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衡到陶淵明 不得不說的田園故事

張衡（78年—139年）的《歸田賦》被當成第一篇寫田園的作品來看待，但這裡有個疑問：何以張衡之前三百來年的漢代文學竟絲毫不見田園文學的蹤影，而張衡為什麼就能寫出《歸田賦》來？

問題可能就出在「歸田」二字上。

田園文學的產生，需要有田園（土地），有文學，有文學家（這些漢代都具備），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還缺少最為重要、最為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對田園的興趣，對田園的審美。

只有對田園發生了興趣，且以審美的眼光去觀照田園的時候，才會有田園文學的產生。

1

考察張衡之前的漢代歷史和文學，發現缺少的恰恰就是「歸田」這最重要的一環。

就耳目所及，在西漢前中期150餘年間未出現過。由此可見，西漢前中期很少有人有歸鄉之興或田園之志，至於田園的描寫那就更看不到了。

西漢後期逐漸發生了變化，但也不是太多，而且各人的情況也不盡同。較早的例子如楊惲，其約作於漢宣帝五鳳四年《報孫會宗書》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漢書·楊惲傳》）書是楊惲被免為庶人回歸鄉里後所作，從書中憤激之語來看，並非從內心深處真正對田園發生了興趣。

貢禹和疏廣是另外的情形。

漢元帝初元二年，年八十一的貢禹（前127年—前44年）因為年老，上書乞歸：「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漢書·貢禹傳》）

疏廣遵循「知足不辱」的古訓，「歸老故鄉，以壽命終」（《漢書·疏廣傳》）。

另外還有劉向，漢元帝永光元年上書：「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漢書·楚元王傳》）

這幾例的時間都非常接近，集中發生在公元前54年至前43年這十二三年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漢代人在現實中遭遇困境時，常常是回歸於內心，藉助於老莊求得精神上的解脫，而很少有實際行動上的出走。

如賈誼，其《鵩鳥賦》《吊屈原賦》始終縈繞著死亡的影子，他想到的卻只是如何去順應死亡；

如司馬遷，悲士之不遇，卻「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悲士不遇賦》）；

如揚雄，看到歷史上那些驚心動魄的悲劇後，採取的則是「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太玄賦》），最終仍是回歸了內心。

這一狀況到了王莽和東漢初期，才有了明顯的改變，逐漸走出內心，有時也走向田園，如龔勝、龔舍兄弟，如邴漢、薛方、崔篆、崔駰等。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原因比較複雜，王莽當政及篡位，西漢、東漢交替之際社會動蕩，這些可能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還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因素，那就是漢代的仕宦制度。

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認為，西漢時，「朝臣去官，無論是致仕、免官皆住在長安不回原籍」，「西漢後期，大臣致仕歸鄉里的漸漸多起來」。「東漢的政策，和西漢相反，除外戚家族和特許者外，一般大臣去官就要回歸鄉里原籍，而且還不得私歸京師。」

何先生的說法未免絕對了些，西漢致仕或免官歸鄉的例子也可以找出一些來，但就整體情況而言，何先生的判斷還是可以信從的。

由此可見文人士大夫「歸田之志」的興起是如何不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衡的《歸田賦》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是漢代比較早、比較明確地表達「歸田之志」的，且以審美的眼光去觀照、描述「田園」。

這也為張衡之前（特別是漢代以來）何以沒有田園文學產生的問題似乎找到了一些較為合理的解釋：因為始終不見有「歸田之志」（「田園之志」）的興起。儘管這不可能是原因的全部，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個。

2

張衡創作《歸田賦》的直接誘因可能和安平崔氏家族有關，但是《歸田賦》的性質和精神卻基因於漢代大賦。

《歸田賦》的開頭講歸田的原因，可不必論；中間和後面兩部分寫的都是歸田生活和歸田之樂，約為三端：一是自然風物之樂，二是弋釣狩獵之樂，三是彈琴、讀書和寫作之樂。這都脫胎於漢代大賦。

此三端中，自然風物是作為背景和陪襯出現的；狩獵垂釣是核心，這也是漢大賦中最典型的場景、最突出的意象；讀書之樂則是從枚乘《七發》中的「要言妙道」衍生而來，經過後來辭賦家的不斷明晰和深化，成為對抗盤游逸樂的制欲法寶、導引帝王入於正途的不二法門，這也是漢大賦諷諫之所在，是全文最後的升華，本質上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願望。

