布變化的「倒U型」趨勢與逐級替換

人力資本分布的含義是，在（各個年齡組的）勞動力中，受過初級、第二級和第三級教育的勞動力所佔比重。如圖2(a)和圖2(b)所示，2010年，中國20-34歲年齡組裡，受初級教育勞動力的比重為11%，受中等教育勞動力的比重為73%，加上（圖中未列出的）大學教育勞動力比重15%和未受過教育勞動力比重1%，總計為100%。

圖2(a)依次顯示了拉美6國、東南亞4國、中國、日本和韓國20-34歲、35-49歲、50-64歲三個年齡組勞動力初級人力資本比重的變化趨勢；圖2(b)依次顯示了上述國家和地區20-34歲、35-49歲、50-64歲三個年齡組勞動力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的變化趨勢，基本事實是： 初級文化程度勞動力比重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變化趨勢，普遍發生在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第二級文化程度勞動力比重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變化趨勢，發生在日本、韓國等追趕成功的國家；拉美、東南亞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現階段正處於「倒U型」趨勢的上升階段，向下的彎拐沒有發生。

就經濟追趕成功的韓國、日本而言，人力資本深化的上述趨勢，具體表現為較高層次的人力本對較低層次人力資本的替換，進而演化為較高層次人力資本主導經濟增長的局面。以日本為例，在1970-2010年間，該國20-34歲、35-49歲兩個年組初級人力資本的比重分別從35%、59%降至3%、6%；兩個年齡組的第二級、第三級人力本比重合計都在90%以上。同時，當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達到較高水平時候，也發生第三級人力資本對第二級人力資本的替換。相對於日本和韓國，拉美、東南亞和中國的人力資本分布，只是表現出第二級人力資本對初級人力資本的替換，更高級的人力資本梯度升級不太顯著。

[1]圖1（a）2000年以來中國20-34歲年齡組小學平均教育年限的下降，起因於1980年代-1990年代早期中國小學教育質量問題，根據Barro and Lee（1993）和Fredriksen（1991）的研究，該時期中國小學教育的較高輟學率，可能是平均教育年限的下降誘因。2000年以來中國小學教育質量問題的分析，參見（桂萍，2013）。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中學教育的發展，推動了中國15歲以上勞動力年均中等教育年限的持續提高。最近十多年裡，中國（15歲以上年齡組）勞動力小學文化程度比重迅速縮小，中等人力資本比重迅速上升，因此本文將把分析重心集中於中等和高等人力資本問題。

二、人力資本結構變化過程中的躍遷現象與臨界現象

（一）人力資本結構的三種演化模式

基於樣本國家人力資深化狀況，在所考察的樣本期中，人力資本結構的演化呈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模式，特徵是高等教育比重大，第二級人力資本向第三級人力資本的梯度升級較為迅速，且各層次教育質量的提高與數量的普及同步。第二種是中國模式，特徵是大規模工業化基本處於第二級人力資本的主導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資本分布的絕大部分比重。第三種模式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特徵是初級教育勞動力的比重較大，中等教育的比重過低。馬來西亞接近中國模式，泰國、印尼、菲律賓三國接近於拉美模式。

日本和韓國勞動力的初級、第二級人力資本受教育年限達到了較為充分的飽和，繼初級人力資本比重發生「倒U型」趨勢變化後，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也發生了「倒U型」變化趨勢，現階段正處於第三級人力資本的快速深化進程中，在高等教育年限提高和高等教育普及過程中呈現出躍遷現象。相對於日本和韓國而言，拉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第二級人力資本追趕時期開始出現問題，中等教育數量擴張先於質量提升（Hofman，2000)，並導致中低層次人力資本過度膨脹；同時，這些國家的高層次教育升級也遇到了嚴重阻滯，似乎面臨著難以跨越的門檻。

（二）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躍遷現象

日本、韓國人力資本演化模式的典型特徵，在於初、中、高三個層級教育梯度升級的連續性，尤其是在第三級教育的年限提升和普及方面，更是呈現出了短期「躍遷」現象。就像圖3(a)和圖3(b)顯示的那樣，具體表現為：

1.第三級人力資本升級的15年躍遷現象[1]

