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票房奇蹟背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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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20天，一部以慰安婦為題材的電影《二十二》綜合票房達1.69億，一舉成為近年來國內院線紀錄片市場票房新冠軍。這樣的成績，完全超出片方的想像。從驚喜到平靜，導演郭柯坦言「《二十二》已不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個社會現象，更多的要去關注社會現象背後做什麼」。
《二十二》究竟有何魅力，又是如何在今夏院線市場成為一匹勢不可當的黑馬？
做有情感的片子，自由而不懼質疑
儘管慰安婦題材敏感，容易引動感情，但觀眾看到的《二十二》克制、平淡，自然而不刻意。畫面背後，是郭柯對自己拍攝理念的堅持——「當我們打開自己的心，不表現自己，不功利地面對，不強加自己那點所謂的感受時，天地人的情感會自然而然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溫情的畫面。」
早上7點出發，晚上5、6點收工，中午睡2個小時覺，每天就是跟老人相處，機器遠遠地架在那裡，一個固定鏡頭拍，偶爾緩搖；沒有拍攝手法就是這個被戲稱為「最輕鬆」的劇組的手法。郭柯認為，拍攝中最大的困難不是資金、不是技術，而是「怎麼跟老人相處，判斷有些東西該不該拍。像哄小孩一樣把她內心的東西『騙』出來，其實是能做到的，但是這樣做沒有意義。」
作為在商業劇情片上工作多年的團隊，克服一些潛意識的東西是有難度的。但為了多投入感情，達到最純粹的表達效果，郭柯選擇了最「自由」的方式，不同於以往「規規整整」地拍戲，不講究拍攝方式、主題、影像，也不被資本、周期、劇情等因素捆綁，沒有刻意的設計，只是「跟著感覺走」，去觀察和接受大自然給的東西，去體會和捕捉「一切都給你準備好了」的事物。
當然，對電影觀賞性的批評也隨之而來，「拍得像學生作業」、「去掉空鏡頭基本就是一個短片訪談錄」……面對質疑，郭柯回應道：「我覺得技術化的手段非常短暫，可能觀眾會買賬，但它在觀眾心裡停的時間一定不會太長，因為這是非常機械化的，它是一種手段。但我覺得笨拙一點、用真情去打動觀眾，它在觀眾心裏面停留得都會久一點。」其實，《二十二》的製作團隊已在影視圈摸爬滾打多年，這次不過是「讓技術過關的人用很簡單的方式在拍」,而「這部片子不是拿技術可以規範的」。
從製作角度來看，「《二十二》不能說是一個很精細的片子，但這恰好是它的一個特點。它是歷史的、紀實的影片，有凝重、紀實這樣的優點，」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張同道認為，「它的某些特點既是優點又是缺點，所以你很難說有一個盡善盡美的東西」。
在泛娛樂化的時代，欣賞嚴肅內容本就是一場文化苦旅，要求有平和沉靜的心態和樂于思考追問的品格做支撐。在喧囂嘈雜的市場環境中，《二十二》用真誠不加修飾的方式和純粹細膩的情感表達打動了觀眾。
架起影像的橋樑，社會關愛成票房
相比於作品本身，郭柯相信是大家對老人們的關愛轉化成了票房，他只不過是通過影像這種媒介，把愛心匯聚起來。無論是明星對影片的贊助聲援，意見領袖的自覺發聲，還是普通民眾對超前點映、眾籌和轉發的支持，通過名人效應和新媒體傳播的力量，觀眾的共同情感通過一部電影集結起來，最後轉化成票房。
而《二十二》引發關注，不是偶然。張同道分析，「這個片子的主題是非常凝重的，風格也是很嚴肅的，但是它所思考的問題雖然不是和每個人相關，但其實是和我們的民族相關，是和我們的歷史相關，這個相關性就構成大家看這個片子的理由。」同時，影片放映正值抗戰紀念日的特殊時期，它「讓我們知道今天的繁榮並不是一個泡沫一樣、氣球一樣飄在空中的東西，它的背後有著這樣一種苦難的歷史。而這個歷史是我們民族傷痛的一部分。通過《二十二》就連接了今天和歷史，這是一部紀錄片非常重要的功能，它集中了社會的一種情感表達。」