由此不難看出《歸田賦》與漢大賦思路相同，結構相近，辭彙和用語方式都極為相似。《歸田賦》雖然已不再有漢大賦那般壯闊的場景和喧囂的聲勢，顯得幽靜、從容而嫻雅，但骨子裡仍然潛存著漢大賦的精神和氣質，靈魂深處仍然是漢大賦餘音的迴響。

當張衡從政治中心的京都回到鄉野田園時，在其筆下出現的竟然是漢大賦中常見的「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龍吟方澤，虎嘯山丘」，這究竟是田園的真實一幕，還是漢大賦場景的潛意識移植？

不僅如此，賦中所寫時令，也並非止於真實的「仲春令月」，而應是錯雜一年四季而言之，因為弋射是不可能發生在仲春的，《禮記·月令》於春季有明文禁止田獵，以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賦中其實說得很明白，是「極盤游之至樂」。

這絕對不是「歸」的姿態，更不是陶淵明那種嚮往其中的擁抱，它根本上就是一場遊樂，只不過是把帝王的苑囿置換成了鄉野，更符合當時文人士大夫「樂而不淫」的遊樂理想。

文徵明楷書《歸去來兮辭》資料圖片

這些，也許對理解《歸田賦》的性質不無助益吧。

3

《歸田賦》雖以「田」命篇，以「歸田」見意，文中卻很少見到後世所謂「田園」的描寫，但這又的的確確就是張衡眼中、心裡、筆下的田園。

其實在漢代其他藝術中，田園早已成為重要的題材或內容，特別是漢畫像石、畫像磚，涉及的田園和田園生活非常廣泛，從農業作物、經濟果木到勞作場景、家禽牲畜以及庖廚宴飲、屋舍田野等，弋射垂釣更是眾多雕繪展示中非常常見的畫面，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當時豪族地主對享樂生活的追求和《歸田賦》所寫不虛。

為什麼更具田園意味的物象、場景卻沒有進入《歸田賦》的視野呢？

如果我們承認前文所論《歸田賦》的意象、構思及意識源於漢大賦，那就很容易理解真正的田園還不可能成為其遊樂理想的一部分。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的解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真正的田園審美還沒有建立起來，於是就不自覺地以前者替代了後者。

漢代的大莊園經濟形態阻礙了田園進入作家的審美視野，也阻礙了真正的田園文學的產生。而莊園的功能，不僅有耕種、紡織、釀造、冶煉，還有小手工業和商販，時局危急時甚至還可以「營塹自守」（如「塢壁」）。其功能之全，管理之嚴，都是此前所未睹。崔篆之子崔寔撰寫的《四民月令》其實就是這種大莊園形式的真實描寫。

這種自給自足而又封閉的大莊園進一步加深了階層的分化。崔瑗的父親崔駰曾寫過一篇《博徒論》，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眼裡的農夫是如何卑賤和微不足道，連「博徒」這樣身份的人都可以對農夫肆意嘲笑，於是這些農夫以及與其相聯繫的田園也自然不太可能獲得士大夫們的青睞和好感。

這使得自西漢後期就已經啟動的歸田之志，雖經張衡高調揭出，卻始終不能誘發對田園的審美，一直到東漢後期的仲長統（179年—220年），仍然在做著大莊園主的夢，滿眼都是物質的欲求，卻看不到對田園興起絲毫的審美觀照。

這也使張衡的《歸田賦》與陶淵明的田園文學有了質的區別。無論在辭賦還是在詩里，陶淵明筆下都不會出現「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這樣血淋淋的文字。

在張衡的眼裡，因為仍然延續著漢大賦的意識，魚、鳥只是滿足人口腹之慾的物；而在陶淵明眼裡，魚、鳥已與人融為一體，成為追求自由人格的隱喻和象徵。

毫無疑問，陶淵明的田園才是真正的田園，其筆下的田園文學才是真正的田園文學。從張衡到陶淵明，之間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不僅要翻過潘岳的《閑居賦》、石崇的《思歸引》，更要翻過橫亘在他們之間的那道意識上的鴻溝。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9月4日《從「田園之志」到田園文學》

圖片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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