經濟追趕成功的國家，一般都是用15年時間快速完成大學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大學教育的普及。以直接預示著未來15年人力資本高級化的20-34歲年齡組為例，勞動力大學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大學教育的普及，在韓國用了15年時間，在日本用了15年時間。具體為：（1）1985-2000年，韓國20-34歲年齡組大學教育年限從0.6年提高至1.1年，該年齡組勞動力高等教育者比重從21%提高到52%；（2）作為較早追趕成功的國家，日本在1975-1990年間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20-34歲年齡組第三級教育年限從0.7年提高至1.4年，勞動力高等教育者比重從21%提高到44%。

2. 15年躍遷現象中蘊含的人力資本升級規律

20-34歲年齡組大學教育年限及大學教育勞動力比重狀況，基本預示了15年後35-49年齡組、以及30年後50-64歲年齡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升級狀況。從分年齡組第三級人力資本的升級角度來看，15年之前做的事情，為15年之後的結果準備了基礎，人力資本梯度高級化就發生於這種15年躍遷的排浪式推動中。

3. 15年躍遷現象是為滯後15年的產業結構升級進行教育儲備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追趕成功國家高等教育躍遷的起點，都是發生在產業升級見成效的15年之前，即先有15年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儲備，後有產業效率的持續提高和創新機制的形成。韓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韓國在廉價技能勞動力方面也喪失了比較優勢，亟需發展自身的技術能力」 (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1980年代中期以後對高級人力資本培育的重視，無疑成為新世紀以來韓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因素。

與拉美、東南亞和中國第三級人力資本深化狀況相比，日本、韓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躍遷現象更加顯著。如圖3(a)和圖3(b)所示，日本、韓國高等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勞動力比重曲線，比其他三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陡峭很多，這種情況在圖1(a)、(b)和圖2(a)、(b)沒有出現過。以勞動力平均高等教育年限為例，拉美6國20-34歲、35-49歲年齡組勞動力的大學平均教育年限，在40年里分別提高了0.41年和0.40年；東南亞4國分別提高了0.60年和0.33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分別提高了1.7年、1.5年；韓國分別提高了 1.6年、0.9年。這種差距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在於，如果拉美、東南亞國家的高等教育按照既往路徑進行深化，那麼，至少還需要另一個40年的時間才可能趕上日本和韓國。

與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不同的是，第三級人力資本梯度的打造，需要更大的成本和政策推動。少數追趕成功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其高等教育的普及，無不是建立在工業化時期形成的創新環境、較高的人均收入、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政府強力支持的基礎上。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發達國家第三級人力資本呈現出來的15年躍遷現象，無疑是一道「15年門檻」，一旦突破就擁有了「人力資本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發展可持續性」的良性經濟循環，突破不了將會面臨增長不穩定和增長不可持續的風險。

[1]高等教育15年躍遷現象，是基於日本和韓國經驗，可以寬泛一些表述為較短時期里完成高級人力資本升級。由於產業結構升級與高級人力資本積累關聯密切，快速的人力資本梯度高級化有利於緩衝經濟轉型遲滯的潛在風險。

（三）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高級化的臨界現象和低層次人力資本「壅塞」問題

1.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臨界現象

為分析方便起見，我們將長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深化的臨界現象定義為：初級教育和第二級教育相繼發生的「倒U型」趨勢變化過程中，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拐點遲遲不能出現，經濟被大量中低層次人力資本充斥，無法實現向第三級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路徑躍遷。臨界現象的克服意味著人力資本結構發生了質的飛躍。這種質的變化一般不會自動發生，它以前瞻性的產業結構目標為前提，並推動未來經濟效率的提高。

從完整的初級、第二級和第三級人力資本梯度升級路徑看，第二級人力資本池子實際上發揮了疏導和緩衝的作用：一方面，初級教育普及之後，第二級教育的發展促使中等文化程度的勞動者比重上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發展會降低中等教育勞動者比重。作為聯繫初級和第三級教育的中間環節，第二級教育發揮著人力資本持續升級的疏導緩衝及結構整合作用。因此，合理的假設是，一旦第三級人力資本的躍遷出現困難，高層次人力資本普及的路徑被阻斷，那麼，中低層次力資本就會過度膨脹，經濟被大量初級和二級人力資本「壅塞」，遲滯經濟創新機制的形成。

