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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的核心遺產:擁抱國際主流社會 | 短史記

文 | 諶旭彬




1945年9月3日,重慶陷入狂歡:




「是人浪,是熱浪,是歡騰的海。勝利的空氣,到處在流,泛濫著。……清晨,人們就帶著這二十餘日來期待著的興奮,整飾了衣冠,從家裡、辦公處、工作房衝出來,投向每一個通街,人與人棱織著成了線,成了流,成了巨匯……」①




「街上擁擠不堪,馬路上時時為之塞。……全市鼓聲齊作……沿街市民對遊行隊伍狂呼不已……許多爬上屋頂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熱鬧,市民都湧上街頭,全市燈火輝煌,爆竹聲和歡呼聲不絕於耳。」②




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貼切感受到七十年國人奔涌的喜悅。




惟喜悅之外,梳理抗戰遺產,更是今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二周年,不可或缺的應有之義。這一遺產,就精神層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堅忍不拔」之意志。




試舉三例:




例1。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時,中國是極其落後的農業國,而日本已經是很先進的工業國——以鋼為例,該年,日本的產量是508萬噸,而中國僅有區區4萬噸。基礎工業的落後,直接反饋在軍事實力上,以步槍為例,日本在戰爭期間,生產了357萬支步槍,而中國的產量不足40萬支,且基本上得不到來自盟國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資,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國國內戰場僅獲得1000支美援步槍的補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決策層若無「堅忍不拔」之意志,是沒有勇氣將抗戰堅持八年之久的。這種意志,誠如蔣百里所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例2。

八年抗戰,中國付出了經濟全面破產的巨大代價,自農民、工人、公務員至軍人,無不時刻處於饑饉之中。以士兵為例,局部抗戰(1931-1937)時期,一個底層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約可以相當於擁地50畝的半自耕農;但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財政迅速破產——以1939年為例,該年財政預算,支出需28萬萬元,而收入只有2.9萬萬元——士兵的飲食標準也迅速下跌。比較之下,不論質,單論量,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1.6磅,還只是文字標準,並非實際所得。1940年後,中國軍隊普遍改三餐製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中國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④條件如此艱難,士兵們若無「堅忍不拔」之意志,是無法堅持到抗戰的最終勝利的。



例3。

全面抗戰前的中國,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義而遂個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兩廣軍閥發動的「六一事變」,就是一場打著「北上抗日」旗號、卻事先取得了日軍的諒解與援助的不堪陰謀。⑤類似情形,在抗戰中仍常有出現,如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山西之閻錫山即恢復了與日軍之間的往來;1943年,又有西康軍閥劉文輝破壞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籌修。⑥如此種種,均需以「堅忍」的方式來處理,方能維繫各派系抗日統一戰線。此種「堅忍」,也存在於同盟國的相處之中,如滇緬戰場上英軍對中國軍隊的不負責任,如美國陸軍部對中國軍隊指揮權的無理攘奪等等。⑦





圖:1945年9月3日,重慶街頭,民眾歡慶抗戰勝利




其二,乃是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的長遠眼光。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當時的「國際主流社會」乃是國際聯盟。戰敗後,1951年,日本外務省啟動了一項秘密調研,旨在徹底檢討自「滿洲事變」以來,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在這項秘密調研中,外務省留下了這樣的反思:





「退出國際聯盟成了日本和美英決裂的發端,如果當時有即便出現四十二票對一票的情況,也應設法留在國際聯盟這樣積極寬闊的視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於1934年12月29日廢除華盛頓海軍裁軍條約,另於1936年1月15日退出倫敦裁軍會議。……這樣,日本和美英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最終陷入國際孤立的狀態。……日本國內便有人開始倡導……和德國謀求接近。」⑧




反觀中國,即便是在1940年英、法國相繼對日綏靖,宣布對中國關閉滇越路、滇緬路之時,也仍不為國內輿論所左右——當時高層及民間要求政府轉走親德路線的聲浪很高,如孫科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張「召回我駐英駐法大使」、「退出國聯」——始終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⑨,「親近英法、疏遠德意」。




如蔣介石所言:




「我們抗戰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中日問題,就是遠東問題,亦就是太平洋問題,只有由遠東有關的英美法蘇等國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國際會議,公正解決,才與各國都有益處,才能得到遠東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⑩




與日本的戰後反思相對照,中國政府在戰時外交最艱險之時,堅持與國聯主要國家站在同一立場,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最終得以五常身份,參與創建新的「國際主流社會」——聯合國,其眼光實可謂深遠。今人亦仍受其遺澤。





圖:1945年9月2日,東京灣,美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政府簽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注釋


①中央日報,《勝利日在重慶》,1945年9月4日。②新華日報,《八年抗戰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熱烈慶祝》,1945年9月4日。③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④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⑤諶旭彬,《日軍支持下的一場「北上抗日」鬧劇》,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00期。⑥諶旭彬,《中印公路:蔣介石鮮為人知的盤算》,短史記第382期。⑦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時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⑧《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⑨「擁抱國際主流社會」這一說法,引自: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⑩蔣介石,《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年11月18日出席五屆六中全會第六次會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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