有人質疑《二十二》濫用題材，沒有深挖。郭柯卻說：「我還真不關心電影怎麼做，我只關心這些老人現在的狀況，所以就要最真實地展現她們。一部電影才多麼渺小啊，為什麼把人都忘了？居然能在人面前，把人往後放，簡直不可思議。」面對「慰安婦」和「老人」兩個身份，郭柯選擇把「老人」放在前面。
「尊重老人，把她們看成活生生的人，不要把她們標籤化。」這是郭柯提供的一個對家國記憶的觀察窗口。沒有撕心裂肺的苦痛，沒有苦大仇深的羈絆，多數時候，老人們在鏡頭前的表現是平靜的、緩慢的、沉默的，甚至是樂觀的。當92歲的韋紹蘭老人笑著唱到「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時，當一位90歲老人再看曾經迫害她的人群，笑著說「他們也老了」時，她們訴說的可能是一份釋懷。面對歷史問題，要允許當事人釋懷，幫助她們走出苦痛的記憶，而非屢屢在其傷口上撒鹽；但整個民族不會選擇遺忘。銘記歷史，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而不是全由這些飽經滄桑的老人背負，或在她們身上尋找民族情緒的爆發點和出於獵奇心理的素材來源。從老人本身出發，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多多關心年事已高的她們，感受她們的溫度，才是應有之義。郭柯說：「不要再去害怕她們，像以前一樣說『慰安婦就是恥辱』，應該正確地認識她們。」
在去標籤化的態度轉變中，用一顆溫柔、善良的心去看待這個社會，把愛心和溫暖傳遞給下一代，這才是對社會更有持久力、意義更加重大的精神滋養。可以看出，《二十二》票房的勝利，已不再僅僅是一部電影的勝利，更應該是愛的勝利。人們自願走進影院，不單是一次娛樂消遣活動，而更像一場在關注慰安婦老人過程中釋放友好信號、傳遞良善的社會行動。
觀望紀錄片市場，「寒冬」中的復興
除了製片方與觀眾在情感上的契合以及對電影進行宣傳的合力，《二十二》票房奇蹟的誕生也有賴於國內紀錄片產業的復興態勢。
排片量小、票房佔比低，紀錄片作為一種小眾化的電影類型，長期在主流商業市場表現低迷。但去年，像《我們誕生在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一批紀錄片取得了不錯的反響。據《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6）》統計顯示，去年「純」紀錄電影票房總計8032萬，創下紀錄電影新高。
「紀錄片衝擊院線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了，是哪個片子會爆說不準，但幾年之內一定會有一個片子像一匹黑馬一樣，中國大陸市場具備了這樣一種文化氣氛」，張同道表示，「如果在前幾年市場只追求商業大片的環境中，那《二十二》就沒有成功的可能。」乘著中國電影市場變化的東風，《二十二》成為了那匹黑馬，讓社會認識到紀錄片用一種什麼方式參與到社會文化的生態建設中。
隨著分眾市場的形成，紀錄片慢慢在公眾放映中獲得一席之地，這說明觀眾更成熟，市場的需求更趨多元化，而不至於都變成清一色的商業大片。「商業大片是給大眾帶來了娛樂，但是也帶來文化的專政，文化的暴政。簡單來說，它能讓人的思想變得簡單，美學變得簡陋，」張同道認為，紀錄片在院線市場的推廣是很有必要的，而分眾市場的形成作為電影市場的一個巨大變化，與中國文化建設、文化發展、文化成熟是有關係的。但是，總的來說，國內紀錄片仍面臨著工業化程度不高，市場發育不成熟，品牌質量、數量和穩定性表現不佳等短板。要說「紀錄片的春天」來了，恐怕還操之過急。
無論如何，不妨讓《二十二》在紀錄片市場閃現出的一絲曙光成為一種期冀與動力。
本期編輯：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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