為簡潔起見，表1列出了各國各地區初級、第二級和第三級教育在主要儲蓄者（即，35-54歲年齡段的勞動力）中的分布，這個指標基本代表了總體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現狀。以日本、韓國作為比較基準，可以看出人力資本升級過程中跨越臨界現象前後的情景——第二級文化程度的主要儲蓄者比重的「倒U型」趨勢拐點，大致發生在50%-60%的水平上，此時，伴隨著初級文化程度勞動力比重的快速下降和高等教育比重的快速上升。運用這把便利的尺子，我們能夠對人力資本結構演化的中國模式和拉美模式給出區分。

2. 壅塞：拉美人力資本結構演化模式

拉美國家仍處於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階段，人力資本結構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態勢。亦即，初級教育勞動者比重過高，2010年為41%，高出中國13個百分點，高出日本、韓國30%以上；拉美國家高等教育勞動者比重在發展中國家顯得稍高，但是遠低於日本韓國的水平；中等教育勞動者比重過低，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利於中等教育發展。總體來看，拉美國家表現出初中級人力資本主導經濟增長的局面，尤其表現出初級教育的壅塞。

3.壅塞：中國人力資本結構演化模式

中國的人力資本結構似乎正在走向另一個極端，第二級人力資本的「壅塞問題」值得關注。1970-2010年間，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引致了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2000年以來，儘管初級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比重顯著降低，但是卻伴隨著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的持續快速上升。2010年，主要儲蓄者中的初級、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合計為95%，其中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達到63%（20-34歲、35-49歲這兩個年齡組第二級人力資本的比重分別為73%和65%，而日本分別為28%和45%，韓國為19%和55%）。無論以日本、韓國人力資本結構為比較基準，還是與拉美、東南亞國家作比較，中國均表現出顯著的「第二級人力資本壅塞」問題——或者，通往第三級人力資本梯度的路徑似乎完全被阻斷了。

三、人力資本結構的外部性及因果累積

（一）人力資本結構的外部性

一國經濟是被低層次人力資本主導還是被高層次人力資本主導，其增長績效有著顯著不同，即從施於經濟效率改善的效果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資本結構有著不同的外部性，梯度較高的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高效率之間存在因果累積。

1. TFP水平的差距與人力資本梯度的高低相關

表2提供了以美國TFP絕對量水平為基準的國際比較[1]。作為當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在1970年代就基本實現了大學教育的普及，2010年美國主要儲蓄者中受過大學教育的比重超過60%。美國雄厚的人力資本儲備，是其技術水平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的主要原因。表2的數據比較，直接顯示了拉美、中國、韓國三種人力資本模式的外部性：第一，作為經濟追趕成功的國家，韓國人力資本的快速升級，導致其TFP水平快速提升，與美國差距顯著縮小；第二，作為初級教育比重較大、且中低層次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地區，拉美地區TFP水平與美國的差距不斷拉大，顯示了人力資本結構低端化對於技術追趕能力的抑制；第三，與美國的對比表明，以中等教育為主導的中國大規模工業化，第二級人力資本的外部性較小，TFP水平提高緩慢。

[1]TFP絕對量水平的國際比較，是研究國家間TFP水平的差距，與TFP增長率的國際比較不同。詳細的解釋與分析參見鄭海濤、任若恩、柏滿迎（2009）。

2. 高人力資本水平與產業高效率的因果累積

關於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升級與人力資本因果累積之間的聯繫，Ranis(1981)進行過系統分析，認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中，效率導向的工業發展得益於人力資本的積累，高人力資本水平與高產業效率之間存在因果累積。

表3列示了韓國35-54歲主要儲蓄者中第三級人力資本升級的過程，及其對日本的效率追趕成果。1980年代中期以來韓國對第三級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視，在15年之後見到成效。2000年，韓國主要儲蓄者的大學教育年限達到0.88年，接近日本1.08年的水平，2010年超過1年。值得注意的是，該國主要儲蓄者大學教育普及率的提升速度，由1990年代的不足20%，提升至目前40%的水平。與之對應的是，韓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在2000年逼近日本工業勞動生產率，2010年超過日本；同時，韓國現代部門綜合勞動生產率（即勞動力比重加權的工業和服務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日本的差距不斷縮小。

給人印象深刻的是，差距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效率追趕，通常需要在第三級人力資本積累中付出更大努力。如，1980年代中期，韓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只有日本的1/4，現代部門綜合勞動生產率只有日本的1/3，在其後的追趕中，韓國對於年輕勞動力大學教育的提升力度也相對更大，在1985-2010年的25年里，20-34歲年齡組大學教育年限從0.6年躍升至1.9年、普及率從21%提升至80%。

