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為什麼要黑袁紹？

每一份古代史料，都像一張低解析度的老照片，人物的面貌尚且難以辨認，更不要說確定其行事的性質和動機了。在現場直播的體育比賽中，電視觀眾時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雖然電視畫面的清晰度很高，但是從某一角度看上去很像犯規的動作，在另一個角度看來卻並不是犯規，也就是所謂的「羅生門現象」。所以，即便某本史書的內容比較詳盡（畫面清晰度足夠高），也並不足以發現真相，需要從多個角度觀察較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觸及事件的本質。

漢末三國歷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通過研究多種史料，本書得出結論：

由於最終失敗，袁家在官方文獻中從主角淪為配角，但他們原本很長時間都是東漢末年歷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併袁家勢力的曹操，卻有幸在這場大戲的收尾之際，從配角升為主角。結果，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矮化和邊緣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輝形象」。

說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蓄意配角化、邊緣化，乃至於醜化，一點都不誇張。魯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可以說是很熟悉漢末、三國、兩晉歷史的學者了，然而就在這篇名文發表後不久，魯迅在其《三閑集·頭》一文中，卻把袁術與袁紹搞混了，以為殺田豐的是袁術。這自然不能證明魯迅的學術功底差，只能說是他沒有重視袁氏兄弟。單看《三國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簡直一無是處，樣樣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勝利才顯得理所應當。歷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麼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因為他的對手過於無能。然而，為何所有史籍在評價曹操的業績時，都要以戰勝袁紹為首呢？

得勝者的套路：「編輯」歷史

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卷末總結曹操一生的功勛時，說在曹操一生的對手之中，唯有袁紹「強盛莫敵」，而不提董卓、呂布、劉表、陶謙、袁術、孫策、劉備等其他勢力。范曄在《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卷末更盛讚道：「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這些史家的議論都表明，在曹操的所有對手中，袁紹是最難對付的。

關於曹操戰勝袁紹的過程，史書中的記載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處。單論官渡之戰時兵力的數據，按照《三國志》記載，曹操先收編了30餘萬黃巾軍，討呂布時也擁有「十萬之眾」，怎麼會在官渡之戰時「兵不滿萬」？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認為，官渡之戰時，袁曹雙方的兵力其實應當大致相等，在5.8萬~11萬人之間。《三國志》又多次強調，袁軍「果勁不及」曹軍，曹操以逸待勞，人才儲備、經濟實力和兵力都在袁紹之上，兼有天時、地利、人和，還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可以號令天下諸侯。果真如此，那麼曹操一方豈不是如郭嘉所說，佔了「十勝」的壓倒性優勢？曹操難道不應該主動進攻袁紹，並將其迅速殲滅嗎？既然官渡之戰的難度這麼低，就連平庸之輩尚且可以輕鬆地打贏（按照《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設計開發的各款三國題材電子遊戲中，曹操都可以輕易打贏官渡之戰，甚至還不如之前打呂布、劉備等小軍閥難度大），而曹操卻打得如此艱苦，以至於曹軍將士紛紛向袁紹「暗送秋波」，最終僅靠袁紹的幾名大將臨陣倒戈才驚險取勝，豈不反而說明曹操缺乏軍事才能嗎？難道「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拋開「人人異端」的道德觀念不談，曹操是傑出的政治、軍事、文學家，這早有定論。同樣，官渡之戰是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這也早有定論，永無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定論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悖論：傑出的軍事家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長期艱苦的對峙之後，勉強擊敗了一個在能力和實力上都遠遜於自己的無能之輩袁紹。而且，通過官渡之戰，曹操僅僅是將南下進攻自己的袁軍趕回河北而已，沒能奪走對方一塊土地。

官渡之戰後，曹操有南下和北上兩種選擇。當時，南方的劉表、劉備、孫權、劉璋勢力都不穩固，而且相互敵視，絕非曹操的對手。但曹操的所有謀士都認為袁紹勢力的威脅更大，勸阻曹操南征，重新經營官渡防線。袁紹死後，二子內訌，曹操趁機北伐，卻無法輕易取勝，又在河北苦戰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勢力。這五年，使孫權能夠鞏固其在江東原本並不鞏固的統治，劉備也得以網羅諸葛亮等人才，終令曹操有赤壁之敗，無法統一中國。

