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哪些東西掩蓋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本來面目？

「德先生賽先生論」，篇六

中國的科學與民主進程起步確實稍晚，

但這並非最關鍵的問題。

問題之一：

我們對科學與民主的最初定位

以及長期動蕩的歷史

著實掩蓋了其本來面目

德先生和賽先生垂臨華夏大地時，文明古國正被科學、民主發展了幾百年後日益強大的西方所凌辱。

林則徐、魏源等「開眼看世界」，不過是因「鴉片戰爭」之震撼而驚醒，進而「圖存」；

魏源在《海國圖志》序中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石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1頁）。

其後所謂「洋務運動[2]」，「實業救國」[3]，「立憲救國」[4]，甚至楊度所謂「君憲救國」[5]，無一不是面向「救國」二字。

洋務派曾做出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學習西方的努力，如恭親王與文祥等滿清上層的「自強」論，以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重臣的「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參見【美】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83頁）。

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等「實業救國」論者，主張已發展實業來救國於水火，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形成鮮明對立。

清王朝在其垂垂老矣的最後幾十年，為中國的民主憲政做出了一番不容置疑的努力（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也不論其結果如何，至少曾經朝著民主邁出了步伐。

袁世凱當政期間，楊度以《君憲救國論》（參見劉晴波編：《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頁）呈袁，袁倒台後楊作為「帝制禍首」而遭通緝。當然，楊度後來為中國革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參見劉晴波：《論楊度——代序言》）。

科學精神、民主法治，不能全然致力於國人的精神需求，所謂「獲得認可的鬥爭」被民族的「救亡圖存」所代替；所謂「個性伸展與社會性發達」寄寓於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中。

恰在動蕩不堪的將近百年時間裡，「民族獨立」、「民主革命」等「高尚」的價值目標，將科學與民主的本來面目淹沒在歷史洪流中。

歷史並不容的你靜下心來認真思考：如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國家建設合適的自由與民主制度，如何發展惠及國人的科學技術。

思考尚且不容，更勿論制度構建了。

當然，孫中山中國革命的「三時期」論，涉及了「建設」——「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2頁。）但是後來由於複雜的主客觀因素，「建設」之路屢屢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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