（二）人均GDP與人力資本的因果累積

1.高收入水平是人力資本躍遷現象發生的基礎

圖4描述了高收入促進第三級人力資本提升的趨勢。實際上，高收入水平對於第三級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非常直接，即以高收入作為強力推動人力資本升級的基礎，在短期內就可以實現大學教育的普及。大學教育年限的提高和普及，在韓國用了15年時間，在新加坡用了15年時間：1985-2000年，韓國人均GDP從5800美元提高至14000美元，20-34歲年齡組第三級教育年限從0.6年提高至1.1年，該年齡組高等教育普及率達到52%，2010年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20-34歲年齡組第三級教育年限進一步提高至1.9、普及率達到80%。作為較早追趕成功的國家，日本在1975-1995年間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20-34歲年齡組第三級教育年限從0.7年提高至1.4年。日本和韓國均是傳統上重視教育、且政府和社會對教育大力支持的國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美國家如智利、墨西哥2010年人均GDP為8600美元、7800美元，在經濟基礎上初步具備了向第三級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條件，但是近年來其大學教育普及率徘徊在20%左右，加之政府作用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弱化，很難產生像日本、韓國那樣的人力資本躍遷動力。

2.因果累積

人力資本積累既是較高人均收入的結果，同時也是人均收入持續提高的條件，兩者之間的因果累積可以從日本的成功追趕中得到印證。把1980年35-49歲年齡組的受教育程度回溯15年，可以大致了解196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教育狀況，其20-34歲年輕勞動力中，第二級教育普及程度約為45%，中國在1980年代達到了這個水平，而拉美國家2000年才達到；1960年代中期日本20-34歲年輕勞動力的大學平均年限約為0.4年，拉美國家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而中國在2010年才達到這個高等教育水平。

上述15-19歲、20-34歲這兩組年輕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也為我們觀察未來15年的人力資本態勢提供了基準。外推15年——即在2025年左右，日本、韓國等追趕成功的國家順利邁入進入第三級人力資本主導的增長時代，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將繼續在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壅塞」中苦苦支撐，與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差距也因此會不斷拉大。

四、結論

中國過去30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得益於政府在資本積累和勞動力資源開發上的大力推動。隨著大規模工業化階段接近尾聲，中國人力資本的第一次開發階段也相應結束。同時，隨著國際低端產業鏈向其他追趕國家的延伸和轉移，中國原有低成本工業化優勢逐步消失，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動力也日趨枯竭。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環節，是繼續推進複雜進口替代和複雜出口替代的工業化進程，要求更高層次的人力資本與之匹配。因此，第二次人力資源開發具有戰略意義（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07、2014）。由於後發國家在知識儲備和知識創造方面的滯後性，在建立更高層次人力資本梯度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必不可少。從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看，為了避免轉型遲滯的經濟社會風險，轉型時期不能拖得太長。成功的追趕經驗是，從對第三級人力資本大力培育，到運用這些人力資本完成產業升級，周期一般是15年，這恰恰對應了20-3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後成為35-49歲青壯年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發展規律。而且，在這個較短周期里，必須要有持續強大的力量，推動高層次人力資本的深化和廣化。對於面臨轉型的中國來說，政府的關鍵作用體現在推動高層次人力資本體系的建立上，以實現效率和結構升級的第二次大推動。

現階段，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經成為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阻礙，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通過對人力資本深化的抑制，形成對產業結構梯度升級的阻隔，在這方面，中國應該認真吸取拉美國家的教訓（江時學，1996）。占勞動力絕大比例的勞動力階層的收入上不去，就談不上第三級教育的深化，甚至作為第三級教育躍遷替代路徑的工人職級晉陞和終身教育，也不能快速實現。為此，扭轉依賴低層次、低成本勞動力的增長觀念，探索有利於促進收入公平分配的方式，關係到未來一二十年的轉型成敗。

參考文獻：

桂萍，2013：《論撤點並校政策與農村兒童輟學率的回升》,《法制博覽》第6期。

江時學，1996：《拉美髮展模式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

鄭海濤、任若恩、柏滿迎，2009：《中國與日本分行業TFP水平的國際比較：1995-2006》，《統計研究》第7期。

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07:《勞動力供給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路徑轉換》，《經濟研究》第10期。

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中國經濟增長的低效率衝擊與減速治理》,《經濟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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