曹操團隊為什麼要「編輯」歷史？

實際上，史書中這一複雜難解的悖論，是為了掩蓋嚴重影響曹操形象的事實：從青年時代開始，曹操大半輩子都在為袁紹效力。直到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今河南許昌縣張潘故城）為止，曹操的大多數行動都是在袁紹的授意下進行的。當時，袁紹與曹操的關係，和劉邦與韓信、劉秀與鄧禹的關係類似，屬於主從性質。只是在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之後，曹操才逐步脫離了袁紹的控制。後來，曹操和他的筆杆子們竭盡全力，想把自己描繪成始終獨立於袁紹的歷史主角。但他們偽造歷史的時間顯然有限，思慮不夠精密，工作不夠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綻，因此後人才有可能用以袁紹為主線的視角，來審視漢末歷史。也只有這樣做，圍繞袁、曹二人的種種歷史謎團才能迎刃而解，我們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戰時面臨的真實困難。

曹操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作為三國的建立者和東漢帝國遺產的主要繼承人，劉備和孫堅父子都曾長期為袁紹或袁術效力，其屬下也大多有著濃厚的袁氏舊部背景。如果袁紹打贏了官渡之戰，這些人恐怕都得幫袁紹去建立一個新皇朝。從這個角度上看，曹、劉、孫三家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產，也是袁家的遺產。

為了探究東漢帝國的滅亡與曹、孫、劉三分天下的歷史根源，研究袁紹及其家族興衰的過程與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書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離破碎，真偽參半，很難獲取足夠的信息。正如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曾經說過的那樣：「任何歷史都是歷史學家的歷史，因為所有內容都是經過他篩選的。」作為書寫歷史的勝利者，曹魏及其繼承者西晉的統治者深知，如果將袁氏家族的真實故事公之於眾，將會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他們蓄意炮製出大量的虛假史料。而且，作為擔任過上百年宰相的世紀豪門，袁氏家族內部也確實隱藏著太多的奧秘。古代各部有關漢末及三國時代的史書無法取得像《史記》那樣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寫清楚袁家的興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東漢帝國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於足夠抗衡並顛覆皇權的政治資源呢？他們又為何如此受貴族和百姓的擁戴？對東漢帝國的衰落和分裂，這個豪門究竟要負多大的責任呢？

袁紹的名和字中隱藏的秘密

中國傳統學術講究「見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見大。有趣的是，從袁紹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中，就能夠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國人極為重視「名」與「字」，往往以此寄託家族的志向。譬如，劉備給年長的養子起名叫「封」，給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禪」，合為「封禪」。到泰山封禪乃是古代中國最隆重的儀式，只有統一天下的帝王可以舉行。由此可見，劉備早就有了稱帝的雄心大志。後來劉備聽從諸葛亮之言，殺劉封而立劉禪，結果只剩下一個「禪」，反而生出「禪讓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漢大臣譙周解釋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語出《三國志·杜瓊傳》）也就是預言蜀漢政權必將亡於劉禪之手。當然這也可能是譙周的弟子、《三國志》作者陳壽為了給老師臉上貼金而編造的。

袁術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實卻比「封」和「禪」還耐人尋味。

就筆者所見的資料，「公路」一詞最早出自《詩經·魏風·汾沮洳》，與「公行」「公族」並列，可能最早是官名，後來演化成對世襲貴族的代稱。袁術取「公路」為字，無疑是在炫耀自己顯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還不滿足於此。

東漢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代漢者，當塗高」的神秘預言。「公路」與「當塗高」都可以被理解為「大路」的意思，袁家意欲代漢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見。袁術終生篤信這個預言，他晚年僭號稱帝的驚世之舉就與「當塗高」直接有關。這些絕非袁術的一時衝動，而是如同「大楚興，陳勝王」一般，來自人為的長期策劃。

與「公路」相比，袁紹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複雜，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國人有一個獨特而謹慎的文化傳統—避諱。按照這一文化傳統，古代中國人絕不直稱尊長的「名」，也很少直稱同輩的「名」。而在社交場合，成年男子們通常互稱對方的「字」。不僅如此，對於很多有特殊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名詞，儘管並沒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時仍要避而遠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在被歷代中國人嚴格遵守的「避諱」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號是最特殊的一個。我們不會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武德」或「貞觀」，也不會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洪武」或「永樂」，更不會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會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什麼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紹的字「本初」，正是東漢質帝劉纘的年號！由於漢質帝即位當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導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漢之前，中國並無帝王年號；雖然漢文帝將自己的在位期分為「前元」和「後元」兩段，漢景帝又分為「前元」「中元」和「後元」三段，但都不被視為嚴格的皇帝年號。年號的正式設立始於漢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時改年號為「建元」，此後每6年就改年號（即所謂「改元」）一次。因為是初生事物，所以漢朝人並不嚴格避諱皇帝年號。

隋唐以前，中國社會風氣寬鬆，不僅無須嚴格避諱本朝皇帝年號，甚至也無須嚴格避諱皇帝的名字。西晉人陳壽在《三國志》中，竟然大書已經被西晉朝廷追認為「先帝」的「司馬懿」和「司馬炎」姓名，對另一位「先帝」司馬昭雖尊稱「文王」，卻又大書「張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司馬師、司馬昭、陳泰、鍾毓和鍾會等名士在開玩笑時，還曾故意觸犯對方父親的名諱。根據清朝學者周廣業所著《經史避名匯考》中所做的考證，晉惠帝「永康」年間，吳興郡的永康縣（今永康市）改名為武康縣，是中國第一次針對年號採取的避諱，但這在當時可能只是為了免於發生誤解而採取的臨時措施。後世的中國皇帝越來越懶於改年號，明清皇帝更是幾乎終身不改年號，年號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間的別稱，再加上專制統治日益嚴密，避諱才變得越來越嚴了。

不過，袁紹取「字」為當朝皇帝年號「本初」，仍然顯得十分突兀和奇異，顯然是蓄意而為。難道他要藉此紀念在本初元年發生的什麼事嗎？如果真有其事，這些事件又會對袁紹家族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袁紹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紹」也不同凡響。一般來說，古代中國人的名和字通常含義相似，例如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等等，而袁紹的名「紹」與字「本初」的含義卻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開啟、創始，而「紹」字卻是接續、繼承的意思。按《爾雅·釋詁》的解釋：「紹，繼也。」按《逸周書·謚法解》的解釋：「疏遠繼位曰『紹』。」可見，袁紹在繼承家業之前，其地位本來較為低下、疏遠。的確，袁紹是小妾所生，按照親緣關係來說，袁紹還有好幾位嫡兄，還有位嫡弟袁術，以及許多宗法地位較高的親戚。但是最終，袁家的領導權落到了袁紹的頭上，他「疏遠繼位」，逆襲成功，這也成為袁術後來痛恨袁紹的主要原因之一。難道父母在給袁紹起名的時候，就已經在策劃讓他「疏遠繼位」的陰謀了？

由此可見，袁紹的「名」和「字」都含有極為強烈的挑釁意味，「疏遠繼位」再加上皇帝遇難的「本初元年」，看似含義相反，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宣布要顛覆現有社會秩序。也就是說，這個孩子從出生起，就被賦予了不尋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紹的私人密碼，更是東漢帝國覆滅、三國亂世開啟的密碼。

對袁家的歷史探索得越深，疑問就會越多。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東漢末年的歷史便不完整。它們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張迷宮般的大網，掩蓋著那段雖然久經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卻仍然疑雲密布的末世東漢—那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總之，筆者認為，以曹操或劉備為中心的漢末歷史觀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觀地闡釋那個風起雲湧的歷史時代；建立以袁紹為中心的漢末歷史觀，無異於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視角，從另一個角度更全面地去回望那個極具魅力與挑戰的時代。筆者希望通過本書中對有關袁紹及其時代的剖析，恢復他在前三國時代的歷史主角地位，並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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